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我国物权行为理论体系的科学构建

再论我国物权行为理论体系的科学构建关键词: 物权行为；分离原则；抽象原则；形式主义原则；物权变动内容提要: 物权行为理论是物权法律制度，乃至整个民法制度当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理论。

科学地构建我国物权行为理论体系是解决我国物权法理论中诸多疑虑与困惑的关键所在，应当构建起以分离原则、抽象原则（无因性）、形式主义原则为体系内容构成和体系逻辑层次的科学的中国物权行为理论体系。

一、问题的提出我国《物权法》已于2007年10月I日起生效，作为规范物的归属与利用的基本民事法律规范，其无论从制度完善，还是从实务问题的处理等方面均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这部法律并非完美无暇，其在内容安排、制度设计、立法技术的运用等方面尚有诸多值得商榷并予以改进之处，本文在此不予以一一列举，但笔者认为我国《物权法》在制度设计上不明确承认并选择物权行为理论实在是立法上的一个遗憾。

《物权法》仅在第15条针对不动产物权作出如下规定：“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除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合同另有约定外，自合同成立时生效；未办理物权登记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

”同时，该法第23条针对动产物权规定：“动产物权的设立和转让，自交付时发生效力，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上述两条规定并未能清晰明了地解决债权行为、物权行为以及物权变动之间的法律关系，在实务中依然存在未尽之处，因而就这一问题完全有再探讨之必要。

物权行为理论是传统民法理论中一项非常重要的基础性理论，在我国也是民法理论中争议颇多、倍受关注的焦点、热点问题，由于该理论系德国法之产物，而德国法学家在进行该理论设计时是以严格的逻辑思维和高度的抽象概括而为技术运用的，但是在我国基于历史文化、法律制度、思维方式、生活习俗等多方面的原因，物权行为理论在“中国化”或“本土化”的过程中却出现了诸多的问题，以使得学界对该问题的探讨与研究既成为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却又始终未能形成较为科学、统一的定论。

以物权行为而为组成部分的法律行为理论是大陆法系国家典型代表—德国民法智慧的结晶，在我国的民事立法活动中舍弃该理论，实与鲁迅先生所倡之“拿来主义”不符，可是“拿来”该理论，却又使民法学界各主其张，争论不休。

这一问题的症结所在，笔者看来就是未能科学地构建起中国物权行为理论体系。

而中国物权行为理论体系的科学构建又必须满足三个基本要求，即：体系内容构建的完整性；逻辑层次设计的严密性；概念界定表述的准确性。

笔者试图在解决目前物权行为理论当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的同时，以这三个基本要求为标准，构建科学的中国物权行为理论体系，以此而为中国物权立法之再完善尽微薄之力[1]。

二、我国物权行为理论体系的科学构建及诸问题探讨在笔者看来，分离原则、抽象原则（无因性）、形式主义原则既是我国物权行为理论体系内容构成的组成部分，又是我国物权行为理论体系逻辑层次法技术设计的结果。

虽然这三个原则并非笔者的首创，但是对这三个原则本身本质规定性的研究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却似有不清之嫌，笔者侧重于从法技术设计的角度，认为物权行为理论应当是以分离原则为物权行为理论法技术设计的起点，以抽象原则为物权行为理论法技术设计的核心，以形式主义原则为物权行为理论法技术设计的保障这样一个体系完整、逻辑严密的科学理论体系。

（一）分离原则是物权行为理论法技术设计的起点分离原则是对德文“Trennungsprinzip”的通常翻译，有时也被有些学者称为“独立性”{1}或者“区分原则”{2}。

但是有学者认为“Trennungsprinzip”一词本意是讲债权行为和物权行为在行为本身和效力方面相互独立，其旨显然不在“区分”而应在“分离”，故而应使用“分离原则”为宜{3}。

1．分离原则之地位就物权行为理论体系构成角度而言，首要解决的问题是要将发生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的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即解决独立的物权行为的客观性问题（此一问题学者以有论述，且不是本文论述的重点，笔者将在他文中专门论述该问题）。

只有首先将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分离，我们才能进一步探讨物权变动法律效果、物权行为、债权行为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因此，分离原则构成了物权行为理论法技术设计的起点。

2．分离原则之概念就分离原则的概念而言，德国以及我国台湾和大多数大陆学者无论大家在文字上如何表述，其实质含义是比较清楚一致的，即，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互分离，独立存在，并且均构成一项独立的法律行为[2]。

例如，台湾学者谢在全先生谈物权行为独立性时认为：“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互分离，独立于债权行为之外，此谓之物权行为独立性。

” {4}史尚宽先生表述为：“仅为对人的请求关系之债权契约，与直接使生物权变动之物权契约，迥然有别。

”{1}在寇志新教授主编的《民法学》中韩松教授也指出：“物权以合同形式发生变动之场合，债权合同与物权合同是两种不同的法律行为，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截然分开，各自独立，这种物权行为独立于债权行为的特性，谓之物权行为的独立性。

”{5}因此，分离原则可简言之就是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

王泽鉴{6}、王利明{7}等学者的表述与这些表述基本相同。

3．分离原则在我国学界认识上存在的问题分离原则含义的应然理解及表述原本十分清楚，然而在我国却由于不同学者在不同地方就分离原则的不同表述而变得模糊不清了。

首先，我国物权法领域的著名学者孙宪忠教授在1996年第3期《法学研究》上的一篇《物权行为理论探源及其意义》的文章以及其专著《德国当代物权法》中就“分离原则”作了相同表述，他指出“分离原则的意义是，德国法将权利主体移转标的物的交付义务的法律行为（一般为债法上的契约或称之为合同）与其完成物权的各种变动的行为作为两个法律行为，而不是一个法律行为；前者为原因行为，后者为物权行为。

因为这两个行为各自有其独立的意思表示和成立方式，因此它们是分离的两个不同法律事实。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孙教授所指的分离原则应当是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彼此为独立的法律行为的原则。

然而随后，孙教授在1999年第5期《法学研究》上的一篇《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的区分原则》的文章中指出“所谓区分原则，即在发生物权变动时，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物权变动的结果为两个法律事实，它们的成立生效依据不同的法律根据的原则。

这一原则来源于德国民法，即德国法中的…Trennugsprinzip'，或称分离原则。

”由此可见，在这里孙教授所指的分离原则却又是物权变动的原因与结果相分离的原则。

社科院《中国物权法草案建议稿》第7条关于物权变动与原因行为的区分原则一条中指出：“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原因行为，自合法成立时生效。

在不能发生物权变动的结果时，有过错的当事人应当承担违约责任。

”在建议说明中对该条还作了进一步的阐释：“以发生物权变动为目的的原因行为，主要是合同，它属于债权法关系的范畴，其成立、生效依据债权法、合同法的规定。

”{8}而是否存在独立于原因行为之外的物权行为却未提及。

因此，台湾大学王泽鉴教授在其《物权法上的自由与限制》一文中谈到该草案时指出：“所谓…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区分原则‟系中国物权法草案所首创的概念……应指出的是，中国物权法草案所谓…物权变动与其原因行为区分原则‟，似不同于德国、瑞士、台湾法上所谓的…区分原则‟或…分离原则‟。

依吾人通常理解，德国法上所谓分离原则乃在肯定有一个独立存在于负担行为（债权行为、原因行为）之外的物权行为，其区分或分离的不仅是物权变动与原因行为，而是引起物权变动的物权行为与原因行为。

”故而这两个内容不同的分离原则，无论对于物权行为理论体系的构建，还是对于物权法制度的立法指导可产生不同的作用。

依前一原则，则势必产生独立的物权行为，从而使物权行为具有独立性；而依后一原则，则有可能将物权变动作为债权行为的法律效果，从而是可以不用承认独立的物权行为的存在的。

但是，作为科学的物权行为理论体系的构建，分离原则的科学含义应当是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的原则，此一原则也是整个物权行为理论体系法技术设计的起点。

（二）抽象原则（无因性原则）是物权行为理论法技术设计的核心抽象原则是对德文“Abstraktionsprinzip”的中文直译，有些学者也将其意译为“无因性”{1}或“无因原则”{6}。

在此需要强调一点的是“无因”并不是不存在原因，而是旨在表明与原因之间的关系，因而更为准确的意译应是“不要因原则”或“不要因性”。

本文认为应使用“抽象原则”为宜，因为这样既不妨碍人们对该原则内容的理解，又可避免采“无因性”提法的误解。

但在行文中引用不同学者的观点时还是采用其习惯说法。

1．抽象原则之地位就物权行为理论体系构成角度而言，承认独立的物权行为的客观存在，即承认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各自均为一个独立的法律行为的分离原则，是为物权行为理论体系法技术设计的起点。

那么在此基础上紧随其后的一个问题就是，物权变动的法律效果、物权行为、债权行为三者到底关系如何？抽象原则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回答而得出的结论。

因此抽象原则是以分离原则为认识前提的，两者具有密切的联系，虽然单从逻辑推理的角度而言，承认分离原则并不必然导致必须承认抽象原则，但是从物权行为理论体系的内容构成及该理论的精神旨趣来看，抽象原则科学地解决了三者的关系，而这正是物权行为理论对于立法、司法以及建立一个安全、公正、高效的市场交易秩序之重大意义所在，也正是物权行为理论的精华所在。

故而抽象原则无论是在物权行为理论体系内容构成上，还是在法技术设计上都居于核心地位。

2．抽象原则概念的既有表述与分析在承认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相分离，均为一个独立的法律行为的分离原则的基础上，物权行为和债权行为势必呈现出以下三种存在状态：其一是仅有债权行为而无物权行为，如委任、雇佣等；其二是仅有物权行为而无债权行为，如所有权之抛弃；其三是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并存，如买卖、互易等。

而在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并存的情况下，就客观上它们的效力状态而言，又可分为四种情形，即：一是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均成立有效，此一情形为社会生活之常态，故不举例说明；二是债权行为与物权行为均不成立或无效，例如，当事人一方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三是债权行为成立有效，但物权行为不成立或无效，例如，合同（债权行为）成立有效后，一方当事人因精神失常而成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但其却交付（物权行为）了标的物，在此情形下其物权行为无效（行为主体不适法），标的物所有权不发生移转；四是债权行为不成立、无效或被撤销，但是物权行为成立有效，例如，标的物交付以后债权合同却被撤销或被宣告无效。

那么对物权行为抽象原则的探讨应当是以物权行为与债权行为并存之情形下，并且以物权行为的成立有效而为前提的。

正如王泽鉴教授所言：“物权行为无因性理论的适用，以物权行为本身有效成立为前提，如果物权行为本身不成立、不生效力、被撤销或无效，则根本不发生无因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