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复仇

复仇
导语：我们这里的“复仇”至少有两层含义：一是指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中的一篇文章（《复仇》），二是指我们的话题——终极发挥——是复仇的。

因为我们愿意从鲁迅的《复仇》中读出“复仇的终极发挥”。

我们将捋一捋鲁迅写作该文时的心理反应和身外环境，主要依据是他老先生前后的言论和一些显然的事实；接着将尽量不带感情地引述一些时人的感受；其中，加以可能被认作狂妄的评点，把“复仇”推向极致——一个哲学的归宿。

像大多数鲁迅的散文诗一样，《复仇》的篇幅不大（内涵可能是无穷的），该文的出笼，当然应该自1881年9月25日始。

其实这本不值得一说。

真要说的话，鲁迅之生，以及生之生，倒可以推演整个人类的本初了。

也不见得。

我们关注的是他的经历，以及对于经历的思维感触。

很明显的是，“从小康之家而坠入困顿”，使幼年的鲁迅“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呐喊自序》）。

这一点很关键，许多人都指出了。

大凡思想家，总要游离于人世的，生活的变动是一种有效的方式。

东渡日本，参加革命，激扬心志，驰骋文字。

我们当然愿意寻找与“复仇”主题相关的瞬间，也就摸着了《摩罗诗力说》的情感心弦。

“如斗剑之士，转辗于众目前，使抱战栗和愉快而观其鏖扑。

故无流血于众之目前者，其群祸矣；虽有而众不之视，或且进而杀之，斯其为群，乃愈益祸而不可救也！”浪漫主义引发了欧洲大革命，旗帜之一是“个性主义”。

也许个性主义和民主主义挂不上钩，许多人也争吵不息。

毫无疑问，鲁迅选择了她。

中国需要主义，即使是极端的。

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见得多了，不仅失望，而且麻木（拿破仑之后的欧洲浪漫派人士们也多是这样）。

于是去钞古碑，于是去看星星（《呐喊自序》）。

新文化运动的肇端大概是1915年《青年杂志》的创办吧？甚或更早。

1917年起了一个小波澜，1919年时才起了几个大波澜。

风火了好一阵子(据说倒是可以挖掘历史意义的)。

鲁迅一开始就没抱多少信心，但毕竟有希望。

“希望是在于将来，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呐喊自序》）。

我们也可以猜想，鲁迅有过惊喜，这是肯定的。

他能够感受到浪漫主义的气息，也感觉到了群众运动的力量。

但鲁迅还不至于没有回忆的能力。

回忆是令人心酸的。

会不会是“辛亥革命现象”呢？鲁迅心中有疑虑，疑虑往往使人有活下去的信念，活下去是需要运动的。

《呐喊》就是疑虑烟雾中的运动。

彷徨不幸而至，这是可以预见的。

新文化阵营马上就分裂了。

原因很多，错综复杂。

人在柔弱的时候，容易结合（可能暗地里还有互啮）；得势了以后，思想就会出错。

鲁迅并没有得势，或者说不想得到势，思想也没有出错。

应该说，从一开始，鲁迅就对新文化不满意。

这是理想道路的分裂。

他试图扭转，按照自己的标准。

许多人都在依着自己的标准扭转着。

这本身就是新文化运动，在分裂中新生。

鲁迅的思想分裂了。

每个人的思想都是分裂的，也正在分裂着。

从一种不着边际的视角上看，精神院的长期顾客们才不至于精神分裂，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思想，或间歇性没有思想——针对间歇性精神病人来说。

有思想就存在着精神分裂。

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思想分裂是正常的变态。

鲁迅的与众不同在于他更变态。

我们可以从他的文章中看出（权且把我们当作“辞可达意主义者”吧）。

正像公认的那样，这一时期的杂文是“奋斗的”、“激昂的”、“充实的”、“积极的”；而其散文（诗）则是“黑暗的”、“虚无的”、“堕落的”、“沮丧的”；日记倒是琐碎的，显示着为人的无奈；书信则更情感化，细腻的不得了。

多面的人生大概才是典型的人生吧。

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是这一时期鲁迅的家庭生活。

兄弟失和彻底破碎了鲁迅对传统和谐美执著的最后一块阵地；孝敬母亲却是无争的，虽然有时也有无奈；与朱安女士的法律关系还得维系；宋景先生激昂着鲁迅的现代性追求。

还有一些别的因素，生计所迫，女师大学潮，诸如此类，共同形成了鲁迅写作《复仇》的背景及环境。

现在，我们大体上描绘了一个时期以来鲁迅的生境图画。

我们不是“环境决定论者”，但不能忽视环境对人生的影响。

生活是需要理由的，说话也不是空穴来风。

当下有许多人要踏倒鲁迅，孰不料正是鲁迅的存在才给与他们说话的理由，乃至于作为过程的生活。

顺便说一下，为什么是鲁迅而不是别人给我们以说话权利呢？这应当是有趣而又值得深思的事。

鲁迅自己说《野草》是“废弛的地狱边沿的惨白色小花”（《〈野草〉英文译本序》），可见他对这个集子的喜爱。

“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些措辞也就含糊了” （《〈野草〉英文译本序》）。

这句话又暗
示我们，对于《复仇》，大可以含糊的去理解。

这就是朦胧，就是象征。

大凡象征主义者是喜爱含糊的，越含糊越好，以至于成为颇不讨人爱的神秘主义者。

这也是研究象征派“家”们所关注的。

需要提及的是，鲁迅在这一时期，翻译了日本学人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

这里有一条学术渊源线索，即弗洛伊德的原欲观念祟入鲁迅的头脑中（很显然是扭曲的），至于说“象征”精神，中国古来有之，最大的获益也就是见识了另一种方式而已。

“血”的意象的塑造应当是最成功的。

其具有象征意味最为不争。

万圣的爱和凶暴的杀戮都汇集于血。

“人的皮肤之厚，大概不到半分，鲜红的热血，就循着那后面”。

它奔流，它沸腾。

它汩汩作响，怂恿着人性的骚动。

这是毋庸讳言的。

人类赞美血及相关的火、光和红色，就因为这些喻体至少代表了生的力量和希望。

我们要看到，在冠冕堂皇的盛装下面是炼狱般的原欲——这个据说为弗洛伊德所俘获的撒旦。

鲁迅大概不甘这样地生，“用一柄尖锐的利刃，只一击，穿透这桃红色的，菲薄的皮肤，将见那鲜红的热血激箭似的以所有温热直接灌溉杀戮者”。

当“杀戮”被发现的时候，却也是这样的酣畅流离。

人类运命的第二个“生”被发现了。

我们同样要看到，在獠牙青面的画皮里面，也竟然蒙着一个出水芙蓉的爱——这个上帝心尖的肌跳。

血的意象成为人类永恒的主题，以皮肤为界分隔着拥抱和杀戮。

善和恶在这里降生，却是难产之后的阵痛。

鲁迅思考善恶美丑很久了，并似乎已经有了明朗的认识。

但时不时要孤立自己，体味孤寂的悲哀。

也许他根本就是无意识。

“我在《野草》中曾记一男一女，持刀对立旷野中，无聊人竟随而往，以为必有事件，慰其无聊，而二人从此毫无动作，以致无聊人仍然无聊，至于老死，题曰《复仇》，亦是此意。

但此亦不过愤激之谈，该二人或相爱，或相杀，还是照所欲而行的为是。

”（1934年5月16
日致郑振铎信）这段话给后人许多启示。

显然，这是鲁迅有意识时说的话。

“凡是人，只要他血管里流着热血，就都有他的爱憎。

有所爱的都希求偎依、拥抱、接吻，有所憎的甚至会发生杀戮。

……但是，也有一种人是专门冷漠地赏鉴别人的相爱或相杀的。

正是为了惊醒这些无聊的看客，鲁迅描写了一对男女，持刀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上，……并不拥抱，更不杀戮……让看客被自己的麻木无聊所杀戮。

这种‘复仇’，显然并不能解决什么现实问题，旁观者既不能因此而觉悟，复仇者也给自己招致了不必要的麻烦。

”
显然，吴小美的这段论述出自于现实关怀的立场，并不为过。

从实际状况考虑（包括已解释出来的鲁迅创作的本意），这是完全站的注脚的。

但同时也许是“象征主义的尴尬”（可参见T•E•休姆著名的论文《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

“烈士被庸众所疏远和虐待，成了孤独者；但这孤独者这只能从拯救庸众、甚至为他们牺牲中，才能获得自己生存的意义，而他得到的回报，又只能是被他想拯救的那些人们关进监狱、剥夺权利、殴打甚至杀戮。

”
李欧梵提出“独异个人”与“庸众”对立的看法，试图与鲁迅靠近。

应当说，这是成功的，至少在民主层面上获得了普遍的认可。

当然也是现实关怀的，——一种破坏“诗的张力” 的因素（可参看著名的艾伦•退特的论文《论诗的张力》）
一个时期以来，“模糊的东西” 不被人们所认好，往往也被人们归咎为神秘主义的特质。

比较清楚的是，许多人搞“清晰的东西”，即求真心态作祟的贴近当事人、为善心理运作的心仪受难者，搞得多了，不免圆滑；见得多了，也不免滑稽，于是才萌生了“模糊的东西”。

更确切地说，我们可以把“模糊的东西”理解作一种终极的发挥，就像梦魇时的沉酣，又如仰望夜空时的心旷神怡。

我们也只能以类比的方法隐喻之。

可以肯定的是（当然我们也愿意这样）,就是“模糊的东西”是人们心理的追求之一，汲汲于实的心灵需要终极发挥带来的松弛。

这也是我们可以用来骗人的理由之一。

（四）在准备投入火热的生活之前，我们有义务作一番已然的交代。

“有”与“无”的相依相伴为历史的最终基底，“实”与“虚”的天衣无缝演绎人性的满足与虚根，祈祷和享受缘于宗教性质的原罪，阴阳结合始为和谐的无极，天地匹配方为自然的亘久，坚白互融却为理性的深渊。

请大家不要为生活的玄虚所迷茫，美妙的纱幔可能已经打开。

鲁迅先生是这样说的，“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野草题辞》）
在这里，我们不想贴近鲁迅，而权把他当作人类的代言人。

从“为了什么而死”到“不为什么而生
至死”，应当是人类生活的典型范式。

即使有不少人不愿接受这样的事实，其血液流动的沟渠里必然是幽灵的穿梭。

历史的理由在于身份认同的终极追求，背后是平静的生活，不管是做作者，还是鉴赏者，乃至于杀戮者。

生活中总有一些不喜欢的东西，可能具有民族性。

令人难堪的是，往往说不清楚这些是什么东西。

总之是一种感觉。

这才想到血的流淌，聆听着血流的潺潺。

感觉转移了，反而有了“饥饿”的意念，于是才在物质世界中寻找填补。

这样思想脉络的人可能不多，鲁迅却是超绝的一个。

感觉的外化当然是清晰的，无怪乎人们想到“孤独者”对“庸众”的“复仇”。

这本不是什么失误，却不免缺乏了物质的内敛。

我们把“孤独者”内敛为喜怒无常的无边昊天，把“庸众”内敛为固若金汤的冷铁壁墙，“复仇”则是流淌的血了。

在皮下的时候警醒了上帝的原罪，在皮上的时候喷薄为撒旦的印象画。

在终极的“无地”，却发挥为“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

鲁迅的《复仇（其二）》作于1924年的年底，因为五四的退潮和兄弟的反目，他那时的心境颇为落寞，这样落寞的心境与《圣经》中耶稣受难的故事共鸣，就形成了这篇短文悲愤阴冷的色调。

这篇短文对耶稣被钉上十字架的描写，采用了一种二元对立的结构：兵丁们的钉杀、路人的辱骂、祭司长和文士的戏弄和被同钉的两个强盗的讥诮，构成了四周无尽的敌意，而耶稣则是在这无尽的敌意中，也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着被钉杀的悲哀和就要被钉杀的欢喜。

耶稣自以为是神之子，要拯救以色列，然而却受到以色列人的钉杀，这是他感到悲哀的原因；因为要拯救以色列而被以色列人钉杀，他于是对他们的现在怀着仇恨，然而能以自己的被钉杀来反证他们的血腥，却也体味到一种反抗的欢喜。

所以他拒绝“喝那用没药调和的酒”，他要以自己绝对的反抗企图唤醒他们，从而体认到自己对他们的将来所怀着的悲悯，然而钉杀在继续，敌意与蔑视也不断地增加，他终于在碎骨的大痛楚中，在遍地的黑暗中，喊出“我的上帝，你为甚么离弃我”的绝望，在这样的痛苦的喊声中，他由神之子而变成了人之子，肉体毁灭所带来的痛楚超过了精神的痛楚。

这也许就是那些钉杀者、辱骂者以及那些戏弄与讥诮者所希望的，但他们还是把他钉杀了。

这样的钉杀在鲁迅看来是尤其地血污与血腥，然而不但从精神上而且从肉体上彻底地毁灭，却也正是他以及其他作为中国先知先觉的启蒙者所不得不面对的处境。

在这样的处境下，自以为担负着唤醒民众的责任，却根本无法摆脱与要么残酷地充当杀人者，要么麻木地充当看客的民众之间的紧张关系，这或许构成了鲁迅以殉难的耶稣自况的前提，而所谓复仇者，则体现在受钉杀时对当权者的残酷与民众的麻木的玩味上，这种“较永久地悲悯他们的前途，然而仇恨他们的现在”的精神上的优越感，虽然在最后的肉体毁灭的痛楚中败落，但鲁迅在书写时所宣泄的愤怒情绪，却是复仇的另一种形式的实现。

看鲁迅的文章总有一种刺痛的感觉，就像一把刀，刺进身体，死不了，但很痛。

他的文风不必多说，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喜欢也罢，讨厌也罢，但不得不承认，他很决绝，很凌厉。

看《复仇》时，就在想，也许只有鲁迅才能写出如此决绝的复仇方式吧！两男女，裸着全身，捏着厉刃，对立于广漠的旷野上，一群无聊之人纷涌而至，希望能满足他们无聊之欲。

而这两人就这样的站着，毫无动作，这使无聊之人更加无聊。

这就是复仇。

起初看不明白，到底是在复什么仇？向谁复仇，随着时间的增长，渐渐的明白了些。

鲁迅用如此决绝的方式向冷漠无聊的看客在复仇。

将自己做诱的复仇方式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做到吧，而鲁迅是怎么做到的呢？社会确实很黑暗，人情确实很淡漠，然而又有多少人想去改变?
大部分人还是会在私下里感叹为什么社会如此黑暗，人情如此淡漠，但也仅仅是感叹而已；有些人还是说社会就是这样，又不是一个人能改变的，就拿这些来为自己的淡漠来辩解。

是啊！的确不是一个人能改变的，但如果很多人都尝试去改变呢？这个世界是不是就会是另一个样子了呢？可惜的是，虽然有很多人这样想着，但只是想着，如果真的有人去尝试，他也会成为众矢之的，所有人都会伸长脖子去看，去看这个认识如此的好笑，为自己单调的生活找一点乐趣。

久而久之，便没有人去尝试了。

这就是社会为何依旧黑暗，人情为何依旧淡漠的原因吧！所有人都愿意当一个看客，自古便是如此，也不是鲁迅那时有的，也不是现在有的，从来都有的！
就这样，总是会有人不愿做麻木的看客的，于是就有人拿着自己的武器，站在风口浪尖，厉声疾呼，用热血去温热，去染红渐冷渐苍白的世人的灵魂。

鲁迅无疑是成功的，多少年后当我们读起那些犀利的
文字时就会感觉它们像刺一样扎在心头，逼迫着我们要热要红。

很无奈，如果鲁迅还在，他也会很无奈，因为这个世界依旧没有明亮，还是一如既往的黑暗，甚至更为黑暗。

在黑暗中人们学会了自保，冷漠更甚从前，所以此时起来反抗的声音会被无声给吞没，所有人都很忙，忙着生忙着死，没有人会去在意你在呼喊着什么，你的所有的饿呼喊找不到回应，那种无声就渐渐湮没你的呼喊。

一直觉得鲁迅那个时代的文人是真正的文人，他们为了民族和心中仍存的正气去书写。

无论世事如何逼迫，他们的笔尖总是对着最黑暗的地方。

因此当全国都处于黑暗中，总有一些光亮仍执着的亮着，让人们不会忘了光明是什么样子。

那时他们也有无力感吧！当世事还是没有改变时，当人们还是麻木时，真不知他们是如何抗拒那种深深的无力感的。

也许这就是文人真正的信仰吧！希望自己的笔，或者坚信自己的笔总有一天能划开那厚重的乌云。

而现在要怎么才能找回这种信仰?每当我想对周围的人诉说这种信仰时，得到的回复总是惊讶的表情和冷漠的语言，他们用冷漠的语言问我怎么会这么自不量力？久而久之，我的无力感渐渐加深，就再没了向人诉说的欲望，只是默默的坚持自己的坚持，告诉自己不要丢了自己。

我想我还在努力的寻找，希望有一天能找回属于文人的信仰。

每当我对自己怀疑时总这样告诉自己：只要我没有放弃，就会有希望，只要我没有成为麻木的看客，这个世界就会少一个看客。

后来才发现其实有很多人都在这样坚持着，默默的坚持着。

也许我们没有办法拯救所有人，至少可以拯救自己。

只是这样就少了那份凌厉，那份决绝的凌厉。

因次每次看《复仇》时就很惭愧，没有那种勇气啊！真的希望有这样凌厉的人，向这个世界中麻木的看客们复仇，纵使不是复仇，只是呼唤，但也要凌厉也要决绝，这样才能穿透那些无声的压迫。

总会有的，总会有人的，一直都不少文人在呼喊，总会有呼喊能穿透云霄，让所有的世人都听到的。

期待到那时，人们能停下匆忙的脚步，静静的去倾听他们用心用血用灵魂去呼喊的内容。

如此便不需要那么决绝的复仇了，文人便不需要那么恨了！
鲁迅的《铸剑》收录在1936年1月出版的《故事新编》。

干将莫邪为楚王作剑，三年而成。

剑有雄雌，天下名器也，乃以雌剑献君，藏其雄者。

谓其妻日:"吾藏剑在南山之阴，北山之阳;松生石上，剑在其中矣。

君若觉，杀我;尔生男，以告之。

"及至君觉，杀干将。

妻后生男，名赤鼻，告之。

赤鼻斫南山之松，不得剑;忽于屋柱中得之。

楚王梦一人，眉广三寸，辞欲报仇，购求甚急，乃逃朱兴山中。

遇客，欲为之报;乃刎首，将以奉楚王。

客令镬煮之，头三日三夜跳不烂。

王往观之，客以雄剑倚拟王，王头堕镬中;客又自镬。

三头悉烂，不可分镬，分葬之，名日三王家。

《铸剑》是鲁迅复仇主题的总结性作品。

在这部作品里塑造了黑衣人、眉间尺和他的父亲这样三个人物形象。

楚国干、将莫邪夫妇二人，给楚王铸剑，三年才成功。

楚王怒，想杀他。

剑有雌雄二柄。

妻子怀孕快生产了，丈夫对她说：“我给楚王铸剑，三年才成功。

王怒，我去一定被杀掉。

你生下的孩子如果是男的，长大后，告诉他：‘出房看南山，松树长在石上，剑在它的背面。

’于是拿着雌剑去见楚王。

王大怒，叫他合套。

剑本是两柄，一雄一雌，雌剑来雄剑不来。

王怒，把干将杀掉了。

莫邪生下的儿子叫赤。

后来长大了，问他母亲：“我父亲在哪里？”母亲说：“你父亲给楚王铸剑，三年才成功。

楚王发怒，把他杀了。

他走时嘱咐我告诉你：出房看南山，松树长在石上，剑在它的背面。

”于是儿子出房，往南看没有山，只见堂前松柱下有一磨剑石，就用斧头砸开它的脊背，得到雄剑，早晚都想谋刺楚王。

楚王梦见一个小儿，眉间广阔，约一尺宽，说要报仇。

楚王悬千金重赏捉拿。

赤听了，逃走，跑进山里悲歌。

碰到一位客人，说：“你年纪轻轻的，怎么哭得这样伤心?”赤说：“我是干将、莫邪的儿子。

楚王杀了我的父亲，我想报仇！”客人说：“听说楚王以千金重赏购买你的脑袋，请把你的脑袋和剑都交给我，我为你报仇。

”赤说：“太好了！”于是自刎，双手捧着脑袋和剑，一并奉上。

尸体僵立。

客人说：“我决不辜负你！”这样，尸才仆倒。

客人提着赤的脑袋去见楚王。

楚王大喜。

客说：“这是勇士头，应当用汤锅煮”楚王照办煮头。

三天三夜也煮不烂。

头跳起好高，张开眼睛大怒。

客说：“晕小孩头煮不烂，请大王亲自到锅边一看，就一定烂了。

”楚王立刻走拢，客用剑斩王，王的脑袋掉进汤里；客也砍掉自己的头，头也掉进汤里。

三个脑袋都煮烂了，没法分辨。

于是倒掉汤，把煮烂的肉一齐埋葬，通称“三王墓”。

关于眉尺间：
文章的开头用了大量的篇幅写眉间尺戏弄老鼠的情节,充分展现了眉间尺优柔寡断的性格。

面对着落入水缸的大老鼠,眉间尺想杀又不忍杀,欲放又不甘放,多次的徘徊犹豫,最后却在无意中一脚将老鼠踏死。

杀了老鼠后,又“仿佛自己作了大恶似的,非常难受”。

这样一个缺乏果断的人,要完成杀死国王为自己的父亲复仇的重任,简直是不可能的,难怪眉间尺的母亲要失望了。

毕竟眉间尺身上流淌的是英雄的血,是伟大的坚强的母亲抚养大的。

当他听完父亲的故事后,“忽然全身都如烧着猛火,自己觉得每一根毛发都仿佛闪出火星来。

他的双拳,在暗中捏的格格地作响”但对于一个没有经过生活的磨难,年仅16岁的少年,他的性格无疑是不稳定不成熟的。

虽然他有勇气,但一到具体的行动,缺陷就马上暴露了出来。

听完母亲的叙述后,他决心要“如无心事一样,倒头便睡……可翻来覆去,总想坐起来”。

面对着仇人,他顾虑重重,既担心伤了无辜的群众,又害怕踏伤围观的儿童,动手时被“这样的少年”一搅和,便束手无策了。

想走,走不了;决战,没有对手。

万般无奈下,只好眼睁睁看着仇人从自己的眼皮底下逃脱,他的身份也被暴露。

眉间尺的复仇,注定要由另外的人来完成。

关于眉尺间之父：
与眉间尺相比,眉间尺的父亲无疑更加成熟,更富有复仇精神。

在接受铸剑的任务时,他就预感到,剑成之日,也就是自己的死期。

因此,他并没有按照国王的要求只铸一把剑,而是暗中铸造了一雄一雌两把剑,雌剑交给国王,雄剑给自己的儿子,让他用雄剑为自己复仇。

血债一定要用血来还,仇一定要报,自己死了还有儿子,这就是眉间尺的父亲,他身上流露的血性是我们民族的宝贵财富。

鲁迅高度赞扬了眉间尺父亲身上的这种血性。

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眉间尺父亲复仇的原因在于自己受了不公平的对待,他所要复的,只是自己个人的私仇,也就是说,他是个人性质的,而非社会性质的。

从这一点来看,只为一己复仇的人,绝不是鲁迅心目中理想之人物,在鲁迅看来,真正的复仇之人是黑衣人,他便是鲁迅心目中的复仇之神。

关于黑衣人：
他要报的不是自己的私仇,而是社会的仇。

“我一向认识你的父亲,也如认识你一样,但我要报仇,却并不为此”。

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黑衣人的复仇,与中国传统的侠义文化是有联系的,
然而,他决不是古代侠客的翻版,而是有着更为深刻复杂的美学内涵。

他不再是中国传统的侠义形象,也就是说,他们的行动指南已不再是劫富救贫、替天行道这种传统的伦理观念,而是带有了西方现代文明的因子,其中的核心是西方19世纪以来的个性主义,正如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所推崇的“立意在反抗,旨归在动作”[1](P31)的摩罗精神,它既带有尼采式的超人哲学的思想,又拥有墨子的为民效命的情怀,它是中西文化混合后的产物,是鲁迅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的理想人物,同时也是鲁迅自己精神的写照。

总结：
中国是一个重幻想的国度,它注重的是复仇的正义性,换一句话说,传统的复仇观念认为,只要伦理上是合理的,就能够复仇成功,因此,在具体的复仇过程中,它往往将复仇的过程美化、艺术化,将非现实的东西现实化,这样的一种模式,使我们不能正视现实的黑暗,陷在自欺欺人的幻想中。

鲁迅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坚决反对这样一种“瞒”和“欺”的文化, 因此,在《铸剑》中,鲁迅毫不犹豫的打破了这样一种神话,以黑衣人帮助眉间尺复仇这一情节还原了生活的真实。

鲁迅对眉间尺的父亲和黑衣人复仇形象的塑造,同样是立于现实的结果。

参考资料：《铸剑》的人物形象解析——刘恋《长江大学学报》2006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