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转型发展期的风险共生及其价值范导

2011年第8期山东社会科学No．8
总第192期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General No．192当前我国转型发展期的风险共生及其价值范导
何小勇
（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陕西西安710063）
［摘要］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发展的高度复杂性是风险共生现象衍生的现实基础。

风险的识别、归因和治理都是与价值密切相关的问题，因而对风险问题的探讨需要引入价值哲学
的研究视角。

从社会制度价值哲学的角度来看，当前我国各种风险累积共生的深层根源主要
是快速转型期社会公正规范价值的模糊、混乱乃至迷失。

在实践中不断拷问并澄清指引当代
中国转型发展的价值理念，不断凝聚引领当代中国发展的价值共识，以更具历史合理性的价
值标准不断校正波澜壮阔的制度变革，不断创新社会管理，积极创建能增加和谐因素的社会
制度和社会机制，才能把各种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实现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

［关键词］转型发展；风险共生；价值范导
［中图分类号］B0－0C91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4145［2011］08－0018－05
一、当前我国转型发展期的风险共生
人类历史进步中的现代化变迁本身是一种具有高度复杂性的过程，它既有一定的必然性、规律性和连续性，又有大量的偶然性、不确定性和非连续性，是偶然与必然、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有序与无序的辩证统一。

全球化日益深入背景下的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尤为复杂，这种高度复杂性来自诸多因素的交互作用和影响，是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各种风险得以衍生的现实基础。

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高度复杂性使风险问题存在于社会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态等各个领域，由现代性的激进化造成的各种风险和由中国转型发展的特殊性造成的风险交织在一起，出现了快速转型发展期的风险共生现象。

只有从当前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出发，以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为价值诉求，深入分析社会矛盾和冲突的运行状态，深刻反思由风险转化而来的重大危机事件，才能认识和确定风险，全面把握风险共生的具体表现。

从经济领域来看，市场经济本身就是一种风险型的经济运行方式。

当代中国向市场经济的快速转型，使城乡矛盾、贫富差距、供求矛盾、劳资矛盾、国内经济发展与经济全球化的矛盾等日趋凸显，经济风险已成为当前我国转型发展期各种风险衍生的核心领域。

主要表现在：其一，城乡二元经济格局逐渐固化的风险。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经济都得到了较快发展，但由于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尚未从根本上打破、政府政策的城市偏向导致的各种优质资源向城市集中等原因，中国二元经济格局呈现出刚性特征和不断强化的态势，从而使城市与乡村之间的相互关联和依赖程度降低、断裂程度加深，成为中国经济转型、社会发展的巨大障碍和风险源。

其二，贫富差距日趋扩大和过分悬殊的风险。

合理的收入差距有助于激发民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社会资源的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但过分的贫富悬殊则会激化社会矛盾进而导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严重危机。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尼系数快速攀升，目前已达到甚或超过国际公认的预警线。

其三，就业压力快速增大的风险。

就业事关广大劳动者的切身利益，是劳动者谋取收入解决自身生存和发展问题的基本手段，是劳动者融入社会、增强社会认同、实现自身价值的最主要途径。

失业率的不断攀升必然加剧贫富分化造成的经济风险，还有可能滋生愤懑情绪和反社会行为引发其它社会风险。

其四，劳资矛盾和生产事故风险。

近年来，我国劳资关系中出现的诸如劳动时间过长、劳动条件恶劣、工资报酬过低、恶意拖欠工资等问
收稿日期：2011－06－25
作者简介：何小勇，男，西北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哲学博士。

基金项目：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我国现代化进程中风险控制的理论与方法研究”（批准号：08BZX010）的成果之一。

题时有发生，重大生产安全事故频发，都危及着经济秩序和社会安全。

此外，发达国家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本身也带来了经济和金融风险。

社会经济结构决定社会政治结构和文化观念结构。

当前，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期的经济风险必然在社会生活的其它领域以改变了的形式体现出来。

在政治领域，快速的经济体制转型与严重迟缓的政治体制改革造成了社会弱势群体与精英群体之间的矛盾、区域发展严重失衡、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等突出问题，加之国际政治冲突和军事威胁，使当代中国转型发展期的国家统一、主权完整以及政治的合法性基础都面临着风险。

主要表现有：主要社会群体弱势化和精英群体结盟化的风险，腐败蔓延与政府公信力下降的风险，国际政治冲突与军事冲突带来的风险等。

社会的文化价值观念既受经济结构和政治结构的决定和制约，又有自身独特的能动性和发展规律。

改革开放前，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马克思主义文化为政治服务的取向十分明显与强烈，文化领域的严密控制使其基本精神与价值取向具有与意识形态相同的特征。

近代以来长期存在的中西文化与体用之争在转型发展期又以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之间轮番论战的新形式粉墨登场，大众商业文化的兴起正日益消解着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政治理想，各种亚文化的流行在主流文化、精英文化之间造成了新的裂痕和冲突。

文化领域的快速市场化与意识形态化的惯性相互纠缠，对人生终极意义的关切与追问和对文化商品符号的炫耀与消费并行不悖，在文化全球化的背景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矛盾和冲突。

这些矛盾和冲突既为当代中国现代化提供了各种可资借鉴的资源和不断解放思想的契机，又使中国文化现代化面临着诸如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淡化的风险、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帝国主义入侵的风险、大众消费主义文化泛滥的风险，这些风险使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文化安全面临挑战。

从表征人与自然关系的生态领域来看，伴随着全球气候变化以及中国工业化进程和科技进步的步伐加快，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面临的资源环境约束和生态压力日益加剧。

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生态风险的出现和不断加剧是一种全球性现象，但当代中国现代化的起点水平极低，与发达国家经济状况的差距很大，因而快速发展经济的任务更加紧迫，而发达国家在生态环境问题上又不断给我国施加限制和压力，甚至利用全球化转移污染密集产业和工业废弃物，这就使自然灾害型、资源枯竭型、环境破坏型、公共环境与公共卫生型等诸多类型的生态风险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造成了日益严峻的威胁。

二、当前我国转型发展期风险共生的深层成因
第一，体制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断裂和制度缺陷。

由于中国的改革总体上是一种渐进式改革，不仅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改革不同步，而且每一领域中各种具体的制度安排的调整都带有尝试和过渡性质，这就使各种新旧要素相互胶着，整个社会结构急剧分化而社会整合机制迟迟不能建立起来，各种发展潜能和发展方向同时并存，一些基本的社会制度安排短时期内难以定型，难以给人们形成长期性的稳定预期和激励。

这就使处于急剧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具有一种内生的脆弱性，集中地表现为整个社会结构的断裂和各种形式的制度缺陷。

改革开放以来，不均衡的发展战略不仅造成了阶层之间、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的结构性断裂，而且使现代化进程的物质技术层面、制度建设层面和文化观念层面之间出现了巨大的差距与错位。

由社会断裂所造成的各个部分都力图使自身的利益制度化、合法化，这就极大地妨碍了社会共识的达成和社会信任的确立，从而使体制改革中的具体制度安排面临各种合理化诉求的压力，出现了诸如制度缺位、制度虚化、制度错位、制度之间相互冲突等极其复杂的制度缺陷。

制度缺陷本身又刺激着各种纯粹自利的短期行为，成为新的风险源。

当前，中国体制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断裂和制度缺陷不仅弱化了传统的风险控制手段和机制，而且成为各种风险共生并发的深层根源。

第二，利益分化加剧和利益诉求强化过程中的利益失衡。

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国家全面控制社会经济资源并实施再分配，各种利益主体的独立性不明显，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的利益差别也很小，整个社会形成了低水平的利益均衡格局。

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打破了这种低水平的利益均衡和在此基础上的心理平衡，现代化进程中的利益分化日益加剧，社会大众的利益诉求快速增强。

利益主体的独立化、利益来源的多样化、利益实现方式的多元化与不均衡发展战略的消极后果纠结在一起，形成了社会各阶层之间、各地区之间、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之间部分得益而其它部分受损的局面和发展趋势，整个社会的利益结构在经济博弈中失去平衡。

精英群体的利益结盟化、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主要社会群体的弱势化和碎片化以及阶层结构的固化，使当前中国社会呈现为一种“倒丁字型”的社会结构，导致社会群体之间甚至整个社会处于一种“结
构紧张”的状态中，①几乎使每一个利益主体的心理都难免失衡而产生强烈的社会剥夺感，在这种背景下社会矛盾极易激化。

利益分配的公正问题和利益结构的均衡问题涉及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和核心，当前我国体制转型过程中的利益结构失衡是各种风险共生并发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

第三，市场化转型中资本逻辑的强势和公共权力的经济化倾向。

虽然人类社会现代化的发展进程与资本关系的历史进程不容混淆和等同，但离开市场经济这种经济体制和“资本的伟大文明作用”，②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就难以达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所要求的程度。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中都将是有资本和市场的社会主义，这就使资本逻辑成为我们求解一切发展问题包括风险共生问题必须直面的现实问题。

“自从中国在近代被动地卷入资本主导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以来，我们发展的成就也好、问题也罢，其秘密和出路都隐藏于资本的逻辑当中。

”③资本逻辑在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加速中取得了矫枉过正般的强势力量，科技、政治、法律、文化各领域都为经济增长和资本逻辑的运行铺路、让路、搭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并不能改变资本的本性：获取最大限度的利润和向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特别是公共权力领域的渗透。

中国转型发展期资本逻辑的强势运行使其固有的矛盾引发各种危机的趋势系统地表现出来：资本对个别的、短期的、纯粹经济意义上的利益的贪婪攫取使生态环境遭受肆意掠夺和破坏，使中国经济长期来看面临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使消费主义的文化价值观充斥于无孔不入的大众传媒，使社会公共生活领域和人际关系功利化。

市场化转型中资本逻辑的强势运行与公共权力的经济化倾向密不可分，各级政府以经济增长为核心的政绩观使公共权力对资本逻辑过度纵容，从而使政府营造公正制度环境、提供社会公共产品以及发展社会事业的基本职能衰微，而设租寻租、权钱交易、官商勾结等各种腐败现象增加。

近年来出现的有毒食品、非法用工等事件都充分反映了资本逻辑的强势和政府职能的缺位。

第四，社会转型期社会信任的下降和社会焦虑的上升。

社会信任是一个与社会交往的发展程度、社会经济的发展阶段、社会制度的完备程度和公正程度、社会文化的基本价值导向紧密关联的综合性社会问题，包含对他人人格的诚实性的确信和对制度规范的正确性的确信。

社会信任与风险问题密切相关，人们的安全感通常都建立在社会信任与可接受的风险之间的平衡之上。

社会信任作为一种降低社会关系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的基本方式，它通常足以规避和化解某些特殊的行动方式可能造成的风险或者把这种风险降到较低的水平，而社会信任度太低则可能引发风险、扩大或加剧风险的蔓延速度、危害范围和危害程度。

社会信任降低的另一面是社会焦虑的上升，“从最深刻的意义上说，信任的对立状态便是这样一种心态，它应被准确地概括为存在性焦虑或忧虑”。

④社会焦虑的急剧上升必然产生并放大风险。

当前，中国转型发展期正经历着社会信任的急剧下降和社会焦虑的快速上升。

从现代化发展中社会信任机制转变的一般规律来看，理性化、技术化、专家化的制度型信任逐渐占据主导地位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按科层制原则组织起来的制度体系对待风险问题的基本态度是“有组织地不负责任”，“人们可以向一个又一个主管机构求助并要求它们负责，而这些机构则会为自己开脱，并说‘我们与此毫无关系’，或者‘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只是一个次要的参与者’。

”⑤这就使现代化进程中的风险应对出现了“制度悖论”：风险的制度化反过来导致了制度化的风险，现代社会纷繁复杂的制度体系本身面临着公众的不信任。

当代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各种形式的制度缺陷和各种制度安排的短期过渡性质使社会信任更容易缺失。

随着城市单位制度和乡村宗族制度的解体，社会成员的个体化、原子化趋势日益明显，社会公众因安全感降低而陷入过度忧虑状态，容易在纷杂的社会舆论漩涡中采取极端化的思维和行动，从而成为各种风险的源泉和放大器。

第五，深度融入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国外因素的冲击和挤压。

风险的全球化本身就是全球化的重要维度之一，全球化所具有的风险生成机制和风险传递机制也会使中国遭遇更多的风险。

近年来，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传媒和舆论大肆渲染所谓的普世价值和全球正义，夸大中国的发展程度，宣传片面的“中国责任论”，在各种问题上设置价值观的藩篱，给中国发展施加压力和限制，从而使我国的转型发展面临的外源性风险日益增多。

全球市场经济的一体化使我国经济运行受国际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其主导的国际规则向我国转嫁经济和金融危机，从而使经济发展的依赖性和风险性增大。

发达国家利用不平等
①②③④⑤李强：《“丁字型”社会结构与“结构紧张”》，《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2期。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3页。

何建津：《论资本时代的发展问题》，《哲学研究》2009年第4期。

［英］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译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87页。

［德］乌尔里希·贝克、约翰内斯·威尔姆斯：《自由与资本主义》，路国林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43页。

的国际分工向我国转移高能耗、高污染的产业，使区域性环境压力增加。

国际政治中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对我国的主权独立还有一定的威胁，涉及我国主权与领土完整的重大事件时有发生。

国外敌对势力鼓动、支持国内的一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政治激进势力、恐怖势力以及反文明、反人类的邪教势力暗中活动，伺机制造捣乱和破坏事件，严重威胁我国的国家安全、文化安全和社会安全。

三、当前我国转型发展期风险治理的价值范导
面对现代化进程中错综复杂的风险共生问题，我们必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立足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以全球化的视野，积极探索中国风险治理的对策和措施。

只要我们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科学分析并主动化解我国转型发展过程中引发风险的主要矛盾，以正确的价值理念来规范和引导社会发展，积极创建能增加和谐因素的社会机制，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就能把风险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实现低风险的、合理的、持续的发展。

为此，我们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拷问并澄清指引当代中国转型发展的价值理念，不断凝聚当代中国发展的价值共识，以更具历史合理性的价值标准不断校正波澜壮阔的制度变革。

首先，树立人本价值理念，践行科学发展观。

急剧转型的当代中国社会中传统的与现代后现代的、社会主义的与资本主义封建主义的、全球的与本土的等等因素重叠共存、杂然呈现，这就需要在现代化进程中深入反思现代性，不断廓清和澄明当代中国现代性的理念和蓝图。

我们既要反思西方启蒙运动以来现代性扩张的历史进程，追寻现代性的核心价值、基本原则和制度体系，又要反思后现代思潮对现代性病态的揭露和批判，寻求对中国现代性方案的应有启示，更要反思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现代化一波三折的艰难探索和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转型的历史巨变，在与世界接轨的同时与中国悠久的传统承接，还要反思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诊断的当代意义，通过合理地利用和限制资本，建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人本逻辑。

科学发展观作为当代中国发展的根本性理念，在这样的历史境域中凸现出了它的重大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

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是在总结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经验、顺应当今时代发展潮流、继承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传统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必须长期坚持的重大战略思想。

“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

”①坚持人本价值理念，实践科学发展观，推进体制机制创新，促进人与自然之间、人与社会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和谐，才能从根本上化解滋生风险的各种社会矛盾、降低风险发生的概率、增强抗拒和应对风险的能力。

其次，制衡资本逻辑，促进社会公正。

当代中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从根本上摈弃了资本逻辑对具体制度设计和社会生活的全面宰制。

但在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背景下发展市场经济，在没有经历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条件下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资本逻辑必然还在一定程度、一定范围和一定领域中发挥作用。

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在当代中国独特的发展情境中的强势运行是造成社会结构断裂、生态环境恶化、文化价值错乱、社会矛盾激化的深刻根源，是当前中国风险共生问题的症结。

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充分发挥资本的积极作用，但也必须规范和制衡资本逻辑，把它限定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之内。

只有把市场经济和资本运作的高效率与社会主义的公正诉求结合起来，以社会公正引领制度创新，以正义的制度引导、控制和规范资本逻辑，才能逐步实现马克思“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的设想。

②这就要求我们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高度全面地、历史地认识资本逻辑，把马克思主义的公正观灌注于具体的制度设计和制度创新的全过程。

以正义制度制衡资本逻辑，就要通过创新经济政治和文化体制，把资本逻辑限定在经济发展的领域内，避免整个社会的资本化，尤其要避免资本的权贵化。

在经济发展的领域内，也要建立健全利益分配和利益协调的制度和机制，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真正使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逐步形成动态均衡的利益结构和社会阶层结构。

以社会公正引领制度创新，就要在已然多元化的文化价值观念层面最大限度地凝聚共识，这是一个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利益博弈、理性商谈、宽容妥协的过程。

复次，提升风险意识，培育责任伦理。

风险生存已成为当代人类的一种生存方式，“风险生存作为风险社会生活中可能发生的种种生存危险，并不能仅仅从一种消极的意义上来理解，而是需要确立一种积极的建
①②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
告》，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4页。

设性的风险生存理念，自觉地将其纳入到人的生存和发展之中”。

①重视现代社会发展的风险性，形成对发展风险的科学认识是超越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应急管理、实现有效风险治理的关键点之一。

当前我国的风险意识还十分淡薄，风险意识的教育和宣传还明显不足，人们还习惯于以要么漠视要么恐惧的极化思维来看待风险，应对风险的体制和机制还不健全，这就要求我们更新思考现代社会发展的方式，确立科学的风险意识和风险观念。

风险意识首先是一种反省意识，它要求人们改变简单化的线性思维，树立复杂性的辩证思维，重视实践活动的负效应特别是现代化发展的副作用，对科学技术、科技理性、专家知识以及各种现代性的制度安排对于社会进步的作用保持警醒。

风险意识还是一种责任意识。

风险与责任内在相关，现代社会发展的风险主要是由人为原因造成的，又是依据人们特定的社会文化感知和定义来建构的，因而必须培育人们共担责任的伦理。

“可以说科技时代所引发的任何危机，都可以把责任归结给个人、团体、政府及其它的相关组织。

每一个个体、团体、政府、组织都应该为它们的所作所为承担相应的后果。

有鉴于此，责任就更需要成为普遍性的伦理原则。

”②责任伦理要求每个社会主体都要对自己及其利益相关者负责，既承担社会责任，又承担代际责任和生态责任，它强调在风险转化为危机之前就积极进行预测并以高度的责任意识来规范实践行为，要求责任主体无条件地、不求回报地对责任对象负责，因而是前瞻性的、实质的、非对称的、绝对的责任。

责任伦理依赖于个体的道德人格，而中国古代经典《周易》关于规避风险的理念中最有现代价值的因素就是对规避风险的人格要求的阐发，因而可以成为培育风险伦理的宝贵思想资源。

再次，创新社会管理，完善风险预警和治理机制。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

”对于应对风险问题而言更是这样，在风险产生和发展的早期阶段就应进行预测、报警并及时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干预、控制，化解风险并促使其转化为进一步发展的机会。

这就需要把以数据收集和分析为主的实证性风险预警与以对社会发展和风险衍生的内在机制进行探讨为主的哲学反思式风险预警结合起来，特别重视对社会结构的状态和趋势的分析，通过不断创新社会管理来实现社会结构的动态优化。

“在现代社会，国家、市场和公民社会构成了预防、分散和减少风险的基本治理框架，它们相互支撑、制衡并弥补了彼此的缺陷，为整个社会提供了稳定的秩序。

”③当代中国转型发展阶段多元化、市场化、非集中化和流动性的发展趋势，使长期以来形成的以国家为中心的风险治理机制无法应对日益复杂的风险，因而必须首先定位好国家的职能，通过承担公共责任和发扬民主增强国家的政治合法性和公信力，调整国家在风险治理中的地位和角色。

同时要积极培育和壮大公民社会的力量，维护个体的利益和权利，增强社会信任和社会合作，监督和制约公共权力和资本权力的活动和过度扩张，还要恰当地运用市场机制分配和应对风险，从而使这三种机制的力量相对平衡并相互渗透，在持续互动过程中通过利益的协调和共识的达成来提高风险治理的有效性。

最后，推进和谐世界的构建，参与风险治理的国际合作。

全球化在增大对国家提供保障、管理风险方面的需求的同时，也降低了国家有效地发挥风险治理的作用的能力。

迄今为止的全球化还是资本主导的全球化，认为世界市场可以解决一切发展问题的新自由主义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构成了具有特殊性和多样性的民族国家发展的关键性风险。

当代中国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上的迅速崛起，要被世界认可和接受就要在发展理念和发展模式这个现代社会发展的核心问题上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通过自身文化与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而不仅仅是经济增长的速度和实力来增强感召力和影响力，在事关整个人类的共同长远利益问题上获得话语权。

构建和谐世界的倡议申明了当代中国关于全球化发展的根本理念，是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实现与人类共同利益的推进相协调的深入思考，是对深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精髓的继承和创新，是对中国科学发展、和平发展、建设和谐社会的发展理念的提升。

在全球层面主动出击、积极参与，学会更好地共同治理风险，不仅可以学习和借鉴发达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风险治理的制度和机制，而且可以通过沟通和协商来协调彼此的行动，构筑共同治理风险的国际网络和国际间的信任关系。

但要充分考虑各国政治经济制度、意识形态、文化价值和社会伦理观念的巨大差异，既勇于承担一个和平崛起的社会主义大国应有的国际责任，又善于揭露和回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各种霸权主义造成的风险，防止它们利用国际合作向中国转嫁各种风险和危机，切实有效地维护好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持续发展能力。

（责任编辑：周文升wszhou66@1126．com）
①②
③贾英健：《风险生存及其历史扬弃》，《山东社会科学》2009年第11期。

薛晓源、刘国良：《全球风险世界：现在与未来———德国著名社会学家、风险社会理论创始人乌尔里希·贝克教授访谈录》，《马克思主义
与现实》2005年第1期。

杨雪冬：《风险社会与秩序重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6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