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

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

自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来，几经发展，产生了与中国国情相适应的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内容，对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其他国家的传播与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虽然进一步发展了唯物论和辩证法，正确分析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形态，并提供了社会主义的概念，但是其理论更多的是提供战略指导意义。在实践操作层面却乏善可陈，没有发展成体系、具有操作性的经济政治理论，导致后来据此建立的国家，尤其是苏联把经济所有制、政治一党制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形态。

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社会形态作为生产关系的集合，是随着生产力的变化而变化的，虽有一定的滞后性，但是终究脱不了这种历史规律，社会化大生产需要生产资料具有更广泛的拥有性，也就是说随着生产力的进一步高速发展，社会主义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方向。问题是当资本主义还没有充分发展，尚处在幼年的十九世纪中期，马克思主义理论产生了，与其说是生产力发展的结果，不如说是一个天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合理构想，理论上讲，这一构想如果实施应该更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但我们看到的却是150年过去了资本主义仍然方兴未艾，社会主义却遭到了重大挫折，仅剩的几个国家包括中国不得不借鉴西方经验开始改革，在我看来，马克思主义错在过于超前、使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其理论产生了片面理解，认为公有制就是共产主义，公有制就是社会主义，忽略了生产力的发展情况，人为的将生产资料公有化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成为社会主义遭受挫折的根本原因，也违背唯物论和辩证法最终自食其果。

纵观整个20世纪，人类世界历经磨难，两次世界大战后，人类对自身的生存更加关注。美、苏为首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阵营，在政治就、经济、意识形态等各个方面展开激烈竞争，最终以苏联解体、东欧剧变而结束，同时这也是一个经济和科技高速发展的世纪，人类社会之间的联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加紧密。

在一定的生产力条件下，要促进其发展，与生产关系应相同或至少趋同，以目前人类的生产力只能有一种与之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经过一个世纪的探索，历经曲折，其发展也正体现了这样一种趋势，所谓大道趋同，人类社会的发展本质上都应该是一致的，只是表现形式不同而已，不可能从根本上分为两种道路、两种路线，否则，无论你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要走弯路。

资本主义制度产生之初，过于强调财产私有和个人自由，政府甘当守夜人，随着生产的发展，这种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越来越显示出其弊端。生产资料私有制同社会化大生产之间矛盾不断激化，造成了两次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其后出现了私人垄断，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一矛盾，但垄断是把双刃剑，其似有性质决定了其不可能代替政府从全局考虑经济的运行，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空前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次经济危机不仅催化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引发了资本主义各国对各自出路的探索，美国在罗斯福的领导下根据凯恩斯经济理论，放弃了放任自流的经济管理模式，政府开始规模的经济干预，甚至对一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和行业实行国家监管，开辟了资本主义发展的新道路，由此产生了国家资本主义，一直到现在，西方国家尤其在欧洲依然有大批的国有企业。

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之初恰好经历一个相反的过程，苏联在探索的过程中，虽有列宁的新经济政策等一些比较好的措施出台，但当斯大林上台之后为强化自己的领袖地位，逐步建立了政治经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以行政化的手段干预经济发展，完全忽略了经济发展

的自主性，这种体制有其合理性，但长远而言则违背经济发展规律，为苏东巨变埋下了伏笔，新中国在成立之初也对社会主义的经济道路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中共八大也正确分析了国内的主要矛盾，但是，其后由于一些领导人和群众过分高估了人的主观能动性而忽略了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使我国的经济建设遭受重大的挫折，特别是十年文革期间，正常的社会秩序被打乱，经济发展长期停滞不前，文革结束后在邓小平的领导下，全社会开始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进行反思，也开始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指导下吸收资本主义制度的有益成分，开始改革开放，逐步放松政府对经济的管制，引入市场经济，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道路，是我国社会主义承受住了苏东剧变的影响，接住了社会主义的大旗，为人类社会发展模式的探索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发展道路的探索在无形之中也印证了辩证唯物论，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由自由放任到有限干预，完全私有化到有限国有化，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我国则完全相反，双方不约而同的的从极左和极右向中间靠拢，真正体现了生产力的决定作用。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经济快速发展，综合国力迅速提高，得益于不断的改革开放和合理的经济政策。大破大立，不破不立。现如今，我国又到了改革的关口。纵观历史，我们发现变革有两种方式，革命和改革，法国的近代史，就是一部革命史，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每一次革命无不伴随着社会的剧烈动荡，使前一段所积累的社会财富损失殆尽，国家政策方针缺乏连续性，损害了国家和民族的竞争力，而英国，虽然没有法国革命的畅快，但以一小步快跑的方式改革，以最小的代价换取了最大的成果，也保证了其在与法国的竞争中保持了优势，近年来，我国的社会矛盾由于经济的发展迅速而激化，这就需要我们通过不断的改革来排解，而不是依靠国家权威来封赌，否则矛盾激化到一定程度时社会性的动荡将不可避免。

有恒产者，有恒心，任何一种社会制度本质上由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不同而决定，矛盾的产生也由此引发。国家的稳定、社会的进步，必须有合理的财富分配机制才能保证，工人阶级是无产阶级，人民是国家的主人，由此产生的政党掌握政权，应当是代替人民管理社会财富，由此产生的财富增值部分除去国家社会公共管理所需部分外，都应返还给全体人民，尤其是无产者，使之逐渐成为有产者，并最终使有产者成为社会的中间力量，也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理论所谓的中产阶级。公有制并没有错，但应该是在国家的掌控下成为社会财富的均衡机构，使无产者有产，使有产者财富均衡，最终形成扁平型的社会治理结构。

从苏联的经验来看，当经济改革不断深入时，政治改革也必须同步进行，否则将拖累经济改革的步伐，最终阻碍整个社会的进步，苏联由于计划经济的惯性过大，改革始终停留在修补阶段，从赫鲁晓夫到戈尔巴乔夫都没有实质性的推进，执政党也迅速腐化，公有制企业成为一些腐败官僚谋求财富的乳牛，人民生活水平长期无法提高，加之经济结构长期失衡，事关民生的轻工业发展落后，人民群众的不满情绪增加，执政基础迅速流失，当危机来临时，一些官员又急于漂白非法所的，，最终苏共被无情抛弃，苏联解体。

当前我国也面临同样的问题，国家资本有演化为权贵资本的危险，国有垄断企业不仅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反而利用其垄断地位，逐渐形成一个个利益集团，枉顾民生，吞噬民资，谋求利益最大化。

执政党要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首先要做的就是扩大自己的阶级基础，我国是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目的就应当是让工农收益，同时兼顾其他阶层利益，北欧的瑞典，挪威，芬兰等国，通过税收调节，全民持股等措施，使原来的无产者变成了有产者，高收入群体被课以重税，缩小了贫富差距，这些都应当对我们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