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铜器

曾侯乙墓地处湖北省，夏季时肯定酷暑难耐，因此，此墓中出土两件大型青铜冰鉴也就不足为怪了，而且与古代文献记载的周代流行在夏季饮冰镇酒恰相印证。这一青铜冰鉴的发现充分证明，我国至迟在战国时代已发明了原始的“冰箱”，而冷饮的出现也就肯定不会晚于战国时代。冰鉴的工作原理，是依靠装在鉴内的缶四周的冰块，使缶中的酒降温的。当然，这套青铜冰鉴除可降温冻饮之外，还可在鉴腹内加入热水，使缶内美酒迅速增温，成为适合冬天时饮用的温酒。可谓一举两得，其妙无穷！



春秋·燕·鸟形青铜匜（音“仪”）。1952年河北唐山贾各庄出土。据说，这只匜的鸟喙，当倒水时，上半片青铜片可以打开，后面的鋬（音“盼”，即那个把手）也做成了一只回首鸟的形状。@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常设展览。

鸭尊于1955年出土于辽宁省凌源市，为西周时期的盛酒器，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高44.6厘米、口径12.7厘米，长41.9厘米，重6.6千克 用途：盛酒器 所处时期：西周（约前11世纪-前10世纪） 出土时间：1955年 出土地点：辽宁省凌源市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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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青铜酒尊通体做成鸭形，尊口开于鸭背。鸭的双脚在前，后腹另出一足，与双脚共同支撑全体。商周时期的青铜酒尊常常做成动物的样子，有象、犀、虎、牛、羊、凤、怪兽等形状[1]。


牺形铜尊于1956年出土于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为春秋时期的酒器。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高29厘米、长31.5厘米 用途：酒器 所处时期：春秋 出土时间：1956年 出土地点：河南省三门峡市上村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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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件尊整体呈兽形，立耳长竖，张口，口中有齿，长颈较粗长；体较长，下有四足，相对较短而细；身后有短尾。兽背上连有豆形器，下部内束，似圈足；上部类似豆盘，外饰三角形穷曲纹。兽身通体有纹饰，多为卷云纹。此尊继承了西周时期动物形尊以写实为主形态的传统，仅在纹饰上有细微的变化，但其尊口很大，为以前所不曾见[1]。




凸目铜面具于1987年出土于四川省广汉县三星堆，为商至蜀时期的祭器，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高：85.4厘米 宽：78厘米 用途：祭器 所处时期：商·蜀 出土时间：1987年 出土地点：四川省广汉县三星堆出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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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方形脸，长刀形粗眉，“臣”字形目，眼珠呈椭圆柱形突出眼眶，鼻部卷曲，阔口微张，露舌。戈形耳向两侧展开。额正中有高高竖起的额饰，上端内卷，中部饰刀状羽翅。左右两侧有方形铸孔，当为祭祀时便于扛

抬使用。 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被认为是蜀人祭祀坑遗存。出土的大量玉器、铜器等物，有许多明显受到中原文化的影晌，如铜尊、铜罍等。这个遗址的发现，表明商、蜀之间文化交流十分密切。这种铜面具是古蜀人心中“神”的化身，此凸目面具应是蜀王蚕丛的神像[




盠青铜驹尊于1955年出土于陕西郿县李村，为西周时期的盛酒器，现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高：32.4厘米 长：34厘米 重：5.68千克 用途：盛酒器 所处时期：西周 出土时间：1955年 出土地点：陕西郿县李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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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器为一马驹，昂首站立，生动传神。器盖置于驹背，驹腹饰涡纹，周缘环饰穷曲纹。驹背、颈、胸部铸铭文105字，记述甲申日周王“执驹”，并赏赐两匹马驹。此驹尊正是为纪其事而作。 铭文所记“执驹”之事，见于《周礼·夏官》“校人”及“廋人”职中，是周天子考牧简畜的一种制度，即为幼马断奶，离其母，正式编入马厩。此外，“执驹”之礼还见于1985年出土于陕西长安张家坡西周中期M152井叔墓的“达”青铜铭文中。



冠面外侧饰羽翎纹，冠面内侧、颈部两侧饰夔龙纹。喙与前胸各饰一蝉纹。两翼前端各盘曲一条长蛇，身饰菱形纹。尾部饰有一鸮，圆眼，尖喙，双足内屈，两翼平展，作飞翔状。 此器造型生动传神，鸮鸟两足与下垂尾部构成三个稳定支撑点，构思奇巧。整器装饰绮丽，花纹复杂多样，是中国古代青铜文化中的精品。 铜尊最早见于商代，主要形制有圆尊、方尊和异型鸟兽尊等。鸟兽尊种类繁多，有羊尊、牛尊、鸮尊、象尊、豕尊等。鸮尊在妇好墓中同出2件，整体作站立鸮形，双足与尾构成了3个支撑点，头后为器口。盖面铸站立状的鸟，造型雄奇，花纹绚丽，是中国商代青铜器中的精品[1]。


后母辛青铜觥
通高：36厘米 长：46.5厘米 宽：12.5厘米 重：8.5千克 用途：盛酒器 所处时期：商后期(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 出土时间：1976年 出土地点：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
此器由器盖与器身两部分组成，器身内底中部与器盖内均铸铭文“后母辛”，“后母辛”是妇好的庙号。整器为扁长体，前窄后宽，为一站立状四足兽。首似马，上有一对卷角，“臣”字状目，前两足为兽类奇蹄，长于后足，后两足状如鸟爪，有四趾，尾部作兽首鋬。器纹饰精美，通体以云雷纹为地，器盖饰一龙，身尾较长。前胸两侧与腹前端两侧各饰一夔龙，夔首向下，身尾上竖。前足外侧饰夔龙纹，腹后端饰有并拢的双翅与下垂的短尾，后足饰羽翎纹，两者

应为一整体，以示禽属。此器造型奇特，寓意神秘





青铜器纹饰完全是变形了的、幻想的、可怖的动物形象，他们呈现给你的感受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青铜器纹饰的美不在于这些形象如何具有装饰风格等等，而在于以这些怪异形象的雄厚线条，深沉突出的铸造刻饰，恰倒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的情感、观念和理想，配上那沉着、坚实、稳定的器物造型，极为成功的反映了进入文明时代所必经的血与火的野蛮年代。
中国的青铜时代约从公元前2000年开始形成，经夏商周三代，是人类社会摆脱原始，超越野蛮，进入文明阶段的蒙醒期。商晚期和西周早期是青铜工艺发展的高峰时期。青铜器则是这个时期物化的重要标志。青铜礼器大多数用于宗教祭祀活动。用其盛放贡献的“牺牲”、酒浆等，祭祀天地、鬼神。另一方面，这些青铜器也象征奴隶制社会的权力、尊严、等级制度，并用其铭记功勋、受封等情况，有“明贵贱，别上下”之用。

从审美的角度观察这些青铜器，首先给人以最深印象的，是其由直线、曲线构成的极其端庄、优美的外部造型。以鼎为例的青铜器典型地体现出以稳重、庄严的阳刚之气和流畅优美的阴柔之美。再者是青铜器上繁缛精美的装饰图案，图案内容有：兽纹、鸟纹、云雷纹等几何纹。也有用细线雕刻的狩猎、攻战、宴乐等画面。商周青铜器，不仅代表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和物质文明程度，也代表了当时的艺术水平。

夏商的青铜器纹饰表现着人与天的关系，以动物纹为媒介，祈求将人的意愿与天沟通，运用形式感以达到某些心理效应。周的纹饰承袭商代，而趋向简练，周的礼制思想也体现在纹饰的韵律美、节奏美，秩序美，以及艺术的严整性上。青铜器造型作用于人的感官是形式因素，而纹饰则表现了神话与现实交织的具体形象，是形成青铜器精神内容的重要因素。

青铜器纹饰取材广泛，因时代而异。有饕餮、夔龙等神异形象，也有象、鹿、鸟等的写实形象，后来又衍化出抽象的窃曲纹及云雷纹、方格纹等几何图像。与纹饰相配合的其它装饰手法，还有位于器物四周和纹饰结合部的扉棱，赋予作品以美丽的影象。铸于器物肩部的一些鸟兽形立体装饰，使器物形象在庄严肃穆之中增添着生动活泼的成份。可以说，三代青铜器是青铜时代文明的物化形态，代表了三代社会物质文化的最高水平，也代表当时工艺技术即设计艺术最杰出的成就。

饕餮是青铜器纹饰的代表。这种纹饰具有肯定自身、保护社会的意义，它实际上是原始祭祀礼仪

的符号标记，这种符号在幻想中含有巨大的原始力量，从而是神秘、恐怖、威吓的象征。

纹饰的演变又在根本上受制于社会结构和原始意识形态的发展变化。早期的等级制度出现（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以“礼”为旗号，以祖先祭祀为核心）——这一种变化导致人的身心变化。人的思想也有开放、活泼、自由转向封闭、僵硬、惊畏，这也反映在器物的纹饰与造型上。新石器前期的纹饰：活泼、生动、自由、舒畅、开放、流动；新石器后期的纹饰：封闭、僵硬、惊畏、严峻、静止、威吓。后期这种僵硬、惊畏、威吓的纹饰符号就是青铜文饰的前导。

青铜器纹饰完全是变形了的、幻想的、可怖的动物形象，他们呈现给你的感受是一种神秘的威力和狞厉的美。青铜器纹饰的美不在于这些形象如何具有装饰风格等等，而在于以这些怪异形象的雄厚线条，深沉突出的铸造刻饰，恰倒好处地体现了一种无限的、原始的、还不能用概念语言来表达的原始宗教的情感、观念和理想，配上那沉着、坚实、稳定的器物造型，极为成功的反映了进入文明时代所必经的血与火的野蛮年代。

三代统治阶级把青铜重器，礼器视为国宝和王权的象征。在青铜墙铁壁器中，礼器占有较大比例。作为宗庙之器，大多是贡献给祖先或铭记自己武力征伐事迹的纪念物，是统治阶级在重大活动中举行礼仪所使用的器物。因此，设计礼器时，要求有威严性，象征性和纪念性。青铜器造型和装饰中所蕴含的神秘，诡异，狰狞的形式特征，便是依据祯祥和天意设计出来的。如所谓饕餮纹以超现实世界的神秘恐怖的形象设计，成为统治阶级肯定自身，统治社会，协上下，承天体的工具。

在商周，我国青铜器成为一种礼器，礼器可以象征统治权威，具有区别尊卑贵贱的功能。礼器的这种功能在西周鼎盛时期最为显著。一些用于祭祀和宴饮的青铜器皿被赋予特殊的意义，成为礼制的体现，这就是所谓“藏礼于器”。这种器物叫作青铜礼器，或称彝器。如鼎原来是炊器，后来成为礼器中最重要的器种之一。按照礼制组合成的列鼎，传说中夏铸九鼎，一组数目有九、七、五、三，共四级。即“天子九、诸侯七、大夫五、元士三”。这说明礼器已成为统治权威的一种象征。商周鼎盛期的青铜器，多以立雕，高浮雕叠于线纹。如《四羊方尊》神秘诡谲，雄奇凝重。其深沉的刻镂，恰到好处地体现出原始宗教的情感，造就了神秘威严的气氛。
这一切所构成的神秘气氛，体现着一种沉重、压抑、又狂热的心理特征。奴隶社会的艺术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所展示的美是一种“

狞厉的美”。这种美虽说是为了神灵，但它的创造过程和存在，已经显示了人为支配事物所具有的智慧、信心与能力。



三星堆青铜人像的审美内蕴
［ 作者：张海霞 转贴自：湖南社会学网 点击数：516 更新时间：2011-9-22 文章录入：admin ］







摘 要：三星堆文明是一种悠久的文明,以其丰厚的内涵、独特的风貌举世瞩目，其中出土的青铜人像填补了历史的空白，成为三星堆文化的焦点之一，塑造了先民从祖先口传心授的神话中接受的信仰。当面对这么多不可思议的神奇，历史却留下了时代美学的空白。于是，通过原始古老的用于祭祀的青铜器物及其纹饰，去理解万物有灵论和对神灵的崇拜，去透析原始艺术的美，为华夏美学的多元共生提供证明,成为了值得探索的一条思路。
关键词：三星堆；青铜像；造型；纹饰；美

上个世纪30年代，坐落在成都以北40公里、广汉市西8公里的南头乡三星村、真武村一带的三星堆遗址被发现，这是二十世纪我国考古学最伟大的发现之一。
1986年两个祭祀坑发掘出数量惊人的器物，器物制作精美、形式独特、使人耳目一新，被视为奇迹。英国学者戴维·基斯称：“广汉的发现可能是一次出土金属文物最多的发现，它们的发现可能会使人们对东方艺术重新评价。这次发现无论是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使人们对中国金属制造的认识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一、三星堆群集的青铜像
三星堆文明是一种失落的文明，古籍对于这种文明几乎没有什么记载，青铜器更是公众前所未闻的。直至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考古发掘，终于找到了目前所知的四川境内面积最大的早期蜀文化遗址，全面揭开了上古蜀国神秘的面纱。特别是1986 年两个器物坑被发现,，出土了大量的金、铜、玉、石、陶器及数千枚海贝，其中最具有特色的文物有青铜立人像，青铜人头像，头戴黄金面罩的青铜人像，眼球格外突出的青铜面具，上身赤裸双膝下跪的顶尊铜人、臂环手握作跪拜状的小型青铜人，枝上攀着各种飞禽走兽和人物的青铜树等。有人称其出土的青铜像群是“迄今我国发掘的数量最多，形体最大的古代青铜雕像群??填补了中国青铜艺术和文化史上的一些重要空白??这说明三千年前的我国古艺术家之青铜雕塑技术已十分成熟”。
三星堆出土青铜器系列以人像群为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品。“与现今所知的殷周青铜器完全异质，显示了三星堆文化的独特性。”但从中也能看到了中原青铜文化的影响，而在形制、纹饰等方面进行了本土化的改造，表现出三星堆文化鲜明的地域风格。

二、三星堆

青铜人像的造型
据挖掘统计三星堆出土的铜像包含立人像29 件、青铜人头57 件、青铜面具32 件共118 件。从总的审美感受来看，它没有绘画表现那么细致精微，却是具有浓烈宗教色彩的艺术形式。
1.造型意象
马承源先生认为：一种器物纹饰或器物的形式，是“反映了当时人们何种崇拜的内容”。三星堆青铜器是一种用于祭祀的器物。器物中的宗教化元素反映了人们强烈的原始信仰，也展示了他们丰富的想象力。艺术处理中表现出了一种虚实相生的特性，尤其对于神性的描写特意运用了夸张和虚拟的创作方法。: 一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立人像，他是人和神的结合物，它既有人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有神的特征表现在其中，如夸张的手形，变形的杏仁眼，方型的大耳，庄严细长的身躯，这些都是神所具有的特征，是创造者想象物的再现，是用一种写实中有夸张、抽象中有具象的笔调来进行描模和创造的。宗教意识浓厚的他们并不会把这些神圣的器物，按照现实的人物和动物的真实模样、形态来进行艺术的加工与创造，而是根据他们对于神的想象和理解来重塑神的面目。
2.比例独特
结合三星堆的人物雕塑，可以看出无论是人像比例还是面部五官比例都不符合一般的尺寸。但它却能在整体上产生一种神圣的震撼力。古蜀人制作器物不在于是否完美，是否成比例，是否违反了一般规律，而是在于能否表现出了完整性和神圣感，能否让制作出来的形器绝对清楚地表现出他们理想中的神性而能够用于祭祀。
3.手法夸张
宗教思想影响人们的意识，决定了人们行事的方向，这样也就自然而然的成为了艺术思想。古蜀人在创作时都是抓住特征再采用突出、变形的夸张手法来表现的。无论是人、鸟、兽，还是一切可以用于祭祀的物质形态，都能始终如一地贯彻他们这样的法则。如青铜人像统一采用了一种近似方正的构图形式，五官的刻画都采用了夸张手法进行修饰，如“黑眉”、“大眼”、“阔嘴”、“巨耳”。特别是人像的眼部，采用统一的杏状大眼，上眼睑是一条比较平直的曲线，而下眼睑则很弯曲像月牙，眼球明显地隆起。这用我们传统的审美观点是无法理解的。
二号祭祀坑出土的青铜纵目面具造型最奇特，有“千里眼”、“顺风耳”之称。其形象特征为：眉毛上挑，双眼细长斜上，眼球极度夸张，呈柱状向前纵凸伸出达16 厘米；双耳向两侧充分展开；短鼻梁，鼻头呈扁平三角形；口阔而深，微微上扬， 作神秘微笑状。纵目面具的造像依据很可能与古史所记述的蚕丛氏有关。《华阳国志·蜀志》说: “有蜀侯蚕丛，其

目纵，始称王。”三星古民正是抓住这一特征，进行了夸张变形，塑造了让人过目难忘的“纵目”形象。实际上这是古蜀人为了突出神的感染力而进行的变形处理，这些夸张和抽象的形正好吻合古蜀人由于信仰和神化而产生的敬畏和距离感。

三、三星堆青铜人像的纹饰
纹饰：亦称纹样，是器物上的装饰花纹的总称。艺术中把这个学科指对象表面的肌理变化和创造、构图的特点。三星堆青铜器的纹饰来自于他们之前的陶器或其他在日常用于交流的图饰或符号，或者可以说是一种淳朴的远古语言再现。
1.表象性
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看，表象性纹饰的产生先于审美性纹饰。三星堆是青铜像有部分纹饰是对事物形象的再现。“眼纹”、“鸟纹”、“羽纹”、“虫纹”等在三星堆的青铜像中大量的出现，这些纹饰都是先人对他们关注的事物的概括描写，形成了单独纹样并综合运用到铜器上。从大自然中提取的“太阳纹”、“云雷纹”、“放射纹”和“回形纹”；到动物中提取的“鸟纹”、“羽纹”、“虫纹”、“鱼纹”以及“龙纹”、“兽面纹”；再到生活中提取的“连珠纹”、“绳纹”、“弦纹”；还有带人类自身特征的“眼纹”、“手纹”、“辫纹”等。不难看出这些纹饰的出现来源于古人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由此也可以看出古蜀人有很强的观察和概括表现能力，以及他们独有的淳朴真实的艺术表现魅力。
2.装饰性
三星堆铜像上的装饰性纹样，使铜器的视觉效果丰富，内容饱满、层次分明；技艺精湛，远超同时期中原地区的青铜器物。表现手法多以虚实相互关照为主，夸张与写实相互结合；内容有中原地区常见的云纹、雷纹、兽面纹，还有太阳纹、羽毛纹等新纹饰，也有重点装饰所用的点状纹、圆圈纹、勾划纹。多种装饰性纹饰给冷畏的器物带来了不少的生机和活力。
如青铜立人像，衣上纹饰繁复精丽，以龙纹为主，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进行装饰。衣上左侧是两组相同的龙纹，每组两条龙纹背相对，尾相连，吻部上卷，长耳圆爪，龙身上饰有联珠纹。衣右侧前后各有两组竖行纹饰，一组为倒置的兽面纹，大眼，头戴锯齿形冠。另一组为简化的虫纹和回纹，两组间用平行线相隔。身佩方格纹带饰，脚戴足镯，赤足站立于方形怪兽座上，方座四周刻有许多装饰性花纹。从整个造形和它的纹饰来看，内容丰富，主次分明。装饰纹样打造出了宗教的神秘气氛，透出一种神秘的力量。

四、结语
虽然三星堆文化处于一个艺术尚未开启的时代，但我们从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的青铜器物上看到了古

蜀人的精神，阅读到他们的情感、想像、和智慧。他们通过自己灵巧的双手创造了属于他们自己的原始淳朴艺术，通过他们的信仰物的型与纹展示给我们一个虚虚实实，亦幻亦真的图画艺术世界。

参考文献：

“青铜器时代”是指公元前21世纪──公元前475年这一时段。 它的特征是青铜器大量出现，并走向盛极。它在人类发展史上的意义就如同一个青少年苏醒的那一刻，是人类社会摆脱原始，超越野蛮，进入文明阶段的蒙醒期。青铜器则是这个时期物化的重要标志。人类在最早掌握这种铜锡合金的冶炼、铸造技术之后，便将其运用于兵器、车马具、部分生活用具、饰品等，但更多的是用于礼器。它们是：鼎、鬲、尊、壶、盘、甗、簋、簠、盨、敦、斝、爵、角、匜、盉、觚、觯、卣、彝、觥、垒。这些器物名目繁多，大小各异。（大者如安阳殷墟出土的重达一千多斤的“司母戊”大鼎）青铜礼器大多数用于宗教祭祀活动。用其盛放贡献的“牺牲”、酒浆等，祭祀天地、鬼神、祖先、人君。另一方面，这些青铜器也象征奴隶制社会的权力、尊严、等级制度，并用其铭记功勋、受封等情况，有“明贵贱，别上下”之用。饕餮纹（商） 凤鸟纹（周） 从审美的角度观察这些青铜器，首先给人以最深印象的，是其由直线、曲线构成的极其端庄、优美的外部造型。以鼎和觚为例的青铜器典型地体现出以稳重、庄严的阳刚之气和流畅优美的阴柔之美。再者是青铜器上繁缛精美的装饰图案。图案内容有：兽纹（饕餮纹、夔纹）、鸟纹（凤纹）、云雷纹等。 饕餮是传说中的一种形象狰狞、神秘，专门吃人的怪兽。 夔是一种传说中的恶龙。 云纹为“∽”形，雷纹是由云纹衍生的“■”形。 这些严谨、精美的图案可以殷商的饕餮与夔的兽形纹概念综合成的“龙”，和周代歧山、周原的由鸟纹升华的“凤”，演化为华夏的龙凤图腾概念为代表。透过美的形式，隐喻着商汤、周文王或顺时举势，或天地合德的兴邦治国的哲学理念。 人类在一枝独秀于世间众生之后，人与自然界，主客观之间，通过明确的意识，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与区别。天灾人祸对部族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鉴于人类对外部世界认识水平有限，抗拒能力有限这一现实，敬畏之心在所难免。乞求神灵，取悦神灵，借助神力以支配事物，表达了人的愿望与理想，这便是这些青铜礼器盛极一时的重要原因。 这些极具审美价值的青铜礼器外形是庄严而稳定的。 其图案形式是精美而富有装饰性的。 其图案内容是神秘、凝重甚至恐怖的。 这一切所构成

的神秘气氛，体现着一种沉重、压抑、又狂热的心理特征。奴隶社会的艺术与宗教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它所展示的美是一种“狞厉的美”。这种美虽说是为了神灵，但它的创造过程和存在，已经显示了人为支配事物所具有的智慧、信心与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