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形态与时代使命

　重庆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2期

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形态与时代使命

王　顺　达

(重庆市委党校　哲学教研部,重庆　400041)

摘要:认识自己,把握自己,才能承担起自己应担当的历史使命。知识分子必须从自身的社会定位中,从自身发展的历史形态中才能认识清楚自己,并最终真正承担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关键词:知识分子;历史形态;使命

中图分类号:C9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936(2002)02-0070-06

知识分子问题一直是近年来学界的热点问题,但在“知识分子”的定位上并没有统一的认识,对知识分子界定的标准也没有统一,有侧重职业上进行划分,有侧重性格特征方面进行定义,也有从价值取向上对知识分子进行界定。本文认为,对知识分子这一复杂而历史悠久的社会群体,单用某一种标准从某一方面进行界定很难说明。应在全面分析各种观点的基础上,结合其历史发展的形态进行分析,也才能在纷扰的社会现实中认清知识分子所处的社会地位和所承担的历史使命。

一、“知识分子”定位

什么叫知识分子?综合目前国际国内的研究成果,笔者认为,“知识分子”应具有以下特点:

首先,是受过相当程度的教育,具有一定程度的知识,且被时代认可为有知识的人。这是对“知识分子”的语义界定。以语义界定为根据,进而确定其职业范围:“曾受相当教育,较一般俗人有学识趣味与一艺之长的人们。学校教员、牧师、画家、医师、新闻记者、公署职员、文士、工场技师,都是这类的人物。”①当然也存在着不同看法:“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②所以作为知识分子,还必须同时具有:

第二,强烈的参与意识。具有强烈的政治参与意识,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传统,即使他们自称“不在其位,则不谋其政”,实际上却是“进亦忧,退亦忧”,“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之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③也就是孟子所说“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孟子·公孙丑下》他们很少以一己之利作为考虑社会、国家前途的出发点,这是因为他们:

第三,除了自己的知识外,没有其他谋生手段和资本。他们从事的职业是脑力劳动,靠自己的知识、

收稿日期:2001-09-11

作者简介:王顺达,重庆市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

智能为生,所谓“无恒产而有恒心”,没有经济基础。因为谋生手段上这一特点,知识分子在一些特殊时期,可能成为“游士”或“养士”;因其无“恒产”,他们成了“皮毛”理论的注释。因其有“恒心”他们又成为:第四,思想和文化传统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创新者。这一群体也常以此自踞,所谓“仁以为己任”、“死而后已”;作任何事情往往是从自己的理想或既定的道德原则出发,所谓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知识分子继承传统,传播文化,又总是以传统的或自己认可的价值标准来衡量、修正现实社会中的一切。因其固守传统、坚持“一以贯之”的“道”,显得不识时务和“迂腐”,但历史总是认同他们对现实的这种修正,所以又作为:

第五,时代的精神和灵魂,是人类基本价值体系的保守者。他们以“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作为自己的价值取向,并忠实于自己的价值,甚至“无终食之间违仁,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任何重大的社会历史事件,不论是否与自己有没有直接关系,对自己不论是有利或有害,他们不为纷扰的表象所迷惑,而透过现象对其作道德的和历史的批判。他们构成“社会良心”,这种“良心”所体现的是一种普世关怀和永世之忧的精神,所以具有一种强烈的:

第六,“宗教担当精神”。真正的知识分子能够超越个人利害,超越社会的各种表象,对社会、对人类的命运和未来,具有一种普遍而永恒的关怀和同情。这种以人类为永忧的“宗教精神”,即是路德说的:“当常人犹懵懵懂懂时,这种人却已早发慧悟,究心于兹:如何避免生活上的腐化,如何透过死亡以获得生命的意义。”

本文认为,应同时具备上述几个方面的特质,才具备知识分子的充分必要条件。正是这样的知识分子构成了中国历史的一条有力的动脉。尽管知识分子的个体性格存在着很大差异,不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也在变化着自己的特点,但知识分子的这一动脉却始终未改变。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三千多年,历经二十多个王朝,中国的知识分子与文字共生,与历史同步。在漫长的历史演化中,中国知识分子在这一大传统下,经历了五种历史形态的更替:“巫”、“士”、“士大夫”、“学者”和“专业技术人员”。为了深入认识中国知识分子的特性,我们首先对这五种形态作一必要的分析。

二、知识分子的历史嬗变

(一)圣贤与卑贱———祭祀“巫”和技术“巫”

知识分子的最早形态是“巫”。在知识分子的诞生问题上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知识分子的原始形态是史前时期的“巫”及殷代的巫史,他们是国家的“文化事务专家”④;另一种观点认为,知识分子的最早形态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卿大夫,如柳下惠、季文子、管仲、晏婴等,他们“是中国典型学者的原始模样”⑤,而不愿承认知识分子起源于“巫”这一事实。

人类学、宗教学的研究表明:一切民族的起源都与“巫”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中国也和世界各民族文化发展的历程一样,“巫”在早期社会生活的各方面都占有重要地位,他们是最早的知识分子,是早期文化的主要承载者和传继者,是价值体系的维护者。“神巫文化”或“巫文化”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特质。司马迁说:“自三代之兴,各据祯祥。涂山之兆从而夏启世,飞燕之卜顺故殷兴,百谷之筮吉故周王。王者决定诸疑,参以卜筮,断以蓍龟,不易之道也。”(《史记·龟策列传》司马迁认为,夏商周三代都是“以卜筮事神明”,而且是“王者决定诸疑”的“不易之道”。国家要决定任何重大事项,如重大的农事活动、出兵打仗等,首先要听取神、上帝的旨意:“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礼记·礼运》)“巫”担负着祭天、问神的重任。“知地者智,知天者圣”(《国语楚语》),所以,巫“是知天知地又是能通天通地的专家……是当时最重要的知识分子……”⑥

人们的一切行动都必须按上天的意志办,所谓按天、神的旨意办,实际上就是按“巫”祭祀、占卜的结果办,祭祀所得的结果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国君也不得例外。三个人占卜,听取多数的意见,如果国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