中国史学史第3课

中国史学史第三课：

中西史学的会通

武少民

一、[教学内容]

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以武力冲开中国大门，中国迅速陷于民族、国家生死存亡的困境。这时，一些目光敏锐的思想家超越传统的中国中心意识，在一种大大拓宽了的世界意识下，撰写他国的历史。

1．魏源、王韬、黄遵宪

魏源在鸦片战争失败后，痛定思痛，为了抗御西方殖民主义者的侵略，积极了解英国及其他各国情况，在林则徐《四洲志》的基础上，扩大编撰成《海国图志》。书中采辑了西人著作计20余种，除部分是早期来华传教士的著作外，其余均为鸦片战

争前后来华西人的最新著作，初步运用对比法，研究东西方历史的异同和联系。其中的《南洋西洋各国教门表》、《中国西洋历法异同表》、《中国西洋纪年通表》等，对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各世界宗教和中西纪年历史作了对比考察。在此之前，中国正史之中的外国史地，多简略而失实。《海国图志》向人们提供了几十幅新的世界各国地图，详述各国史地，从亚洲、澳洲、非洲、欧洲、美洲依次展开，这大大开拓了国人的世界眼光。曾经游学欧洲的王韬所作《法国志略》二十四卷，根据日人冈千仞所著《法兰西志》、冈本监辅著《万国史记》等著作和报刊资料，加上其在欧洲的亲见亲闻，展现出法国的历史。在这本书中，王韬提出了中国人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紧迫性，认为国人如果“固陋自安”则人无以自奋、国无以自立。黄遵宪曾任中国驻日使

馆参赞，他搜集日本历史、文化资料，采用图书200余种，加以实地调查，著成《日本国志》40卷，分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兵事、刑法、学术、礼俗、物产、工艺等12类，记述日本从古代至明治维新3000多年的历史。在《日本国志》的《学术志》中，黄遵宪主张汉学、西学兼而用之，走会通之路，认为明治维新的成功证明汉学、西学可以兼用，日本的历史表明不可盲目排斥西学。

2．严复、王国维、何炳松、梁启超

在黄遵宪之后，严复、王国维、何炳松、梁启超等人都大力倡导中西史学的会通，并分别做出各自的贡献。严复对中西文化作了大量的比较研究，他既真切认识到两种文化的巨大差异，同时又能“即异观同”，发现中西文化的共性。从1895年的《原强》、《辟韩》等政论文，到1898年

出版发行的译作《天演论》，严复介绍了众多的西学理论及其相关背景知识，尤其是对进化论的介绍，深刻影响到当时中国思想界的基本观念。

王国维在1911年撰写的《〈国学丛刊〉序》中明确提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1王国维用这种态度来治史，既尊重乾嘉学派的考证精神，也汲取西方的实证思想，如孔德、穆勒、斯宾塞等人提倡的实证方法，这种实证主义史学主张把自然科学的理论和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认为有实证的历史，才是可信的历史。这就使王国维的史学研究，开创出一番新的局面，具体表现在王国维研究古史的“二重证据法”，包括三个方面：“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

1王国维：《观堂集林》（外二种），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700页。

互相参证”2而其中的“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更体现出王国维会通中西学术的境界。

五四运动前后，何炳松大力倡导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他是最早直接从欧美引进西方史学著作的中国学者之一，改变了此前从日本辗转引进、往往背离原意的状况。他在1921年翻译的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是中国史学界完整翻译过来的第一部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论的著作。何炳松努力引入西方史学理论和方法，目的是比较中西史学的异同，借鉴西方史学，建设中国新史学。因此，他抉发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之精微，为寻找西方史学理论和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结合点，作了大量尝试性工作。如1928年何炳松完成的《通史新义》，把西方史学原理和刘知几《史通》、章学诚《文史通义》所阐发的史学原

2陈寅恪：《〈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载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508页。

理对比、贯通，试图构建自己的通史理论体系。何炳松撰写的《历史研究法》一书还认为，刘知几、章学诚议论之宏通及见解之精审，决不在西方新史学家之下，特别是章学诚在发挥通史意义、辨别通史利弊等方面的观点，有时远远超过西方史学家。因此，何炳松是我国比较史学的先行者，在他的不少论著中，经常可以看到进行中西史学比较研究。

梁启超在1890年拜康有为为师后，阅读大量西学书籍，成为传播西学的代表人物。1896年，梁启超在《时务报》上发表了《西学书目表》，反映出西学对梁启超的新史学理论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西学同样对梁启超晚年从事历史研究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如西方的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兰克史学、新康德主义历史观、实用主义的史学方法、柏格森和杜里舒的“生命史观”、罗素的历史观等

都在梁启超的著作里有所体现。梁启超1922年出版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既对中国传统史学方法批判性继承，又对西方近代各种科学方法吸收和借鉴，从而建立了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理论体系的轮廓。梁启超既反对“崇古”，也反对“崇洋”，认为学问无国界，无主奴之见，对西学的吸收要食而能化。

著名历史学家金毓黼在《中国史学史》一书中认为，清季至民国三十年前后是中国史学的革新期，“本期学者，如章太炎先生，论史之旨，已异于前期，而梁启超氏，更以新史学相号召，而王国维氏，尤尽瘁于文字器物以考证古史，其他以西哲之史学，灌输于吾国者，亦大有人在，其势若不可遏，有中西合流之势，物穷则变，理有固然，名以革新，未为不当。”3可见当时中西合流、中西会通

3金毓黻：《中国史学史》，第428页。

已成为一种时代潮流。

3．李大钊、郭沫若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也是中西会通的，其中李大钊、郭沫若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坚持唯物史观的基础上在大力吸收西方新学理对发展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做出了重要贡献。李大钊于1920年在北京大学等校开设《史学思想史》课程，写出了《史学思想史讲义》。其讲义内容，包括有《史观》、《今与古》、《鲍丹的历史思想》、《韦柯及其历史思想》、《马克思的历史哲学与理恺尔的历史哲学》、《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等题目。李大钊探讨了近代欧洲历史哲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也研究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的产生与发展，这些研究启发了李大钊提出建立新的历史哲学学科的设想。1924年，李大钊出版《史学要论》一书，它是我国第一部系统地阐述历史唯物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