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民主化常常导致民族主义冲突

为什么民主化常常导致民族主义冲突？

卢旺达种族大屠杀中遇难者的骸骨“冷战”结束后，人们

信心满满地宣称促进民主的传播能带来稳定与和平，然而战火和冲突、流血和屠戮依然持续不断。卢旺达大屠杀、科索沃战争、频繁发生在印度和高加索地区的族群冲突始终刺痛着我们的神经。为什么民主化常常导致民族主义冲突？为什么有时冲突又没有发生？为什么国际社会的介入反而使冲

突不断升级？为了回答这些问题，美国最有影响力的国际关系研究学者之一杰克·斯奈德，深入研究了民族主义的四个经典案例：曾处于历史转折点上的德国、英国、法国和塞尔维亚，写下了《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一书。斯奈德认为：在世界范围的民主传播当然是一个可贵的长期目标。但是，此战略的完成必须由对转型政治的现实主义理解来引导。天真地向族群分裂的威权国家施压，要求立刻举行大选，只会造成灾难性后果。例如，1993年，国际财政

援助者强压中非小国布隆迪的领导者举行自由、公正的选举，结果一年内，5万胡图人和图西人在种族冲突中丧生。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国家成功民主转型后并没有引发民族主义冲突。思考这些成功转型的前提条件应该是设计朝向民主道路的第一步。为此目的，本书意在解释为什么民主化常常会导致民族主义冲突，以及为什么冲突有时候并没有发生。在此

分析基础上，我将描述一些让民主转型不太危险的方法。在今天推送的文章中，关于“为什么民主化增加了民族冲突的风险”这一问题，斯奈德分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解释，并表达了自己的立场。———————为什么民主化增加了民族冲突的风险文/[美] 杰克·斯奈德译/吴强节选自《从投票到暴力：民主化和民族主义冲突》两个针锋相对的观点，我分别标之以“民众—对立”和“精英—说服”，提供了两种关于民主化和民族冲突的相反解释。前者意味着长期存在、大众乐见的民族对抗先于民主化，民主化则使已有民族可能表达这种根深蒂固的民众愿望，这种与其他民族并不兼容的愿望。“古老仇恨”观就是这种“民众—对立”解释的一个形式。我持相反立场。在民主化开始前，民族主义通常较弱或者于多数人口中杳然无踪。典型的大众民族主义发端于民主化的最早期，彼时精英们争相吁请大众的支持。当民族内的权势集团不仅需要利用民众热情完成战争目标和经济发展，而且试图避免权力当局向中间市民让步之时，民主化便制造了民族主义。对那些精英来说，民族主义实在是个方便的学说，可以满足一部分民主的形式，其中精英们以民族的名义实行统治却无需为人民负责。在部分民主化的条件下，精英经常能够通过他们对政府、经济和大众媒体等层面的控制来推广民族主义观念，从而设置争论的议程。精英努力说服人民接受其分裂的民族主义观念，民族主义冲突正是以这种副产品形式出现的。《卢

旺达大饭店》剧照

上述两种观点哪一种才正确？这关乎我们可为避免民族主

义冲突开出何种药方。如果“民众—对立”的观点是对的，那么优先的解决方案应当是实行分区民主化，族群则应纳入分隔的国家，即使这意味着迁徙人口。在20世纪，大部分东欧已经经历了“非混居人民”，大部分都是两次大战期间或战后作为种族灭绝和强迫移民的结果。按这种观点，为什么不早在战事爆发前而非战后才迁徙呢？如果在一个多族群国

家实行分区不够实际的话，那么至少可以采取一个最接近的替代方案：在大部分自治的民族间分享权力。这种图式，有时也称“协和式民主”（consociational democracy），人民不只拥有个人权利而且具有作为一个民族或族群成员的权利，以管理其内部事务并在官僚和立法机构拥有团体的比例代

表权。当然，如果“精英—说服”的观点是对的，这种分隔措施只能锁定分裂的民族认同，毫无必要地抬升了族群间的互不信任。这个时候，更好的解决之道是在民主化的形成阶段利用民族认同的流动性来促进包容的公民认同和跨族群的

政治联盟。我会首先概括并评估“民众—对立”的观点，部分因为对于多数美国读者而言，它看上去相当可疑。接着，我会简述自己的“精英—说服”论，并在第二章进行更充分的说明。前民主的民众对立：一个简单但是错误的解释关于民主化和民族冲突两者关系的一个很简单的解释，即将民族主义

看作深植于远早于民主化的民众态度。如果属于不同文化的人民都想拥有他们自己的国家，而且，如果他们恰巧都生活在同一个疆域，那么，投票只能不可避免地把他们变成一群糊涂虫。原则上，这些相互冲突的目标就会引发冲突，即使对立集体之间在前民主的历史中并没有过暴力相向。然而，如果文化相异的人民已经从长期对抗中互相憎恨或者不信任，那么这种文化对立只能更糟糕：民主过程将表达出根深蒂固的民众仇恨。以“民众—对立”的观点，当民主化让有真正民族主义偏好的普通选民发出声音后，那里的民族斗争就会招致帝国和威权政权的镇压。选举变成一个共识而非审议的过程。民主化将产生多数的暴政，或者在各自追求竞争性国家建设目标的对立民族之间爆发激战。如果一个新民主化的民族国家谋求夺取它的族群兄弟所居住的外国领土，据此观点，民主化就会演化成国际冲突。科索沃战争

且不管这种“民众—对立”观点背后的清晰逻辑，我认为在大部分案例中，事实恰好相反。民主化之前，大众民族主义鲜有良好发育的。更普遍地，它是在民主化的最初阶段崛起的。在大多数人口得以成为政治生活中一个积极部分之前，人们的民族归属感通常较弱。典型的是，尽管他们意识到各族群在文化、语言、宗教和地区的差异，但是他们只是间断性地将这些差异附上政治含义。在这一社会发展的阶段，政治是精英们的事。如果说在威权主义政权中基于民族的文化遗产

或者行政安排有利于后来的民族主义的某种形式，倒也不错，因为有更多人变得政治活跃起来。即使这样，大多数例子中，只有当人们按民族划分公开谈论或者形成政治组织时，这种意识才会开始结晶。比如说，19世纪初为从奥斯曼帝国统治下争取自治的塞尔维亚战争，若当作古老的大众民族主义感情的表现，就大错特错了。就像我将要在第四章展示的，那场战争实际上更接近由一条多民族的生猪贸易链发动的商

业冒险而不是一场民族主义战争。塞尔维亚的民族意识是在19世纪60年代到1914年期间逐渐形成的，让人惊讶的是，当时塞尔维亚有一个民主却失序的政治体制，包括近乎普选的选举、竞争性政党，还有一家自由媒体。倒是那段时间的战争和仇恨对民族意识产生了持久的影响，部分源于公众已经在政治生活中扮演了某种角色。而对大部分欧洲国家来说，根据历史学家米罗斯拉夫·罗赫（MiroslavHroch）的研究，“只有当民族主义运动获得大众支持后，民族形成过程才具备了不可逆转的特征”。精英—说服：在民主化国家推销民族主义民主化催生民族主义，因为它服务于一个民族内部权势集团的利益，后者寻求利用人民的热情进行战争和经济发展而无需让政治当局向普通选民低头。在前民主化社会，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精英的统治倾向于避开唤起大众的民族主义感情而引发的风险。但是，在18、19世纪，当国民军、商

业资本主义和廉价印刷兴起之后，能够吸引人民的活跃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