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生群《史记》研究分析

赵生群《史记》研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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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师范大学赵生群教授长期从事《史记》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至今已逾30 年。

30 年来，赵先生在《史记》文献学研究领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他在《史记》疑案考订、《史记》编纂学等诸多方面的论断已为学界所普遍接受。

2013 年，他主持整理的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修订本已经出版，反响热烈。

2015 年，中国史记研究会即将成立15 周年。

《墨子》云: “年踰十五，则聪明心虑无不徇通矣。

”( 《史记·五帝本纪》徐广注引) 在研究会走向成熟的重要节点，回顾当代《史记》研究的重要学人，总结他们的学术成就，显得尤为必要，也一定能推动《史记》研究在新的起点上走向更宽广的明天。

本文总结赵生群教授30 多年来的《史记》文献整理与研究的成就，即怀抱上述信心与期望。

一、太史公研究
( 一) 司马谈作史
赵生群教授的《史记》研究始自对《史记》作者的考证，其第一篇公开发表的《史记》研究论文即《司
马谈作史考》( 《南京师院学报》1982 年第2期) 。

其后二年又发表《论司马谈创〈史记〉五体》( 《南京师大学报》1984 年第 2 期) 。

后来作者将以上两篇文章合纂为《司马谈作史考述》一文，收入《太史公书研究》( 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 及《〈史记〉文献学丛稿》( 江苏古籍出版社，2000) 二书，反映出作者对这一问题的持续探索。

“司马谈作史”是《史记》研究的疑案之一。

这一疑案不仅关涉《史记》的作者与成书，还牵涉太史公的经历与交游、司马迁生年、《史记》断限、《史记》的真伪补窜乃至中国文学史研究。

这一疑案也是其他研究的重要基础与前提，因此自古及今均有人提出并研究。

《隋书·经籍志二》云: “( 司马) 谈乃据《左氏》《国语》《世本》《战国策》《楚汉春秋》，接其后事，成一家之言。

”司马贞也说: “《史记》者，汉太史司马迁父子之所述也。

”( 《史记索隐》序)《旧唐书·经籍志上》云: “昔马谈作《史记》，班彪作《汉书》，皆两叶而仅成。

”刘知几《史通·古今正史》: “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马谈，欲错综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迁乃述父遗志。

”其后宋人郑樵、晁公武，清人俞正燮、方苞，近人王国维、顾颉刚、李长之、赖长扬等也对司马谈作史持肯定意见。

但今本《史记》130
篇中，哪些出自司马谈之手，已成疑案。

季镇淮认为“我们实际上很难辨别出来”，“在这个问题上，不可能有肯定的结论”。

徐朔方则进一步认为“不存在《史记》是司马迁父子合作的问题”。

赵生群先生在综合前人意见的基础之上，充分发掘《史记》内证，系统考察了《孝文本纪》《吕太后本纪》《卫康叔世家》《刺客列传》《游侠列传》《封禅书》《六国年表》《太史公自序》等30 余篇的相关内容，主要从时代、思想旨趣、称谓等方面考察，逐一论证，最终考定《孝文本纪》《吕太后本纪》《卫康叔世家》《刺客列传》《樊郦滕灌列传》《郦生陆贾列传》《张释之冯唐列传》《赵世家》《历书》《封禅书》《太史公自序》《建元已来王子侯者年表》等12 篇为司马谈所作，或部分出自司马谈之手; 《周本纪》《鲁周公世家》《管蔡世家》《陈杞世家》《殷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宋微子世家》《齐太公世家》《晋世家》《李斯列传》《游侠列传》《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惠景间侯者年表》《五帝本纪》《十二诸侯年表》《礼书》《吴太伯世家》《伯夷列传》等20 篇疑为司马谈所作或由司马谈发凡起例。

作者从宏观上认为“并非所论各篇都确凿无疑，但从总体看，《史记》中有司马谈写定的篇章，却是无可置疑的事实。

司马谈作史，有本纪、年
表、书、世家、列传，以及太史公论赞。

也即是说，今本《史记》五体结构，司马谈作史皆备。

”( 《司马谈作史考述》，《〈史记〉文献学丛稿》第87 页，以下简称“《丛稿》”)
《司马谈作史考》发表以后，在学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中国史研究动态》予以介绍，杨燕起、俞樟华《史记研究论文提要》作重点介绍。

《论司马谈创史记五体》被人大复印资料《历史学》转载。

张新科、俞樟华《史记研究史略》认为作者的探索“值得肯定”。

张大可《史记研究》认为探讨司马谈作史“对于研究《史记》成书过程和《史记》两个断限，驳正崔适麟止以后为妄人所续的谬说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有“重大意义”。

韩兆琦《史记笺证》中《吕太后本纪》等篇注释，都采用了作者的观点。

吉春《司马迁年谱新编》、张大可《司马迁评传》等专著也称引了作者的观点。

同时，《司马谈作史考》一文也引起了学者对于这一《史记》疑案的重新关注与研究。

如张大可发表了《司马谈作史考论述评》，对此前相关意见作了梳理与考辨，提出了不同的见解。

他认为“《史记》体例应是司马谈、迁父子所共创”，“应该承认司马谈有整篇的述史，其成果或许不止37 篇。

问题是司马谈的成果司马迁重新作了剪裁熔铸”，“今本《史记》留下整篇
司马谈的著述考论是不能信从的”，“今本《史记》中虽无司马谈整篇的作史，但留下了司马谈作史痕迹是没有疑义的”。

( 张大可《司马谈作史考论述评》) ( 二) 太史公为官名
赵生群先生在研究“司马谈作史”疑案之后，连类而及，又撰写了《太史公为官名新证》一文( 《南京师大学报》1988 年第 3 期) ，后稍作修改，题为《太史公新证》收入《太史公书研究》及《〈史记〉文献学丛稿》两书。

《史记》一书中“太史公”之名共出现152 次，或指司马谈，或指司马迁。

然而自东汉以来，学者对于“太史公”一名的理解颇有不同，或以为是尊称，或以为是官名。

主尊称者如韦昭、颜师古、司马贞、顾炎武、张大可等，主官名者如卫宏、如淳、吴国泰、朱希祖、施蛰存等。

清人俞正燮又以“太史公”为书名。

同为尊称或同为官名，又有不同解释。

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太史公新证》一文首先驳辩“尊称说”，指出“太史公非尊称”。

作者通考《史记》全书，认为“司马谈、司马迁称‘太史公’在书中并无区别”，无可置疑，又引钱大昕说“尊父可也，尊己不可也”，认为司马迁“不可能自尊其名号”，从而否定司马迁“尊称其父谈及尊父兼自题”两说。

作者又通过史实、事理及他书旁证否
定了“太史公”为“东方朔及杨恽改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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