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解汉字与识字教学

俗解汉字与识字教学

【摘要】俗解汉字是根据通行字形而对汉字形义关系作非文字学的随意解释的现象或做法，因不合古人造字原意，为汉字研究所不取。但识字教学中的俗解汉字不应全盘否定，对于那些无法分析造字原意或造字原意无法为学生所接受的汉字，它有助于加深记忆，是可备选择的教学方法之一。

【关键词】俗解汉字；识字教学；记忆

宋代王安石著有《字说》一书，其主要特点是，解释汉字形义关系时，不顾古人造字原意，“不问‘六书’，把一切汉字都看成会意字”[1]，单纯从通行字形出发进行主观臆测，其结论穿凿附会，荒诞不经，如，“波者水之皮”、“诗为寺人之言”等。因王安石用《字说》取士，致其风行当时。如王安石一般根据现行字形而对形义关系作非造字原意的随意解释的现象或做法，就是俗解汉字。俗解汉字在日常生活中大量存在，在现代识字教学中也时被运用，一般也称之为“俗文字学”或“新说文解字”等。

一、俗解汉字源远流长

王安石是俗解汉字的集大成者，但俗解汉字却非从王安石始，也非至王安石终。远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就有说解文字的风气。如，“武”，

《左传》有宣公十二年楚庄王说的“夫文止戈为武”，而根据于省吾先生的说法，“武”本义为征伐示威，征伐者必有行，止即示行，征伐者必以武器，戈即武器。[2]（556）“文止戈为武”之属不过是真正字学尚未产生时人们通过观察字形而对字义所作的解释，借以阐明一种道理或政治主张。从文字学的观点看，这样解释非造字本意，是俗解汉字的源头。[1]

与随心所欲、任意说解汉字的做法相反，传统的“六书”学说，借助古文字分析字形，探求古人造字之原意。然而，即便是影响深远、将严格还原造字原意为己任的中国文字学开创性的奠基之作──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其中属于俗解汉字的也不乏其例。著名文字学家唐兰先生指出：“像‘一贯三为王’，‘推十合一为士’，‘甲象人头’，‘乙象人颈’，说字的方法，比之那班今文经学家是不相上下的。”[3]所以如此，是因为许慎所据以探求文字形体本源的材料来源，主要是战国以来流传下来的，这些文字距其早期的面貌已远，用以分析和解释汉字的本形、本音、本义，难免出现误差。

在以后历代的汉字研究中，俗解汉字也时有所见，在生活中则更为普遍。问：贵姓？答：免贵姓章，立早章。汉字学上是将“章”切分为“音”和“十”的，“音”是音乐，“十”是个位已终了的数，合起来表示音乐完毕，本义是“音乐的一曲”。但“立早章”的说法不是为了告知对方造字原意，而是为了让听者不至于“章”“张”相混而已。

抗战胜利后，毛主席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有人问：“假如谈判失败，国共全面开战，能否战胜蒋介石？”毛主席回答：“蒋先生的蒋，是将军的“将”字头上加一棵草，他不过是一个草头将军而已。”又问：“那毛呢？”答曰：“我的毛字不是毛手毛脚的“毛”字，而是一个“反手”。意思是，共产党代表广大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要战胜国民党反动派易如反掌。毛主席的回答，其实是借汉字字形之题发挥、表达政治见解，是一种幽默术。网络上有短文，由诸如此类的文字构成：“‘土’对‘丑’说：别以为披肩发就好看，其实骨子里还是老土。”这是以汉字字形为素材的幽默艺术，读罢，让人忍俊不禁。至于文字游戏中的字谜、迷信活动中的测字是更为常见俗解汉字。

1921年12月，毛主席到安源，在工人子弟学校里，他这样教“工”字：先在黑板上写上“工”，再解释说，上边的一横线是“天”，下边一条是“地”，中间的竖线代表工人阶级自己，工人是站在地上，顶天立地，整个世界都是工人们的。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爱国人士、香港知名实业家安子介先生为了帮助外国人学汉字，编撰了《解开汉字之谜》一书。书中这样解释汉字：饿，“我”没有食物；鹅，为了表现“我”，总是高高抬着头的一种“鸟”；蛾，通过幼虫和蛹的阶段又回到了“我”的昆“虫”。[4]（119）如此解说也非造字原意。其实，“饿、鹅、蛾”的形义关系，汉字学上早有定论，如，“饿”，饥也，从食我声。[5]全国著名特级教师霍懋征老师这样剖析“聪”字：左边是耳朵的“耳”；右上边是两点，代表两只眼睛；右边中间是“口”

字，就是嘴；右下方是个心，代表“脑”；这四件宝合在一起，正好是个“聪”字；“聪”字后边之所以加个“明”字，是因为对这四件宝要日日用，月月用，天长日久，你们就会聪明起来。造字原意显然并非如此。“聪”，繁体作“聰”，著名语言学家曹先擢、苏培成主编的《汉字形义分析字典》认为，从耳悤聲，本义是听觉，引申为听觉灵敏，耳力好。[2]（83）毛主席教“工”字、《解开汉字之谜》、霍老师对“聪”的解释以及常见的编字谜、编顺口溜等识字方法是识字教学中的俗解汉字。

俗解汉字出现的领域、场合不同，人们对待它的态度也不同。在生活中各显其用，没有人对它横加指责。正如野史、戏说不是历史一样，一般人也不会误将其视为古人造字原意。然而，在汉字研究领域，则为人不取，甚至被视为笑柄。“王安石……对于文字，不管其原来取形还是取声，皆就义立说，遂多主观唯心之论。”[6]“从训话学上讲，《字说》没有什么科学价值。它的出现只能给训话工作带来混乱。”

[7]对此二类俗解汉字，人们看法相对一致，见仁见智的是识字教学中的俗解汉字。有人认为，识字教学必须告知学生造字之原意，这才是教给学生正确的知识，俗解汉字则是“伪文字学”，是虚假的知识，因而对此深恶痛绝，口诛笔伐。笔者认为，识字教学毕竟不同于汉字研究，应具体分析，辨证看待，只要能为高效地实现教学目标服务，有可取之处，就不应完全排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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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说解原意非童蒙一贯传统

“六书”曾被称为“小学”，因而，不少人想当然地认为，运用“六书”原理说解汉字是古代童蒙识字传统。其实不然。

“六书”一名最早见于《周礼·地官·保氏》，但书中未加以解释。汉代的学者将它解释为六种造字法。班固说：“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8]相传周代童蒙识字采用中国有记载的最早童蒙教材《史籀篇》，但有人认为，此书为战国时秦国人所撰。王力先生持此观点，认为“这是秦国人教学童的书”[9]。此书亡佚，后人难识真面。“籀”是大篆，顾名思义，《史籀篇》当用大篆书写，其内容“大概是按文字意义间的关系编排而成，四字为句，二句为韵，以便习诵。”[10]秦代童蒙教材是李斯等人编纂的《苍颉篇》，用小篆书写。与所有古文字一样，大篆和小篆具有程度不等的图画性质，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