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白居易新乐府诗的讽刺与同情

浅谈白居易新乐府诗的讽刺与同情

摘要：《新乐府》五十首是白居易讽喻诗的代表，可谓是“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在这些诗歌里，白居易的讽刺与同情表现得淋漓尽致。有对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生活的讽刺，对各级惯例贪污腐化、鱼肉百姓的鞭挞，更有对下层劳苦大众、弱势群体以及饱受战乱之苦的边境人民的深切同情。因为他的诗都是针对现实而发，所以具有强烈的现实主义精神。

关键词：白居易；新乐府；讽刺；同情

新乐府是指唐人自立新题而作的乐府诗。宋代郭茂倩指出：“新乐府者，皆唐世之新歌也。以其辞实乐府，而未尝被于声，故曰新乐府也。”（《乐府诗集》）明代胡震亨说：“乐府内又有往题新题之别。往题者，汉魏以下，陈隋以上乐府古题，唐人所拟作也。新题者，古乐府所无，唐人新制为乐府题者也。”(《唐音癸签》)中唐以来，社会危机日益加重，宦官专权、朋党斗争、藩镇割据、异族入侵，诸多矛盾日益尖锐，人民生活极度贫困统治阶级却日益腐化。岌岌可危的政治局面激发了志士仁人的改革热情。革命成为时代的潮流，文学领域内新乐府运动随之而起，新乐府诗成为广大诗人备受推崇的文学体裁。如元稹写新题乐府12首，白居易有新乐府50首，韦应物、戴叔伦、顾况等也皆有新乐府诗。其中尤以白居易的新乐府50首最为著名。他们用来针砭现实，指反时弊，在当时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新乐府的特点有二：一是用新题。建安以来的作家们歌写时事，多因袭古题，往往内容受限制，且文题不协。白居易以新题写时事，故又名“新题乐府”。二是写时事。建安后作家有自创新题的，但多无关时事。既用新题，又写时事，姑于杜甫，而白居易将它推向高潮，并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诗歌主张，用以美刺现实。

纵观白居易的新乐府诗，我们可以发现，它们反映的内容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白居易深入民间，体察民情亲眼所见、亲耳所闻的事实。二是白诗所反映的事件与他当时的奏章内容保持一致。在元和三年至五年做左拾遗期间，他利用谏官的职位，“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害无不言”，建议朝廷“立采诗之官，开讽谏之道”，把上书奏事与写诗歌事结合起来。[2]三是白诗所反映的内容在当时的历史典籍中能得到印证。白诗《缭绫》“念女工之劳也”所反映的内容也在陈寅恪的《元白诗笺证稿》中得到呼应：“缭绫为当时丝织品之最新最佳者，故费工耗力远过其他丝织品，观微之古题乐府此诗，知当时缭绞贡户之苦至此，则诗人作诗讽谏，自无足异也。”

白居易在《寄唐生》诗中说他的乐府诗：“我亦君之徒，郁郁何所为。不能发声哭．转作乐府诗。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功高虞人箴，痛甚骚人辞。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推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可以说是他写《新乐府》的宣言和对《新乐府》的最好说明。被人们广为传诵的著名之作《卖炭翁》、《杜陵叟》、《缭绫》、《新丰折臂翁》等，即为《新乐府》中篇章。每首诗都有明确而强烈的中心思想，这在他的《新乐府并序》中可见：“《七德舞》，美拔乱，陈王业也。《法曲》，美列圣，正华声也。《二王後》，明祖宗之意也。《海漫漫》，戒求仙也。《立部伎》，刺雅乐之替也。《华原磬》，刺乐工非其人也。《上阳白发人》，愍怨旷也。《胡旋女》，戒近习也。《新丰折臂翁》，戒边功也。《太行路》，借夫妇以讽君臣之不终也。《司天台》，引古以儆今也。《捕蝗》，刺长吏也。《昆明春水满》，思王泽之广被也。《城盐州》，美圣谟而诮

边将也。《道州民》，美臣遇明主也。《驯犀》，感为政之难终也。《五弦弹》，恶郑之夺雅也。《蛮子朝》，刺将骄而相备位也。《骠国乐》，欲王化之先迩后远也。《缚戎人》，达穷民之情也。《骊宫高》，美天子重惜人之财力也。《百链镜》，辨皇王鉴也。《青石》，激忠烈也。《两朱阁》，刺佛寺浸多也。《西凉伎》，刺封疆之臣也。《八骏图》，戒奇物，惩佚游也。《涧底松》，念寒俊也。《牡丹芳》，美天子忧农也。《红线毯》，忧蚕桑之费也。《杜陵叟》，伤农夫之困也。《缭绫》，念女工之劳也。《卖炭翁》，苦官市也。《母别子》，刺新间旧也。《阴山道》，疾贪虏也。《时世妆》，警戒也。《李夫人》，鉴嬖惑也。《陵园妾》，怜幽闭也。《盐商妇》，恶幸人也。《杏为梁》，刺居处奢也。《井底引银瓶》，止淫奔也。《官牛》，讽执政也。《紫毫笔》，讥失职也。《隋堤柳》，悯亡国也。《草茫茫》，惩厚葬也。《古冢狐》，戒艳色也。《黑潭龙》，疾贪吏也。《天可度》，恶诈人也。《秦吉了》，哀冤民也。《鸦九剑》，思决壅也。《采诗官》，鉴前王乱亡之由也。”[3]可见白居易的新乐府诗描绘了中唐时期在阶级矛盾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和悲惨遭遇，揭露了贪官污吏对人民穷凶极恶的剥削压榨，对种种不合理的社会现象给予了愤怒的鞭笞和有力的抨击。诗人大义凛然、无所畏惧，表现了他对封建统治阶级、地主阶级无情的讽刺，对广大下层劳动群众、弱势群体的无限同情。

为了贯彻“新乐府”诗歌“为时”、“为事”的创作原则,白居易提出了“美刺兴比”的创作主张。所以他的新乐府诗大多都运用了讽刺的写作手法。这种讽刺主要表现在：

其一，对封建统治阶级“轻裘肥马”的骄奢淫逸生活的极力讽刺。中唐时期社会远没有盛唐时代繁荣昌盛，但统治阶级的奢侈腐化却更甚之。白居易的新乐府诗对此作出了较多的反映。《红线毯》这首诗通过宣州进贡红线毯的事，对宣州太守一类官员讨好皇帝的行为加以讽刺，又着重地暴露最高统治者为了自己荒淫享乐，毫不顾惜织工的辛勤劳动而任意浪费人力物力的罪恶。从结尾两句，可以清楚看出浪费那么多的丝和劳力去织地毯，势必影响许多人穿不上衣服。作者这样的直接谴责，感情是强烈的。诗人以“人”与“地”相比照：地本不知寒，却为它铺满地毯；人需温暖却无衣裹体，正如《秦中吟·重赋》所描写的：“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端与寒气，并入鼻辛中。”但是地方官们却“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使得诗人厉声喝止：“少夺人衣作地衣！”这是“卒章显志”的画龙点睛之笔，使全诗的思想境界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也是“忧蚕桑之费”题旨的灵魂。诗人揭露地方官之丑恶，暴露帝王生活之腐化真是一针见血，毫不留情。

《骊宫高》旨在“美天子重惜人之财力也”。开篇即写出了骊宫的雄伟壮观，“高高山上有骊宫，朱楼紫殿三四重”。后来又写到建造骊宫占地之广、用人之多，“一人出兮不容易，六宫从兮百司备。八十一车千万骑，朝有宴饮暮有赐”。最后写到“吾君爱人人不识，不伤财兮不伤力”。从表面上看，它赞美了天子爱惜人力、财力，其实是从反面讽刺统治阶级大肆修建豪华宫殿，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

其二，对唐王朝统治集团内部各级官吏乃至皇帝穷凶极恶地鱼肉百姓、阿谀奉承上司作出毫不留情的抨击。中唐时期社会上官吏贪污腐化成风，大多数官员只知如何收刮民脂民膏谋取财富或阿谀奉承上司以换得更高职位，根本不管百姓死活。如《黑潭龙》为白居易《新乐府五十首》之一，题后有类似副标题的作者自注“疾贪吏也”四字，以揭示这首诗的主题。《黑潭龙》是一首讽刺性极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