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张爱玲独特的创作意识

第43卷　第3期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V o l .43　N o .3

　2007年6月

Jo ur nal o f Guang xi N or mal U niver sity :Philo so phy and So cial Sciences Editio n June ,2007

[收稿日期]2007-02-13

[作者简介]李朝英(1957-),女,广西柳州市广播电视大学讲师。

试论张爱玲独特的创作意识

李　朝　英

(柳州市广播电视大学,广西柳州545001)

[摘　要]在现代文学的长廊里,张爱玲的作品犹如一幅幅以变态人性、病态人格交织在一起构成的奇

特的世俗人生的图画。在她那不同于当时主流话语圈的独特的创作意识里,实用主义的小市民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她的观念,使她与那个时代的主流知识分子发生了巨大的分野。她以对社会人生的病态体验,用病态的怀疑目光,投射到世俗化、欲望化的“饮食男女”身上,在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小市民的心理,从而凸现了她创作中思想视域的局限。

[关键词]创作意识;张爱玲;病态心理;小市民心理

[中图分类号]I 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597(2007)03-0081-03

张爱玲,以她《流言》《传奇》两部作品集,在20世纪40年代成为上海沦陷区新起作家中耀眼的一位,尤其是《金锁记》为上海沦陷区文坛“最美的收

获之一”。

[1](p404)

20世纪90年代,沉寂了50多年的张爱玲再度占领中国文坛。这一时期她创作最重要的价值是对人性的批评。但是,仔细分析则更多地表现为张爱玲的世俗化、欲望化、商业化的一面,而这正迎合了世俗的小市民的某些消极颓唐的心理,从而凸现了她创作思想视域的局限。

一、与时代不相协调的音符

20世纪40年代正值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秋。许多女作家在大时代的背景下描写各式女性的命运,义愤填膺地控诉封建礼教、传统道德对女性残害之时,张爱玲的作品却脱离了主流话语圈——不去描写抗日气氛,不去反映民族情绪,不以社会视点为立足,而是从人性的角度,以边缘的话语投入到都市的琐碎生活中去,将目光聚焦到了世俗的“饮食男女”身上。她要求读者“寻出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听她说“一支战前的故事”。她也要把读者拖出那一时代。从艺术上说,她的作品确是上海沦陷区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正如胡兰成所说,读张爱玲的作品如同在一架钢琴上行走,每一步都发出音乐。然而这一乐音却有着与时代不相协调的音符。翻开她的作品,呈现的是沪港两地男女间“千疮百孔的经历”。张爱玲则站在冷眼旁观的角度,对40年代“上海+香港”的洋场社会进行深度描摹,将女性置于“生的苦闷”和“欲的自由”的种种冲突之

中,从人物内心情感的变化波动里细腻含蓄地反映出纸迷金醉的奢华背后的龌龊和腐朽。她将犀利的解剖刀指向了女性本体,并冷漠地、不动声色地向世人揭示了女性心灵充满卑琐、愚昧、变态的一角,从而呈现出女性孤独、渺小,甚至猥琐、屈服、无奈的生命原生态。张爱玲虽然在小说中极力呈现女性的悲惨处境,可是却并没有说出该如何摆脱这样的困境,甚至就连她自己最终也深陷这样的悲剧之中。这与她当时远离时代的生活,脱离了时代前进的步伐有着很大的关系。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作家有着非常独特的“张看”视角。如果说30年代的女性叙事以丁玲与萧红

为代表,那么40年代则属于苏青和张爱玲。这些女作家笔下的人物都已经从冰心将女性于一种“神性”(母爱的泛化)的定位中走了出来,更多的是冠以“人”的意识。从丁玲《莎菲女士》开始,作者直露地表现了一个女人对男人的渴望。正如丁玲所说,这种“公开表现妇女的性压抑和社会困境之所以成为可能,那是因为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带有‘解放’性质

的运动”。

[2](p199)

而在丁玲笔下的女性更多的是灵与肉、情与性统一的敢想敢做的激情女性。不同于丁玲将妇女的命运放到时代的风雨里冲刷,张爱玲则是剥开时代的外壳,表现“新女性”表象下的旧女性,并毫不留情地拭去所有的粉饰,用冷酷的笔调描述了女性意识被奴化和钳制的生存状态。她笔下的女性在生活的腐蚀和社会的重压下,处于“甘愿做男性的奴隶”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可悲境地。她们自觉地用金钱、婚姻、情欲、权力来扼杀自己的情感、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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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灵魂及其他人的幸福。她们生活在一片荒凉中,可怜、可悲、更可气!如果说丁玲所表现的女人问题在于个性与生命空间的狭窄,而张爱玲所表现的则是女性生存的尴尬与挣扎,刻画的是他们在谋生与谋爱的夹缝中演绎出种种悲剧。与之相比,张爱玲的小说更成功地揭示了女性悲剧命运的内因,鞭鞑了男权社会的黑暗。但是在这些女性身上,我们看不到她们的出路及她们对现实环境的任何改变。当然,这样评价张爱玲及其作品,显得有些过于苛刻,但纵观张爱玲当时所处的时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已在起步,女性观和文化意识也在发展,而在她的作品中,人物与时代、环境却都相去甚远。

二、病态的心理折射

张爱玲的艺术世界本来衍发于她对社会人生的病态体验。她是以病态的怀疑目光发现并表现“时代沉落中”的“人的生存状态”的。

张爱玲在谈到原型与虚构、生活与艺术的关系时曾说道:“在西方近人有这句话:一切好的文艺都是传记性的。当然实事不过是原料,我是对创作苛求,对原料非常爱好,并不是尊重事实,是偏嗜它特有的一种韵味,其实也就是人生味。”[3]由此可见其小说创作时对人生韵味和人生真实体验的偏好。正因为张爱玲自身有深切的体会,所以她放弃了当时的主流文学表现形式,选择了自己熟悉的题材,用她刻薄准确的语言,“冷眼看戏”的姿态,病态地再现了“五四”前后几十年凡俗女子在生活中的挣扎史。

张爱玲作品的表现方式及感受生活的视角是与她独特的生活经历及她的创作个性紧密相关的。张爱玲是清朝重臣李鸿章的外孙女,家世显赫,但到了她父亲这辈家道开始中落。她父亲是一名典型的纨绔子弟,整天忙于吸鸦片、嫖妓,与姨太太厮混,对她十分残暴。母亲是一个西洋化的女性,为了自己留洋享受,对她不闻不问,使她从小就体验了亲情的冷漠。成年后,她与汉奸文人胡兰成的一段不愉快的感情纠葛,更进一步促使她产生了对亲情、爱情的幻灭感。对男性自私、虚伪本性的清醒体察,对女性生存的艰难和深切的痛苦体会,再加上幼年心理上所受的创伤的投影,构成了她感受外部世界的心理基础,自然也就形成了她独特的创作意识中带着病态的视角。

与张爱玲同时代的女作家都有着一些特殊的经历。萧红的童年与张爱玲有着类似的成长经历,苏青也是因婚姻的失败而投身文学事业。虽然萧红在小说里也有用一种“散文化”的叙述来关注自己曾经生活的“边缘地”,但其用意在于更真切地面对生命。苏青的小说与萧红的小说有曲异同工之处,只是苏青的笔触更显得泼辣而率真,而其骨子里仍是对世态炎凉的一份理解和平凡人生的一种体贴,因而在她的小说里贯穿着一个基调:让人们珍惜生命,热爱生活。然而张爱玲虽与她们有着类似的经历,但在创作上却有着很大的不同。张爱玲的小说向世人呈现了其独特的意识感悟。她在塑造人物、解读女性命运时,往往将自己深深地隐藏在平淡的文字里,用平静得近乎冷漠的口吻,甚至怀着嘲弄的微笑叙述着笔下人物的悲剧故事。“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这是张爱玲对其小说人物命运的高度概括,也是对在当时社会中讨生活的女性人生的最终诠释。从小说的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感觉到张爱玲是在用一种远距离的、疏离的状态来从事创作,故而呈现出“永远站在潮流外”的冷静和自觉。在对人性的描写上,张爱玲选择了采用西方作家常用的表现方式——通过展示人性丑陋与邪恶,促使读者对女性本体作出理性的、内在的审视与反思。在她的笔下,几乎没有一个完美的女性,尽管每个女性都有其可取的地方;几乎没有一段美好的姻缘,尽管有个别女性经过重重磨难,最终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婚姻;几乎没有一个心理健康的女性能作为人自主的存在,尽管她也许掌管了经济大权、占据了家长地位。作为女性中的一员,她对女性的悲惨遭遇漠然视之,对女性的缺点却不依不饶,连一点细微的地方也要曝光出来,进行无情的解剖和鞭鞑。

三、小市民心理的迎合

张爱玲曾说:“要迎合读者的心理,办法不外这两条:(一)说人家所要说的;(二)说人家所要听的。”“将自己归入读者群中去,自然知道他们所要的是什么。要什么,就给他们什么,此外再多给他们一点别的——作者有什么可给的,就拿出来,用不着扭捏地说:‘恐怕这不是一般人所能接受的吧?’。”[4]张爱玲的作品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的小市民文学,是真正世俗文化,也是对当时小市民心理的“存心迎合”。她关注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的“鸡零狗碎”。人性中的小瑕疵,市民的小奸小坏,小矛盾,小心眼,小花招……恰恰就是这些小的方面才是人生中日常的、永久的和每天纠缠你身心疲惫的形形色色。张爱玲之所以选择了一个日常生活的世俗世界,这个世界与大时代、大历史、民族意识“不相干”,甚至不无琐碎、平庸、趣味主义的倾向,是与她的成长经历和生活环境不无关系的。

童年的生活与成长的经历,也是张爱玲在创造中为迎合小市民心理的重要因素之一。童年时代,父母的离异,父亲的粗暴,母亲的冷漠,继母的虐待,不幸的经历使她变得冷漠和自私。她对唯一的弟弟也极为冷淡,对生活却有着极为务实的态度。她的姑姑也戏称她为“财迷”。张爱玲曾特别谈到经历的香港战争。战时香港的所见所闻对她“有切身、剧烈的影响”。从“那些不相干的事”中,她有机会“刮去一点浮皮”,亲眼看到炸弹如何把文明炸成碎片,将人剥得只剩下本能。所以她坚信,人性“去掉了一切的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基于这样的认识,张爱玲笔下的人物就具有了某种行为逻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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