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名记者研究期末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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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一女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
摘要:她采访过邓小平、基辛格、甘地夫人、阿拉法特、霍梅尼、卡扎菲等非凡人物和政治巨头,报道过越南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战争、中东战争和南非动乱。她机敏却也叛逆,她勇敢却也脆弱,她蔑视权力却也傲慢无礼。她向往绝对自由,极端痛恨权力,认为暴君或总统、刽子手或将军、受人热爱的领袖们手中的权力都是不人道的和可憎的,她就是世界第一女记者——奥莉娅娜·法拉奇。法拉奇是20世纪最为著名的新闻工人者、战地记者和小说家之一,她以尖锐、犀利的采访风格和独具个性的文学创作,在新闻界取得骄人的成绩,赢得了极大的国际声誉。她被视为反暴政、反集权、反专制的象征,普遍被热爱和平、追求自由民主的人士所喜爱。本文就她的生活背景和职业生涯、采访风格和新闻思想为着眼点,分析她对当代新闻学者的启示。
关键词:法拉奇新闻采访启示
一、生活背景和职业生涯
1929年,法拉奇生于意大利文化名城佛罗伦萨的一个工匠家庭,父母都是狂热的书迷,从但丁的《神曲》到杰克·伦敦的《野性的呼唤》,从莎士比亚的剧本到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等俄国作家的小说,他们对文学作品的热爱深深地影响了法拉奇早年的生活。中学时代她总是沉醉在书籍之中,看起来像一个若有所思、严肃认真的早熟少女。
1945年二战结束后,16岁的法拉奇得到了第一份工作——进入《意大利中部晨报》的新闻编辑室,做警事和医院报道员。经过5年的磨炼,她的文学天赋受到意大利的全国性杂志《欧洲人》的注意,进入该杂志,于1953年派往美国好莱坞从事文艺报道。在这里,她采访了玛丽莲·梦露、格里高利·派克、希区柯克等大牌明星和导演,与存在主义的代表人物萨特、西蒙·波伏娃对话,并同辛·康纳利、剧作家阿瑟·米勒等人成了好朋友。据查阅资料统计,从1961年到1963年,法拉奇为《欧洲人》共撰写了近百篇国际知名人士的访谈录,其中67篇是关于演员、制片人、电影节的文章,8篇是高层社会和贵族人物、4篇时装设计师的人物专访,以及10多篇对其他名人的访谈记。这些文章使她在欧洲声名鹊起。
但很快,法拉奇就对无休无止的报道音乐节、电影名人及学界名流之类的题
材感到索然无味,而渴望与更广大的世界对话。她逐步把报道范围扩大到世界各大城市,采访对象趋向一些五彩缤纷的人物,如罗伯特·肯尼迪(美国参议员)、休·海弗纳(《花花公子》的发刊人)、尼尔德·衣阿蒂(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艾尔·考多贝斯(西班牙斗牛士),这一时期,法拉奇式的专访已初露端倪。
到60年代中期,法拉奇已走进世界新闻的中心,在各种重大采访活动中亮相。通过对美国国家宇航局的调查性报道、对美国空间工业的深入观察以及对科学家和登月宇航员的采访,1965年发表《假如太阳陨落》。随后她请缨去战火中的越南,总编曾坚决反对,说:“女人怎能干那种事情?”法拉奇却说:“不管同意不同意,我去我的。”并真的去了,一到西贡就拍了电报说:“我在这里。”写了多篇战地报道:《西贡故事》、《胡志明的一生》、《他是越共,她是囚犯》等。经过8年断断续续的战地记者的冒险生活,赢得了人们对她勇敢无畏精神的钦佩。1968年10月,在采访墨西哥大学生反政府示威活动中,法拉奇为了得到第一手材料跑到街头采访,结果身中三弹,差点丧命。更是强化了一个不计后果、献身真理的高尚记者形象。法拉奇曾说:“我多次面临死亡,以至于我像习惯了白天和黑夜一样。”此后,法拉奇开始了她记者职业生涯中最重要的经历,对国家元首和政界人物的采访。1974年出版了《风云人物采访记》。1980年到中国采访了邓小平,90年代起隐居纽约。
2001年“9·11”事件后不久,法拉奇在意大利的《晚邮报》上发表文章,措词强烈地攻击伊斯兰教。这篇文章后来扩展成书,题为《愤怒与骄傲》。在书中,法拉奇以往对权力的愤怒似乎掉转了方向,她使用了许多十分强烈的字眼、令人不安的比喻。称伊斯兰文明是“一种野蛮落后的文化”,她的一些说法令西方媒体也感到失之偏颇。2006年9月14日法拉奇病逝于佛罗伦萨一间私人诊所,享年77岁,她带着人们对她不同的评价离开了这个世界。无论如何,她在当代新闻史上留下了自己鲜明的印记。她的去世在意大利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意大利共和国总统纳波里塔诺致信其家属,对意大利失去这位“享有世界声誉的记者和成就卓著的作家”表示哀悼。前总统钱皮称颂法拉奇的一生是“勇敢、战斗和榜样的一生”。
她曾在《给未出生孩子的信》说过,“灯亮了,我听到有声音。有人在奔跑,在绝望地高呼,但是在其他地方,成千上万的孩子正在出生,成千上万的女人将成为母亲,生命不需要你,也不需要我,你已经死了,或许我也行将死去。但这没有关系,因为生命不死”
二、采访风格和新闻思想
“法式”专访指的是法拉奇式的专访。法拉奇在《人生每天都是壮丽的冒险》中,说过这样一段话:“我想,我确实创造了某种专访的类型,现在全世界不少人都在模仿。哥伦比亚大学新闻系正在教授‘法拉奇’型的专访。”法式专访典型体现在《风云人物采访记》中。在圣·阿里科的《女人与神话——奥里亚娜·法拉奇传》中,法拉奇自己说:“实际上她只是将说话,而非采访——用录音机录下来,然后将其誊在稿纸上。”但需要说明的是,法式专访虽然是实录,但不是从头到尾一字不动,她说:“我要誊录整个访谈,然后像电影导演拍摄影片一样把毛打出来——有淘汰、有删除、还有剪接。”
《风云人物采访记》使法拉奇声名大噪,她采访过邓小平、基辛格、甘地夫人、阿拉法特、霍梅尼、卡扎菲等政治风云人物。法拉奇尖锐的提问、泼辣的言辞以及她的一系列别具一格的采访方式,使该书闻名于世。法拉奇自己所言,每一次采访经历“就象在戏剧演出中一样。我事先会准备一些问题,但有时也会跟着感觉走。我设置悬念,然后如剥茧抽丝般慢慢解决”。《华盛顿邮报》誉此书为“采访艺术的辉煌样板。”《滚石》杂志则称其为“当代最伟大的政治采访文集。”《花花公子》杂志评论道,“如果你不明白这世界为什么这么乱,法拉奇的采访中有答案:那些自吹自擂的家伙们在左右着世界。”
新新闻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美国新闻学流派之一,熔新闻与小说于一炉。倡导新闻必须提供比事实更重要的东西,即写作的风格与质量,使受众在阅读新闻时不仅获得事实,更重要的是获得阅读时的审美愉悦。从法拉奇的新闻实践看,她是一位新新闻主义理论的实践者,用文学手段代替传统的报道是法拉奇独有的写作风格。她强调新闻不仅要有重大的、吸引人的、具有刺激性的事件,同时,记者更要有自己的思想,特别是要使文章有自己的风格、自己的气息。
新闻未必都要写成倒金字塔式结构,并非一定要多用动词,少用形容词等含有感情色彩的语言。法拉奇的写作手法不拘一格,使新闻活灵活现,更富生机活力。作家型记者,不只是法拉奇一人,还有如西方的海明威,我国的魏巍、刘白羽、穆青等。法拉奇说:“要想理解我的情况,就必须想一想像吉卜林、杰克·伦敦和海明威这样的人。他们的职业是记者,但是与其说他们是记者,不如说他们是新闻界借去的作家。”文学和新闻有一脉相承的关系,如果把握和运用得好,两者相得益彰,因为作家的写作题材来源于现实生活,新闻工作者广泛深入地接触社会,为创作小说提供了大量的现实素材,而同时,他们也通过写小说深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