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复的翻译理论

“信达雅”说“客观上起到继往开来的作用，一方面集汉唐译经论说之大成，另一方面开近世翻译学说之先河（罗新璋，1984：6）。”“信达雅”标准的提出，把我国历史上零散的翻译观点从理论上加以扼要、中肯、鲜明、概括的综合，为后世从事翻译的人提出了明确可信、具体切实的翻译标准，使我国的翻译理论上升到一个新的阶段（高惠群、乌传衮，1992：85）。
1900年2月，《原富》全部译完，只差序言、目录、例言、作者传等没有完成。严复写信给张元济，首次提出翻译版税之事；他还以郭隗千金市骨招揽人才的故事，说明实行版权保护的必要性：
……仆尚有鄙情奉商左右者，则以谓此稿既经公学弍千金购印，则成书
后自为公学之产，销售利益应悉公学得之；但念译者颇费苦心，不知他日出售，能否于书价之中坐抽几分，以为著书者永远之利益。此于鄙人所关尚浅，而于后此译人所劝者大，亦郭隗千金市骨之意也。”（王栻，1986：538）
研究严复的翻译的著述，可能已远远多于严复的译作本身了。严复于译事的贡献涉及了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在翻译理论方面，严复最伟大的贡献在于，在《天演论·译例言》中，将三国时支谦《法句经序》中提到过的“信”、“达”、“雅”三字，按译事的内在规律排列组合，明确地将其作为“译事楷模”，成为“我国译界倡导系统而完整翻译标准的先驱”。
严复一生译过十余本书，其中八种被商务印书馆列为“严译名著”，它们对晚清的社会变革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严复其实是对翻译不信任的（王宏志，1999：105），他在多处著述中流露出了这个观点。
1902年，严复给《外交报》写信，谈到西学教育宜用之语言时，严复说：
吾闻学术之事，必求之初地而后得其真ห้องสมุดไป่ตู้自奋耳目心思之力，以得之于两间之见象者，上之上者也。其次则乞灵于简策之所流传，师友之所授业。然是二者，必资之其本用之文字无疑也。最下乃求之于翻译，其隔尘弥多，其去真滋远。”（王栻，1986：561）
《章程》分四个部分。“局章”和“薪俸”部分规定，“总译”挑选外国中小学教科书，根据课本的难易程度，估定翻译的稿费和所需时间，并按照译者的专长来分派任务。“住局译员”每十天向“总译”交一次稿，由“总译”修改并盖戳付印；实行月薪制，但根据书的估定译价和译者的速度与文笔适当浮动。
严复对译名统一非常重视，要求译员开始翻译时，另外用一个小册子，将所有的专有名词按西文字母顺序排列，自拟译名或沿用前人已有译名，交给“总译”裁定。所有译作必须附汉外对照术语表，以方便学者检阅。译局还组织编印和颁行专有名词手册，供以后的译员沿用。
“顾今日旧译之西书已若干种，他日每岁所出新译者将几何编？且西书万万不能遍译，通其文字，则后此可读之书无穷，仅读译书，则读之事与译相尽，有志之士，宜何从乎？若以通他国语言为鄙事，则东西洋诸国当轴贵人，例通数国语言，而我则舍仓颉下行之字不能读，非本国之言语不能操，甚且直用乡谈，援楚囚之说以自解，孰鄙孰不鄙，必有能辩之者矣。”（王栻，1986：90）
严复还提出具体的实行方案：“[销售之利]可限以年数。外国著书，专利版权本有年限，或五十年，或三十年；今此书[指《原富》]译者分利，得二十年足矣。”“二成分利，如嫌过多，十年之后尚可递减；如前十年二成，后十年一成，亦无不可。” （王栻，1986：543-4）
同年9月2日，严复在给张元济的信中再次强调版税的必要性，指出：“译者于执笔之顷而有计利省力之情，则其书已可见矣；姑无论其不能而强为也。所以外国最恶龙[垄]断，而独于著书之版权、成器之专利，持之甚谨；非不知其私也，不如是，则无以奖劝能者，而其国之所失必滋多。”（王栻，1986：545）
一．严复的翻译“隔尘”观
可译性是翻译本体论的重要内容，但在不同论述中有不同的解释。有时指的是从一种语言译为另一种语言原则上是可能的，是针对整个话语而言；在另外一些场合，则仅指某些成份的传译而已。关于前者，一般认为，各种语言文化间的共性远大于其差异性，翻译在本质上是可能的。但持悲观论调的不乏其人，严复就是其中一位，他的翻译“隔尘观”和他对转译的态度就是很好的说明。
1903年4月，严复上书给当时的学部大臣张百熙，直陈版权立法保护作者的经济和精神权利的必要。严复指出，从精神上来说，著译者劳心劳力，理应得到重视与保护；从经济上说，得到物质奖励的同时，也可以免去著译者的后顾之忧；从国家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说，著译新书是开启民智、强盛教育的前提，如果著译者因为权利得不到保护而放弃这一工作，那么，对国民教育和国家未来发展都将是严重的阻碍。(刘玉一，2001：64；另见 王栻，1986：577 )
严复订立的《章程》首先给译书局确定编制和岗位：设“总译”一人，负责督促和分派翻译工作、删减润色和印行译本以及聘请和辞退译员；设“分译”四人，分管具体的传译工作；“笔述”二人，辅佐译员的汉语表达和译文校勘；润色二人，从事最后考订、润色和印书款式之类的事情；设图画和印刷各二人、抄录四人、管理帐目和书籍发行者一人。译书局常设人员（称“住局”）18人，另外聘请兼职译员（称作“不住局”），人数不固定，通过订立合同开展合作。
“信达雅”的译文难得、译才难求、译名难定，这样的感受势必强化他的不可译观。
二．严复的翻译版权思想
严复从1898年开始翻译《原富》，此书尚未译完，先后担任南洋公学译书院院长和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的张元济（1866-1959）就写信给他，表示“愿以两千金购稿”。1899年10月9日，严复回复说，此前已将部分译稿交北洋译书局，尚未得到回复（王栻，1986：534）。10月28日，严复给张元济写信时说：“《原富》一书译者大半，北洋译局一事，交主出纳者议，悠缓延宕，殆无成期， 故前者曾托仲宣为函达一切，……听凭尊栽。”同意将《原富》译稿交张元济出版。（王栻，1986：536）
在他看来，要借鉴西方经验，就应到西方去学习，或直接阅读西文书刊。翻译是迫不得已才用的办法，因为译文与原文总会有隔膜，翻译不可避免会失真和走样。
晚清相当数量的译著是从日文转译的，很多学界名人也大力提倡这样做，认为比起学习欧洲语言，学习日文、从日文转译，能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而严复却坚决反对这一点：
严复的翻译版权思想既反映了严复超越时代的法律意识，也体现了他对改善和提高译者地位和待遇的考虑。既然翻译难，译才难得，就必须善待译员。1900年9月初2，严复在给张元济的信中写道：“然不知非于译才有所优待，则谁复为之？”（王栻，1986：545）
中外翻译史上，有关翻译的言论多强调译者对原作者和原作的责任和义务，而很少谈及译者的权利。历史上多数时候，译者的地位非常低微，待遇也很不理想。这种局面到现在也没有多少改观，以至于美国翻译理论家Lawrence Venuti（1998）洋洋洒洒数万言，写成了The Scandals of Translation一书，描述了当代英美译者是如何受到学术界的藐视和出版商的剥削，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处于窘境。当代译者应学习严复的这种精神，在遵守良好的译德译风、尊重原作者和其他译者的权利的同时，切实保护好译者自身的权利，并积极采取措施，争取使译者的地位和待遇得到逐步提高。
《章程》中的“领译和约”就是书局和兼职译员签订的合同，它对翻译的期限、稿费的支付方式和翻译的要求都做了较为详细的规定。“合约”规定，翻译的稿费分三次支付：译前、译到三分之一时以及译完以后；每超过翻译期限一个月，扣二十分之一；如译文讹谬无从改削，则在第一次交稿时中止合同，原书和译稿退还译局。译员应无条件地按“总译”的意见修改译作；原书可删节的，译者需先得到总译的批准。
“信达雅”是中国传统翻译思想的纲领，也是严复翻译理论的核心，但并非严复翻译思想的全部。比如，在《20世纪中国翻译思想史》的“严复的翻译思想”一节中，除了这著名的翻译“三字经”外，王秉钦教授（2004：52-72）还提到，严复是作为启蒙思想家的翻译家；引进近代西方先进科学思想，作为改造中国人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和思想启蒙的武器，从根本上彻底改造中国，是严复翻译思想的灵魂；“非正法”的宏观翻译手段，即根据中国社会现状和国人的需要，有选择、有取舍地摄取西方文化思想，且附有精辟的按语，是严复翻译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严复的翻译理论不仅反映在他为多种译作所写的“译例言”、“译凡例”或者“译序”中，也体现在他的部分书信和有关翻译的几篇专文中。除了“信达雅”翻译标准和刚刚提到的内容以外，严复的翻译思想至少还应包括他对可译性、翻译版权和翻译管理等方面的认识。这些虽非其理论核心，但是其完整翻译思想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当代翻译理论建设和翻译实践也不乏借鉴作用。
三．严复的翻译管理理念
1898年5月，管理京师大学堂事务的孙家鼎奏请附设译书局。1900年，京师同文馆解散，翌年归并大学堂。1902年3月，译书局正式成立，专译各种西学教科书。（方梦之，2004：363）严复担任译书局的总办，从他（1986：127-130）订立的《京师大学堂译书局章程》，可以看出他的翻译管理理念。
1901年8月6日，严复在给张元济的信中提到，《原富》译稿当时给定的价格是二千银两，出版时印二千部，以售值十成之二见分。
他接着说道：“科举改弦，译纂方始，南北各局执笔之士甚多。分以销售利益，庶有以泯其作嫁为他之塞责，而动以洛阳纸贵之可欣求，达难显之情，期读
者之皆喻；则此举不独使译家风气日上，而求所译之有用与治彼学者之日多，皆要于此寓其微权。”严复意欲说明，翻译版税制不仅有利于译者，也有利于学者。
“翻译隔尘观”一方面反映了严复对语言、文化和翻译本质的认识，这样的认识对翻译事业是有负面影响的，与他的翻译实践也是相矛盾的，另一方面，这也体现了他对翻译质量的严格要求，同时包含着鼓励国人学习外语的良苦用心。
严复的这种观点与他的翻译体验也很有关系。严复虽然“于中学、西学都是第一流人物”，却和他的前辈同行一样，经常慨叹翻译难。《天演论·译例言》开篇就是“译事三难”，不仅译文要做到“信”、“达”、“雅”难，由于新理踵出，名目纷繁，索之中文，渺不可得，即有牵合，终嫌参差，结果，“一名之立”，不得不“旬月踯躅”。定名也难！正因为翻译难，严复才会经常抱怨译才难求。比如，在写给张元济的第12封信中，严复说，“细思欧洲应译之书何限，而环顾所知，除一二人外，实无能胜任者，来者难知，亦必二十年以往，……。”（王栻，1986：546）此外，严复还批评已译之书，纰缪百出，开卷即见。
今夫科学术艺，吾国之所尝译者，至寥寥已。即日本之所勤苦仅得者，亦非其所故有，此不必为吾邻讳也。彼之去故就新，为时仅三十年耳。今求泰西二三千年孳（zi）乳演迤之学术，于三十年勤苦仅得之日本，虽其盛有译著，其名义可决其未安也，其考订可卜其未密也。乃徒以近我之故，沛然率天下学者群而趋之，世有无志而不好学如此者乎？侏儒问径天高于修人，以其愈已而遂信之。今之所为，何以异此？（ibid）
严复反对的理由是：东洋学问来自西方，日本人虽然翻译了大量的西书，但并未真正理解和消化，考订也不够严密，译文中肯定充斥着纰漏。另外，如果翻译包含隔阂，转译则会导致双重或者多重隔膜，这样的译文势必离原文更远。
既然认为翻译不可靠，严复只有提倡人们通过学习西文，来直接了解西学。在“论译才之难”一文中，严复首先严厉批评一篇译作质量低劣，接着提到，学习外语、阅读西文原著，除了易于准确把握原作的思想外，还有另一个优势：和读译作相比，读原作的可选择面大。他还批评当时的权贵和学者不肯学习外国文字：
190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严复著的《英文汉诂》，书末贴有“版权证”，这是中国作家首次将“著作权印花”贴在自己的出版物上。1910年，我国第一部著作权法《大清著作条律》问世。(刘玉一，2001：64) 严复的版权思想不仅由此得到了体现，而且在后来的著作权法中不断获得拓展和深化。
严复深知自己的思想过于超前，所以向张元济表示，版税制“可则行之，否则置之，不必拘拘矣。”“非强其所必不可。” 但张元济同意了严复的要求，书出版后，如数付给了他版税。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为一名卓越的出版家，张元济不仅有着敏锐的出版眼光，而且有着先进的出版思想。若没有张元济的支持，严复的翻译版权思想在当时是难以付诸实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