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刘勰和钟嵘的楚辞观(一)

试论刘勰和钟嵘的楚辞观(一)
【论文关键词】刘勰钟嵘楚辞观审美超越
【论文摘要】屈原及其开创的楚辞，在中国历史、文学史上有着独特而深远的影响。

在魏晋南北朝，文学理论批评获得重大发展，产生了像《文心雕龙》这样“体大而虑周”和《诗品》这样“思深而意远”的不朽巨著，从而形成了中国文学理论批评独特的传统。

而这两部巨著都涉及到对楚辞的评论，他们是如何评论的？本文试从刘勰《文心雕龙·辨骚》和钟嵘《诗品》中涉及楚辞作品及作家之处入手，再结合审美活动中审美体验艺术，分析刘勰的楚辞观和钟嵘的楚辞观形成的思想渊源和审美取向。

屈原及其开创的楚辞，在中国历史、文学史上有着独特而深远的影响。

而楚辞的特点主要表现在它抒发了诗人强烈的感情、想象的丰富、语言的华美及表现形式的自然等。

钟嵘和刘勰都重视《楚辞》,并形成各自的楚辞观，表现在他们都强调诗歌抒发真情、怨情，都重视诗歌语言的华美和诗歌表现的“自然美”。

此外，还表现在推论诗歌取法对象时《诗》《骚》并提，强调诗人创作时应兼取《诗》《骚》两者之长等。

他们重视《楚辞》的原因主要在于他们的诗歌本质观相同，又都受儒、道两家影响，另外是受时代因素的影响，在继承传统之同时又有所突破。

一、刘勰的楚辞观。

通过刘勰生平身世的了解和对《文心雕龙·辨骚》文本的解读，我们了解到刘勰的楚辞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肯定屈原的思想人格，认同屈原作品的艺术方式。

1、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无不崇拜地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欲起，其离骚哉！固已轩翥诗人前后，纷飞辞家之前，岂去圣之未远，而楚人之多才乎！”他以这样诗意的笔调赞美了屈原，赞美了楚辞。

在刘勰看来，屈原是完美的，他不但“固已轩翥诗人前后，纷飞辞家之前”，而且“惊才风逸，壮志烟高”。

2、刘勰在《文心雕龙·辨骚》中进行具体分析，不同于汉代班固、王逸等人的评价，他指出楚辞“同于《风》、《雅》”之处：“典诰之体”、“归讽之旨”、“比兴之义”及“忠怨之辞”四个方面。

又提出楚辞“异乎经典”之处：“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及“荒淫之意”。

再指出楚辞是《诗经》出现之后最伟大的“奇文”，进一步认同屈原。

3、刘勰对屈原及楚辞作品，从内容到形式作了全面肯定，指出其历史地位仅次于《诗经》，为“辞赋之英杰”，而枚、贾、马、扬等袭之。

指出其艺术成就特色，“虽取熔经意，亦自铸伟辞”、是别人“难于并能”的。

又指出其抒情状物成就独到，“故《骚经》《九章》，郎丽以哀志；《九歌》《九辨》绮靡以伤情……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

”这种大胆的评论在当时是少见的。

第二，强调诗歌抒发真情、怨情，重视诗歌语言的华美和诗歌表现的“自然美”。

1、刘勰注重抒发真情、怨情，对屈原忧愤深广的哀怨之情进一步地把握，“故《骚经》《九章》，郎丽以哀志；《九歌》《九辨》，绮靡以伤情”，认为在作品中体现出来的那种情感，正是屈原忧愁叹吟、内心痛苦的真切反映，深得屈辞之情旨。

2、刘勰肯定楚辞作品恰到好处的“丽”。

其作品做到了“酌奇而不失其真，玩华而不坠其实”，继承传统并推陈出新；而后代只是从形式上继承屈原华丽，却丢掉了“情”、“实”片面追求“华”、“采”。

3、刘勰赞成楚辞作品中“风骨为主、辞采为铺”的诗歌艺术美，“故能气往砾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

第三，提出，“酌奇”和“玩华”创作论点主张，强调诗人创作时应兼取《诗》《骚》两者之长等。

1、刘勰品楚辞时，“酌奇”和“玩华”的主张提了出来，把情与实相结合，达到“妙理”。

2、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相结合，诗人写作方法有所超越，“若能凭轼以倚《雅》《颂》，悬辔以驭楚篇”，一方面依据《诗经》，一方面掌握楚辞，这已经接触到文学创作上写实和幻想相结合的问题。

二、钟嵘的楚辞观
通过《诗品》文本的解读，我们了解到刘勰的楚辞观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视诗歌抒发怨情，“情兼雅怨”。

1、五言诗之源头，楚辞之怨情。

钟嵘评汉魏以来五言诗一百多家，探其源流者不过37家，而评诗中楚辞系下品无，可见钟嵘心中楚辞的地位之重要。

以屈原为代表的楚骚文学多抒发悲怨之情，故其曰“源出于《楚辞》”。

2、论诗极重怨情，“情兼雅怨”。

如评李陵，评班姬，评王粲等，皆有楚骚系之情怨；即使刘帧，也是情雅而怨。

第二、强调“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的评诗标准。

1、钟嵘崇尚语言华美，批评语言质朴者。

“古诗”是“温文尔雅”，班姬“文绮”，曹植“词采华茂”，王粲“文秀”，陆机“才高词瞻，举体华美”，张协“文体华净，少病累……”给予好评。

2、钟嵘好诗风雅正，反对质木无文。

刘帧是极受钟嵘重视的诗人，但因“雕润恨少”而被惋惜。

故“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

第三、主张“自然直寻”，反对过多“用典”和过分讲究“声律”。

钟嵘“观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而崇尚屈原及其楚辞的“诡异之辞”，一种特殊的表达方式，一种浪漫的想象。

他反对“句无虚语，语无虚字”，尚“自然英旨”，却“罕值其人”。

注重自然，如评颜延之：“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

’颜终身病之”等。

三、关于刘勰、钟嵘楚辞观之异。

刘勰通过“体大而虑周”的《文心雕龙》所形成的楚辞观和钟嵘通过“思深而意远”的《诗品》所形成的楚辞观，在本质上没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然而在表现方式上、强烈程度上有些不同而已。

首先，抒发哀怨之情上。

楚辞之“怨”重在强调个人不幸身世遭遇导致的“怨”，感情比较激烈，屈原的作品给人的强烈印象是那不可遏制的激情，这与屈原强烈、坚定的个性有关，而这个性在某个方面上仍被限于儒家思想里。

屈原作品中，对君王的怨，对小人的恨，对祖国前途的忧虑，对个人命运的哀叹，去没有看清对楚王的断然弃绝之情，他的爱国和忠君，只是桀骜不驯的独立人格与儒家传统不甚而合，他更重视个人价值的实现。

而钟嵘似乎更加看重强烈的身世之悲引发的强烈哀怨，《诗品序》中说“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祁寒，斯四侯之感诸诗者也。

……非长歌何以骋其情？”可见，钟嵘更重视自然景物引发人们的诗情，更重视社会生活、、个人遭遇引起的怨情。

刘勰《文心雕龙》的楚辞观似乎是一种“怒而不怒”的格调。

其次，语言华美上。

一般而言，《诗》的语言较质朴，《楚辞》的语言较华丽。

屈原作品注重辞藻的华艳，刘勰称“故《骚经》《九章》，郎丽以哀志；《九歌》《九辨》，绮靡以伤情”，他看到《楚辞》对后世作家产生的巨大影响：“其衣被辞人，非一代也”。

可见，对《楚辞》作品文辞优美的特点很赞赏。

再次，在丰富的想象上。

刘勰提出楚辞“异乎经典”之处：“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及“荒淫之意”，又指出楚辞是《诗经》出现之后最伟大的“奇文”，显然刘勰是认同屈原这种后人称为“浪漫”的文风，而钟嵘就显得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