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权力的双重治理：对人主体生命的隐性统治

生命权力的双重治理：对人主体生命的隐性统治

作者：程远航

来源：《学理论·下》2020年第08期

摘要：在传统君王绝对统治权力之后，福柯提出的生命权力模式展开了两极运行机制：规训权力对人肉体惩戒规范的微观治理以及生命权力从整体人口调节的宏观治理。由此形成的生命权力运行机制与传统君王的外部统治从个体和整体两方面的规范治理进入人自身内部，表面是对人主体价值更好实现的防范调整，然而是一种隐藏在牧领式关心下的隐形统治，双重治理机制使得生命权力统治人的主体性深入到生活各处，从而使人毫无意识地丧失生命的主体性而无能为力。这种缺失人主体性的生命权力政治，需要在人的生存价值和“类本性”的寻求中得到恢复和重塑自我。

关键词：规训权力;生命权力;主体生命;隐性统治

中图分类号：B0 ; 文献标志码：A ; 文章编号：1002-2589（2020）08-0058-03

福柯在法兰西学院确立的“生命政治”揭示了在18世纪下半叶现代社会存在的一个现实：尽管以追求自由、财富、安全等名义，所有人的生命生活都与权力秩序紧密联系起来。福柯认为18世纪前的社会是以君主国家主导统治权力。这种统治权力主要是借助法律和惩罚保护公民权利主体，以一种否定性的掌握绝对“生杀大权”将生命与权力联系起来，呈现出“使人死”或“让人活”的权力形式。这种统治权力虽然与生命有所联系，但完全遵从君主的权力统治地位趋向于强迫压制性的消亡生命的手段。所以说这算不上确切的生命政治权力。随着君主社会到民主社会的转变，封建主义向自由主义的过渡，“我们可以说‘让’人死或‘让’人活的古老权力已经被‘让’人活或‘不让’人死的权力取代了。”[1]116自杀不再是篡夺君主权力的犯罪，而是个人在控制自己生命权力的私人死亡权力的展现。这种转变源于现代社会政治权力不再以君主统治为主导，而是以管理生命为主导。由此福柯的“生命政治”延伸出肉体惩戒微观治理的规训权力以及人口调节宏观治理的生命权力两极。福柯将传统君主统治权力作为前社会存在的前提，从规训权力开始探究生命与权力的关系，最后落脚在生命权力中，这三种权力模式完整地构成了权力技术的发展过程，形成了生命政治概念。这三种权力模式不是在时间顺序上绝对地替代过程，而三种模式共存在社会进程中，只不过现代社会从关注国家权力转变到关注治理技艺。在生命政治中对个体行为的规训和从总体调节人口生命活动的权力技术都使得生命被纳入知识和权力的控制网中，成为权力密切关注的对象。生命政治在福柯那里主要被看作一种现代形态的治理技艺在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两极运行机制中实现了对人主体权力的布控。

一、生命权力的两极运行机制

福柯所说的生命政治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权力对人的社会身体进行一种积极的引导教化从而维持社会个体生命良好的活动秩序的权力统治。这种权力统治形式，一方面包含治理国家政治活动的传统政治问题，另一方面也包括治理个体自身活动与社会整体关系间的身体政治问题。生命权力的治理技术是一种追求普遍的善的牧领权力。就像牧领权力不仅要照顾羊群的整体，还要关注到每一个个体的情况，其中个体与整体的关注是同等重要的。就像这种持续监视和看守的牧领权力一样，生命权力保留牧领权力的看管服从的核心要素。在福柯看来，生命政治是一种在新“自由主义”框架下对生命权力的运用的新的权力技术，主要形成个体的微观规训权力和整体的宏观人口调节的生命权力两种权力形式。

与个体密切相关的规训权力是为使人肉体的某些能力得到提高进行的以肉体为核心的一些训练活动，同时通过这些活动教化人达到规训的目的。规训权力不再像传统统治权力那样具有君主绝对的权力中心，也不会突出体现法律对活动规范的强制作用。规训权力不针对法律主体和权利主体，而是对具有劳动能力的肉体的人借助纪律和教导规范进行规训。“为了重新控制细节，开始了最初的适应：权力机制对个体的适应，通过监视和训练——这就是惩戒”，是规训权力最初容易实现的一部分[2]273。这种规训权力在学校、工厂、医院、军队以及监狱等社会机构中得到突出显现，其中对人通过监视、锻炼、训练等教化活动，制定标准规范奖罚体系促进个人进行有利于团体构建的积极活动。这与“使人死”的传统统治权力有根本区别，是一种“讓人活”的生命延续，规训的目的是让肉体很有力量。因此，规训权力通过惩戒肉体实现的是一种个人化的解剖政治学。与此相对的整体的大众化的生命权力形式是一种生命政治学，以人口和生命为中心关注到作为物种繁殖基础意义上的人口的质量问题。生命权力也同样没有传统统治权力的绝对中心，权力的行使由国家机构人员、生活学家、公共卫生学家等专业领域人士承担。福柯引入“人口”一词来说明生命权力也不再关注个体人的肉体活动，而是关心整体的人口的生命质量。这里的人口不是具有法律主体地位的个体，也不是具有主体权利的社会集合体，而是一个抽象意义上的具有人种概念的生物性群体。所以生命权力不关注个体活动，而是把个体都放置在人种的群体中从概率统计的角度探究整体的出生率、死亡率、整体健康水平以及寿命等生命质量问题。借助信息技术进行安全调控，从而实现人口总体平衡和整体安全的目的。福柯认为“生命政治学干预的是一些人是普遍的而另一部分人是偶然的整个整体现

象，”[2]267与规训权力的纪律规范不同，是一种通过概率风险预估的调节机制，是一种人口的生命政治。

福柯认为作为个人肉体的规训权力和人口安全调控的生命权力形成了生命权力展开的两极运行机制，也构成了两个系列“肉体系列—人体—惩戒—机关;和人口系列—生活学过程—调节机制—国家。”[2]273虽然这两种机制分别从个人细节的控制和总体大众的调节的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在不同层面展开权力形式，但二者也不会相互排斥而是可以通过某个中介连接起来，共同服务于资本主义社会对“自由民主社会”的诉求。规训权力从微观个人角度控制教化人的活动，生命权力从整体的人口调节人种的宏观问题，这样就不难发现福柯引入生命政治的两个运行机制是在通过一种权力逻辑分析批判资本主义社会，虽然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社会机制，但在生命权力的统治下其实质仍然是对人主体的一种双重统治。

二、双重治理对人主体生命的隐性统治

在资本主义社会生命权力的政治统治与传统君主的绝对统治有很大不同，君主的统治权力具有至上性不容置疑，其权力行使以一种否定性禁止人做什么活动;而生命政治权力的两极权力形式是以一种积极的肯定方式教化人们能够做什么活动。福柯引入生命政治的两极运行机制绝不是赞颂资本主义社会在生命权力的统治下实现了人的自由和平等，构建了资本主义社会民主，而是通过剖析生命权力形式揭示资本主义社会生命政治对人的双重治理。规训权力和生命权力这两种权力形式到19世纪结合在一起，形成既是解剖学又是生物学;既是个体化又是整体化的，既是微观的又是宏观的生命权力，从而使得资产阶级的生命政治权力“承担了整体生命的责任，包括肉体的一极和人口的一极”[2]277，完全占有统治人类生命本身。当这种生命权力得到滋生的可能性就会以不可思议的扩张形式，在技术和政治上“安排生命，使生命繁殖，制造生命，制造魔鬼，制造无法控制和具有毁灭性的病毒”[2]277，以一种隐形的方式逐渐达到对人主体性生命的完全控制。

生命权力的双重治理对人主体生命的隐形统治，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福利国家以“生”的形式和种族主义中以“死”的形式得到实现。首先，在福利国家中规训权力对人主体生命活动的统治得到突出的体现。福利国家承担起管理人民健康的责任，需要通过设置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引导人们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从而实现社会整体环境的构建。福利国家可以理解是通过国家的福利政策引导对国民的肉体进行规范矫正从而将其整合进有效的社会控制系统中提高国家的实力。“在20世纪开始时，在欧洲和北美的民族国家及其许多殖民地，两大由政府资助的生命政治策略逐渐形成”[3]69，像卫生方面的城镇规划、污水管道系统以及一些卫生防疫讲习班等活动，通过外部的硬件条件以及内部国民主体习惯的教化，以健康为中介将有关适于社会的健康卫生道德观念灌输给每个个体。福利国家中的卫生统治是借助国民普遍关心健康卫生问题，通过设立巡讲机构以及基础设施实现国家对个人卫生的监管，这是从微观方面对人的生命活动进行规范和教化实现对生命的管制。在福利国家中蕴含一种以“让人活”为目的运行的规训权力机制。另外，在生命权力中也保留的“让人死”的一部分，这部分是通过种族主义实现的生命权力统治。福柯认为，“在规范化社会中，种族，种族主义，这是接受把人处死的条件。在国家按照生命权力的模式运转之后，国家杀人的职能就只能由种族主义来保证。”[2]281种族主义挂上一种进化论思维使战争和民族歧视冠以科学的合理性，使得在种族主义下按照生命权力的模式运转可以光明正大地排斥其他民族。“种族主义与国家的职能相联系，后者被迫利用种族、种族的清洗和种族的纯洁来行使它的统治权。”[2]282种族主义体现为主流种族对其他种族的排斥以及国外与其他种族的战争，这在本质上形成了对生命的强制压迫，构成了对他人生命的侵犯。福柯认为，纳粹是新权力机制发展的顶端。在纳粹主义中杀人的权力被放大逐渐丧失了控制，使得杀人的权力不仅限制在国家中还蔓延给予到一系列相关人中。福柯认为，以纳粹为代表的种族主义不是20世纪的特有现象，而是西方社会进入现代之后出现的“生命的国家化”趋向的内在延伸。这也从宏观人种的角度实现生命权力对人主体生命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