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感与灵性-美感性质新解

美感与灵性－美感性质新解1 这里所说的美感是狭义的，指审美当下所产生的一种愉悦的情感体验。

这种体验的性质如何，美学家们有着不同的理解。

综观有关美感的种种论述，似可归纳为三个方面：1 、美感是感性的；2 、美感是理性的；3 、美感是感性、理性的统一。

“感性”一词在不同的作家那里有着不同的理解。

在有关的美感讨论中，通常或指不假概念、判断、推理的直接性（如克罗齐）；或指视、听、触、嗅等感官的运用及其相关对象的外部可感性质（如黑格尔）；或指一种较低级的认识形式（如鲍姆嘉通）；或指某种身体力量与生理感受（如居约、马歇尔、桑塔亚那等）；等等。

美感与感性的关系也依上述理解的不同而有相应的内容。

在把美感转到等同于主观快感上。

休漠和博克可说开了风气之先。

前者把美感视为一种“同情感”，后者则视为“类似爱的情欲”. 他们的观点后继有人。

弗洛伊德沿此方向走得更远。

他断言：“美感肯定是从性感这一领域中延伸出来的，对美的热爱中隐藏着一个不可告人的性感目的。

对于性所追求的对象来说，‘美’和‘吸引力’是它最重要最必备的特征。

”○1 在这方面，D.H ，劳伦斯也差不多持同样的观点。

他认为：性欲和美原本浑然一体，就像火焰与火。

美的东西既是激起性欲的东西，那么很显然，引起的感受即美感也就是性感。

然而，这种把美感直接等同于本能欲望和生理快感的极端看法并不多见，更多的是承认它们只是美感中的一个方面或一种因素。

在中国当代美学中，朱光潜先生十分强调生理性的“节奏感”在美感生成中的重要作用。

但却区分了一般的快感与美感。

○2 然而也还有人特重美感的感性基础，坚持认为应从人的生理构造即肌体、感官与中枢神经的活动方式中去把握美感的结构体系。

○3另一些美学家却不这样认为，在他们看来，把美感的性质划入感性，特别是归结为生理性的快感或生物性的性欲，是看低了美感。

美感应该是某种更高东西的表现。

理性就是这种更高的东西。

但在不同的使用中，理性（the rational）也有不同的含义。

在美学中，与理解相关的认知能力和与实践相关的社会性为其基本含义。

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美学界，大多都把美感看作认识的一种形式。

其中最突出的是蔡仪。

蔡仪不否认美感有感性（快感）的成分，但却认为，“精神的基础活动是认识，美感既是精神活动，那么显然是在认识的基础上发生的。

”○4 由于认识乃理性的基本内容与功能，这就在总体上把美感划入了理性的范围。

认美感为理性的并不限于中国。

在西方，一般说来，凡推崇理性的思想家们都易于主张美感是理性的或是强调它的理性方面。

鲍姆嘉通早就提出“美是感性认识的完善”，而车尔尼雪夫斯基也坚持认为“美感认识的根源无疑是在感性认识里面”，都是把美感当作认识来看待的，虽说这种认识的级别较低。

更有的（如Rother）甚至断言，“美只能自理性去领略，而美所给予的愉快，亦非感觉的愉快。

”○5 这就完全把美感划归到理性的范围之内了。

但执于一端的毕竟不多，更多的是主张二者的某种统一。

黑格尔是著名的理性主义者，但他的“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仍达到了理性与感性的统一。

美如此，美感亦当如此。

在当代中国，认为美感是感性与理性之统一的不乏其人。

最有代表性的可推李泽厚与高尔泰。

应该承认。

在对美感性质的认定上，李泽厚在50年代多偏于认识论方面，尽管他提出了所谓的“美感二重性”（社会功利性与个人直觉性）问题。

因为他那时主张“从哲学认识论开始，也就是从分析解决客观与主观、存在与意识的关系问题入手”来分析美感。

○6 这一入思的角度决定了在其中呈现的美感必然基本上是理性的。

只是到了80年代，他才提出“积淀说”，重新解释了他原来的“美感二重性”. 按照这种解释，美感乃是“积淀了理性的感性，积淀了想象、理解、感情和知觉，也就是积淀了内容的形式”. ○7 这一解释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经典。

迄今为止关于美感的理解大多都是在此框架中进行的。

美感是感性理性的统一，美感包含知觉、理解、情感和想象四种因素，这两点几乎被后来所有的教科书重复着，鲜能出其窠臼。

高尔泰也许是当代中国美学家中最具原创力的人之一。

在他的理解中，美感为一构造，包含两个方面：绝对活跃与开放的“感性动力”；相对静止与封闭的“理性结构”. 前者是“作为动力因与未来相联系的”，后者是“作为结果与过去相联系的”. 美感虽不离这两个方面，但本质上却是作为批判、扬弃“理性结构”的“感性动力”而存在的。

这一点决定了美感的“解放”功能。

○8 虽说李、高二人在形式上都达到了感性和理性的统一，但也有很大的不同。

这种不同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李泽厚的“感性”指的多为人的直观感受，而高尔泰的“感性”指的则是一种具有价值取向的自然生命力。

第二，在“感性”、“理性”两个因素中，李强调的是二者的相互融合（积淀），高强调的则是二者的相互斗争（扬弃）；李在美感中看重的是作为社会历史之肯定成果的东西，而高在美感中看重的则是具有批判精神与否定能力的方面。

无论以上三种理解有何差异，但有一点却是相通的，即都不出感性、理性的二元预设。

这一预设注定了美感永远也越不出它们的藩篱。

2 美感真的是这样的东西吗？如果人性的全部内容只有感性、理性两维，那么，在它们的界域之内去探寻美感的性质就将是完全正当的，而达到两者统一的观点无疑也将是最全面的。

但是，如果人性的疆域伸展得比感性、理性还远，而美感的性质碰巧又逸出二者之外，那又会怎样呢？我们这里不再做人性的有无之辨，而径直指出：感性、理性确为人性的基本内容，但它们只是人性的一个方面（现实性维度）；此外还有一个方面，这就是灵性（the spiritual ）。

这是人性的超越性维度。

这两个维度是平列而非从属的：“灵性”不是“感性”、“理性”的升华或反映，不能归并到“感性”、“理性”之中；“感性”、“理性”也不是“灵性”的放射或流溢，不能收摄到“灵性”之中。

何谓“灵性”？正如“感性”、“理性”一样，“灵性”也是我们对于人的存在之某一方面的概括与抽象。

我们把“灵性”界定为人与“意义”打交道时所出示的一种本质力量或处身状态。

但什么又是“意义”？这里所说的“意义”，不是语言学或语言哲学所说的“语义”即语词所指的无形的观念；也不是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说的那种组建世界的“意蕴”即事物凭之得以展露和领会的因缘联络整体。

这两种“意义”与我们所说的“意义”虽不无关联，但却不是同一层次上的东西。

我们所说的是一种“人生意义”，即人生在世特别有所依持（可靠、可慰、可乐等）的那样一些存在状态。

这一意义上的“意义”与前两种的区别可由下述情形见出：一个人说着语言（诚诺着它的语义），也在作为因缘联络整体的世界中烦忙操持着（承诺着它的意蕴），却可能仍感到他的生存是毫无意义的、空虚无聊的，仿佛还缺点什么。

这个“什么”，多半就是可使一个人兴致高昂或兴味索然并因而可使他的生活充实生辉或空虚暗淡的“意义”.求意义与求生存乃是人生在世的两维。

求生存指个人的存在与种族的延续。

为此而又有求食（或以求食为主）与求偶两种基本活动。

这就是人们常说的两种“生产”：物质资料的生产和人自身的生产。

对于这两种“生产”的重要性人们已经强调得够多了。

然而，无论求生存的活动多么重要，都不能取代人求意义的需要。

人不能没有对物质和异性的需求；无之，人便不能存活。

但人对意义的需求也同样重要，甚至还更重要；无之，人即使活着，也空虚无聊。

人可死于冻馁，也可死于意义的缺失。

动物只求生存，而人赖以存活的还有意义。

爱、友谊、游戏、审美（艺术）、道德（修养）、信仰（理想）等等就是人求意义的基本方式。

就人主体方面的能力而言，人凭什么去求生存与生存的意义呢？人求生存，主要凭“感性”和“理性”.我们所谓“感性”（the sensual ），指的是人作为自然存在物所具有的需要和能力。

一方面，求生存的需要也就是欲望求其实现的需要；另一方面，满足欲求的基本手段也是感性（身体）能力。

这是人生而具有的能力。

人为了生存，为了满足自己的感性欲求，首先要调动和发挥这方面的能力，即运用自己的五官四肢去与外物打交道，由此获得生存所需要的物质资料。

在此过程中，人的工具也不过是人的感性能力的延伸和加强。

我们所谓的“理性”，指的是人的心智能力。

这种能力也是自然赋予的，但却在社会历史的漫长运用过程中得到磨砺与增进。

“理性”的基本功能在于认知和规范。

它需有一种黑格尔所说的“狡黠”本性，能发明出一系列的手段（中介）来弥补和增强感性的不足。

就人与外物打交道而言，如果说“感性”提供的是动力（双重意义上的），那么“理性”提供的则是方法和中介。

仅此而言，无论运用“感性”的实践和运用“理性”的认识有多大的差别，都可视为同一求生存活动的两个互渗的环节。

人类愈是蒙昧落后，就愈多地依赖人的“感性”（体力）。

反之，人类愈是开化进步，就愈多地依赖人的“理性”（脑力）。

但无论轻重多寡，两者都是人的谋生活动少不了的。

人求生存的意义，则主要靠“灵性”.诚然，人在从事某些求意义的活动时也离不开“感性”和“理性。

竞技要运用肢体，下棋要运用头脑。

艺术家在构思时要运用心智，创作时常常离不开身体方面的活动。

然而，在意义求索及其体验中，我们却主要不依靠这两种能力，这不是因为它们低贱，而是因为它们无能。

因为这里发生的不是”感性“与”材料“的实践关系、”理性“与”概念“的认知关系，而是：”灵性“与”意义“的体证关系。

”灵性“何在？不在血肉之躯；”意义“何在？不在物理、概念世界。

但正是在对”意义“的追求与体验中，我们才发现有”灵性“和”意义“这回事。

二者所形成的，是虚化的、形上的精神关系。

这种关系既可在瞬间激活为”高峰体验“，也可转化为较为持久的个人信念。

总之，”灵性“乃是人与”意义“打交道的一种精神能力。

正是凭藉它，我们才可能从形下生存转入形上体验。

才可能在事实世界发现价值，才可能在受必然支配的自然和社会中找到人的自由，才可能使我们的有限存在获得在世的依傍和意义。

求生存与求意义是同时逆向的两种活动。

“同时”是指这两种活动没有先后之分。

不是说先须求生存而后求意义，而是在求生存的同时就求着意义。

以往的生存活动，无论多么原始艰辛，都有求意义的活动交织其中；将来的意义追求，无论何等广泛深入，都须臾离不开求生存的活动。

“逆向”指的是：求生存的活动走在“出”的方向上，而求意义的活动则走在“归”的方向上。

人若不从自身走出去，以“感性”和“理性”的方式去与外物打交道，就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存；但人若一味远出，则又可能迷失其中而成为飘无所依的“游子”，意义追求与“灵性”体验就是引人归“家”的途径。

人有时有可能更多地行进在某一方向上，但相反的方向总是同时为人开放着。

3 在“感性”、“理性”和“灵性”中，美感的根扎在后者之中。

作为“灵性”的一种表现，美感不过是人归“家”时所产生的喜悦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