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话语问题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话语问题摘要：从运用语言的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创新、宣传、推广、普及马克思主义话语，并使之成为社会优势话语的过程。

为此，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的话语转化问题。

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必须在思想层面上与中国的特殊国情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才能为大众所需要；必须在语言形式上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才能为大众乐于接受；必须与时俱进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与语境，才能始终如一地具有说服力和感召力。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语言；话语中图分类号：d61；b00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4074（2012）05010105思想既通过语言形成，也通过语言与外在的客观世界相联系，并借助于语言展现出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语言和意识具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语言是一种实践的、既为别人存在因而也为我自身而存在的、现实的意识”。

1（p81）克思主义本身作为一种学说的创立离不开语言，作为一种思想的传播必须依靠语言才能转变成他人所能把握的东西。

人类运用语言进行思维、表达思想的产物就是话语。

从运用语言的角度来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该具有特定的话语方式，从而必然伴随着话语转化。

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之维语言无处不在，是人类须臾不能离开的工具。

正是由于语言的存在，人与人之间才能表达感情、传递消息、交流思想、沟通关系，从而使得社会的相互联系和彼此合作成为可能。

也正是由于语言的承载，人们才可以知晓人类社会最久远的历史状况，才可以了解世界各地发生的最新事件。

更为重要的是，人们还运用语言进行传道、授业、解惑，通过语言的转换实现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文化交流，人类的全部精神财富主要是通过语言并以语言的形式保存下来。

在某种意义上，人就是一种语言的存在。

离开了语言，人不但不能思想和交流，甚至难以生存于世界之中。

古代希腊人把人界定为“会说话的动物”。

中国传统儒家认为，“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谷梁传·僖公二十二年》）。

德国现代哲学家卡西尔也不无感慨地说，“语言从我们生命伊始、意识初来，就围绕着我们，它与我们智力发展的每一步紧依为伴。

语言犹如我们的思想和情感、知觉和概念得以生存的精神空气。

在此之外，我们就不能呼吸。

”2（p391）不及的重要意义，意味着语言对于任何与人相关的问题来说都是、也应当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要素或视角。

20世纪以来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从语言入手探讨政治、历史、文化、心理、文艺、传播等交叉学科的兴起，以及诸如“话语”和“话语分析”之类术语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流行，都深刻地表明了这一点。

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活动及其目标的实现来说，语言以及基于语言视角的研究同样是不能缺失的。

事实上，正是由于语言对于人类历史及精神活动的特殊意义，马克思、恩格斯极为重视语言与语言学问题。

他们从来不吝惜自己时间和精力去学习他们所需要的语言，并且始终关注语言学的发展，因而对语言及其与精神生产的关系有着深刻洞见。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强调思想观念的生产“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而且生动形象地指出“‘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

2（p72， 81）的这样一种“纠缠”关系，我们不难看到语言在马克思主义形成和首先，语言是表象经验对象的前提，它的存在是人类思考外部世界的前提条件。

人们正是借助语言才能对互不联系的单个事物与现象的认识，从具体到抽象，从现象到本质，过渡到对它们的概念形式的综合反映，进行定义、判断、推理等思维活动。

语言是定义、判断、推理等思维活动的工具，记录着思维的成果，并使思维在一定程度上摆脱物质世界的约束得到深化。

因而，语言在人类精神生产过程中发挥着阶梯作用。

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精神生产的成果，作为极为复杂的智力活动的产物，其形成和发展须臾不能离开语言。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正是凭借语言获得了认知世界的阶梯，使思维沿着从个别到一般、从具体到抽象拾级而上，从而科学展现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规律和理想境界。

其次，语言对于思想观念的“纠缠”还表现为它作为媒介和桥梁的作用。

思想的对象与思想过程本身，都必须依靠语言才能转变成他人思想所能把握的东西。

正如斯大林所指出的，“语言是手段、工具，人们利用它来彼此交际，交流思想，达到互相了解。

语言是同思维直接联系的，它把人的思维活动的结果、认识活动的成果用词和句中词的组合记载下来，巩固起来，这样就使人类社会中的思想交流成为可能了”。

3（p20）还可以凭借其他的符号，例如钟声、号角、图表、信号灯、旗语、体态、舞蹈等，但其所能传达的思想却是极其有限的。

语言毫无疑问是人们表达和传递思想观念最为重要的符号系统。

离开语言这个媒介和桥梁，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就不可能知晓和引入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宣传和推广马克思主义。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本身作为人类思想史上博大精深的科学理论，其形成和发展离不开语言，其推广和普及更离不开语言。

在很大程度上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运用语言去表达和交流思想的“言语活动”。

这里的“言语”既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

用语言学的术语来说，“言语”包括“有声言语”与“书面言语”。

“言语”用以表达和交流思想的形式或工具，也就是语言学意义上的“语言”，由语音、语汇、语法三部分构成。

然而，在其使用过程中，正如美国结构语言学家哈里斯所说的那样，“语言并非一些零散的词或句，而是由连贯的话语表现出来”。

4（p49）就是“话语”。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作为“言语活动”，值得我们去关注的当然不是诸如词句语法结构、文法、文体之类的纯粹语言问题，而是语言的使用，以及由语言所产生的、或者与语言活动有关的社会文化问题。

从语言应用的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就是创造、转换、宣传、推广、普及马克思主义话语，并使之成为社会优势话语的过程。

有鉴于此，现代语言学与语言哲学所强调的“话语”概念与“话语研究”，为我们进一步从语言角度理解和思考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重要的借鉴和启示。

二、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话语视角“话语”是一个被广泛使用、以致于含义混杂的概念。

根据《新牛津英语词典》，“话语”所对应的“discourse”一词有如下含义：（1）口头或书面的交流或辩论；（2）口头与书面中关于一个主题的正式讨论；（3）语言学中指一段连贯的言语、文本或对话。

通常认为，语言学中的“话语”概念最早由哈里斯提出来。

在他看来，话语是人们说的一句以上的成段的话（或一段对话）和写的一句以上的成段文句，语义上能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思和思想。

话语包括内容和形式两个方面，前者是言语表达的思想，后者则是言语借以表达思想的语言形式。

这两个方面相互依存，不可分割。

话语是思想与语言有机结合的统一体。

德国诠释学家施莱尔·马赫说：“话语只是已形成的思想本身。

”[5]p48）当马克思、恩格斯在160多年前创立自己的哲学理论和革命学说时，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话语体系。

在思想层面上说，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不仅以哲学思想为指导，有着严密的逻辑性，而且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必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和抽象性。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首要任务就在于话语体系的创造性转换，使之具有通俗易懂、形象生动、亲切感人的语言形式。

语言是思想的外在表达符号或工具，而思想则反映世界。

人们不仅借助语言进行思想活动，从而使千变万化的现象世界有序地呈现出来，而且通过语言的创造性应用，展望或想象新的世界图景，从而调整人与人的关系，利用和改造自然界。

费尔克拉认为，语言所具有的“身份功能”、“关系功能”和“观念功能”，使话语发挥着三个方面的建构效果：事物或人的身份建构，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建构以及知识和信仰体系的建构。

因而，“话语不仅是表现世界的实践，而且是在意义方面说明世界、组成世界、建构世界”。

6（p60）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强调“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造世界”也深刻地表明了话语的引导功能和建构功能。

从话语的实践效果来看，马克思主义作为话语体系的创立，为人们描述了一个前所未有、同时令人信服的现实世界，也引导他们认识到自身的力量和使命，从而去构建一个理想世界。

因此，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任务还在于说明马克思主义话语在表现世界和建构世界方面相对于其他话语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并以马克思主义话语过滤、引导、或改变人们感受、思考和言说世界的方式。

这涉及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过程中“说什么”与“怎么说”两方面的任务。

一方面，重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语言问题，意味着我们必须关注马克思主义话语呈现的外部世界与话语本身的关联性和同构性。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有极为中肯的告诫：“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

正像哲学家们把思维变成一种独立的力量那样，他们也一定要把语言变成某种独立的特殊的王国。

这就是哲学语言的秘密，在哲学语言里，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

从思想世界降到现实世界的问题，变成了从语言降到生活中的问题”。

7（p252）开了思想内容及其反映的现实现象，语言就只是“空洞的声音”和“无意义的符号”。

对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言语活动来说，我们在面对“说什么”的问题时必须面向现实，始终不能忘记语言是实践的语言，语言的目的是与事实发生关系。

另一方面，话语的现实性和实践性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关注“怎么说”的问题，亦即关注与其相关联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

不同的话语体系在语言形式和意义方面不仅是相互关联的，也是相互竞争或相互排斥的。

每一种话语系统可能都会产生对现实世界和历史发展的所谓“真理”的不同表述，并试图占据优势地位。

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体系要实现大众化的目标，自然无法回避多元话语在其传播过程中的消解与遮蔽问题。

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言语活动不能成为一种“独白”，而应当是一种“对话”。

为此，我们不仅要重视言语者和被言语者、作者和读者之间的相互作用，而且要重视语言使用的情景和背景，真正使马克思主义话语占据主导或优势地位，从而约束和引导人们朝着与这种话语系统相适应的方向去感受、思维、言说和行动。

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在思想层面上的实践性、科学性、深刻性、时代性，以及对人类历史、尤其是劳苦大众命运的关切，是其在创建以来广泛传播、深入人心的先决条件。

然而，马克思主义能够从19世纪众多社会主义流派和思潮中脱颖而出、占据优势地位，最终成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公认的指导思想，还离不开其创始人在话语构建及其语言形式方面的卓越才能和非凡努力。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他们的“言说”“为谁说”、“向谁说”有着深刻的自觉，从而极其重视“如何说”的问题。

马克思在写作《雇佣劳动与资本》时明确说明他以简单通俗为原则：“我们力求说得尽量简单和通俗，我们就当读者连最起码的政治经济学概念也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