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其情人职务上的行为收取贿赂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如何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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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怎么处罚(贿赂国家公职人员罪)

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怎么处罚（贿赂国家公职人员罪）受贿罪【刑法条文】第三百八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证据要点】1.犯罪嫌疑人供述和辩解⑴犯罪嫌疑人姓名等身份信息、个人经历、职务任免情况及其承担的具体职责；⑵委派及依照法律从事公务情况；⑶犯罪嫌疑人与行贿人的关系及有关受贿的动机、目的、时间、地点、参与人、方式、原因、经过、结果及行贿人的具体请托事项；⑷犯罪嫌疑人利用职务便利情况及索取、收受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具体过程及利益的性质情况；⑸收受或者索取财物的具体类型、面值、数额、名称、品牌、包装及财物的处置、去向情况；⑹采取“赌博”、“干股”、“开办公司”、“挂名领取报酬”、“投资理财”名义或其他交易形式收受财物情况。

2.行贿人证言：⑴行贿人与受贿人的关系及给与财物的原因、时间、地点、次数，接受财物的人员；⑵行贿财物具体类型、面值、数额、名称、品牌、包装等；⑶行贿时是否有他人在场；⑷行贿人要求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为其谋取利益的请托事项及谋取利益的性质、过程情况；⑸以“赌博”、“干股”、“开办公司”、“挂名领取报酬”、“投资理财”名义或其他交易形式给付财物具体情况。

3.证人证言：⑴犯罪嫌疑人的姓名、年龄、任职及职责分工等；⑵行贿人与受贿人的工作、业务关系及其他往来情况；⑶举报人、受贿同谋人及其他知情人关于行为人利用职务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及利益性质、过程情况。

4.物证、书证：⑴查获、追缴的用于行贿的赃款、赃物及用赃款购买的物品及照片，以及对无法移动的赃款赃物，现场拍摄的照片；⑵任职履历表、任命文件、会议纪要、人事部门或组织部门的任职证明等证明其担任职务及职责分工情况；⑶国有公司、企业工商营业执照、工商登记材料、委派或者委托从事公务材料；⑷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身份、职责范围的制度等规定，犯罪嫌疑人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文件、批示、会议记录等书证；⑸索贿人或行贿人索取财物或送出财物的有关笔记、日记、银行存折、支取账单及行贿单位的财务记账、银行账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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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4号]梁某挪用公款、张某挪用公款、盗窃案——如何通过客观行为判断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23. [第195号]左佳等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案——单位领导研究决定收受回扣款、并为少数领导私分行为的定性24. [第196号]陆飞荣玩忽职守案——新刑法生效之前实施的滥用职权行为的法律适用25. [第209号]丁锡方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案——认定徇私舞弊不移并刑事案件罪是否应以未移交的犯罪嫌疑人已被生效判决确定有罪为前提26. [第216号]于继红贪污案——不动产能否成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27. [第218号]姜杰受贿案——逢年过节收受下级单位“慰问金”的行为如何定性28. [第236号]彭国军贪污、挪用公款案——如何认定以挪用公款手段实施的贪污犯罪29. [第237号]李永宾徇私枉法、接送不合格兵员案——如何认定徇私枉法“情节严重”30. [第257号]蒙某受贿案——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索取他人“赞助费”不征应征税款的行为如何定性31. [第270号]高原、梁汉钊信用证诈骗，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案——如何理解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的客观条件32. [第275号]胡启能贪污案——截留并非法占有本单位利润款的贪污行为与收受回扣的受贿行为的区分33. [第292号]胡滋玮贪污案——贪污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34. [第294号]龚晓玩忽职守案——渎职犯罪的因果关系判断35. [第311号]江仲生等贪污案——贪污罪犯罪对象的理解与认定36. [第312号]尚荣多等贪污案一一学校违规收取的“点招费”能否视为公共财产37. [第313号]杨代芳贪污、受贿案——私分国有资产与共同贪污的区分38. [第320号]杨志华企业人员受贿案——筹建中的企业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索取财物的能否以企业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39. [第327号]包智安受贿、滥用职权案——滥用职权行为与损失后果之间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的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40. [第334号]阎怀民、钱玉芳贪污、受贿案——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单位的名义向有关单位索要“赞助款”并占为已有的行为是索贿还是贪污41. [第335号]曹军受贿案——对于依照公司法规定产生的公司负责人能否认定为受国有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42. [第340号]李葳受贿案——利用与其他单位共同开发房地产的职务便利要求合作单位为其亲属提供低价住房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43. [第355号]朱洪岩贪污案——租赁国有企业的人员盗卖国有资产的行为如何处理44. [第356号]冯安华、张高祥挪用公款案——多次挪用公款的如何计算犯罪数额45. [第357号]潘楠博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受贿案——帮助逃避行政处罚的行为能否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46. [第383号]郭如鳌、张俊琴、赵茹贪污、挪用公款案——证券营业部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私分单位违规自营炒股盈利款的行为如何定性47. [第384号]胡发群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索要高额投资回报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48. [第385号]鞠胤文挪用公款、受贿案——因挪用公款索取、收受贿赂或者行贿构成犯罪的，是择一重处还是两罪并罚49. [第399号]钱政德受贿案——在国家机关设立的非常设性工作机构中从事公务的非正式在编人员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50. [第406号]刘某挪用公款案——国有公司长期聘用的管理人员是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还是受国有公司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51. [第407号]方俊受贿案——国家工作人员以“劳务报酬”为名收受请托人财物的应认定为受贿52. [第422号]王铮贪污、挪用公款案——已办理退休手续依然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仍构成挪用公款罪主体53. [第446号]顾荣忠挪用公款、贪污案——由国有公司负责人口头提名、非国有公司聘任的管理人员能否以国家工作人员论54. [第454号]陈焕林等挪用资金、贪污案——无法区分村民委员会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挪用款项性质的如何定罪处罚55. [第462号]高建华等贪污案——使用公款购买房屋构成贪污的，犯罪对象是公款还是房屋56. [第470号]马平、沈建萍受贿案——以房产交易形式收受贿赂的犯罪数额认定问题57. [第510号]马平华挪用公款案——国有企业改削过程中，原国企中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如何认定58. [第562号]梁晓琦受贿案——收受无具体金额的会员卡、未出资而委托他人购买股票获利是否认定为受贿59. [第563号]张群生滥用职权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单位名义擅自出借公款给其他单位使用造成巨大损失的行为如何定罪60. [第574号]杨培珍挪用公款案——利用职务便利将关系单位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用于清偿本单位的债务，同时将本单位等额的银行转账支票出票给关系单位的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61. [第584号]周小华受贿案——特定关系人在受贿案件中的认定问题62. [第585号]蒋勇、唐薇受贿案——如何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的共同受贿行为63. [第594号]廖常伦贪污、受贿案——村民小组长在特定情形下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64. [第595号]张留群受贿案——村民组组长依法从事公务的认定65. [第595号]张留群受贿案——村民组组长依法从事公务的认定66. [第607号]汪光斌受贿案——没有利用查禁犯罪职责获取的线索可以构成立功67. [第608号]李万、唐自成受贿案——国有媒体的记者能否构成受贿罪的主体68. [第642号]钱银元贪污、职务侵占案——如何理解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69. [第652号]黄德林滥用职权、受贿案——滥用职权同时又受贿是否实行数罪并罚70. [第692号]黄明惠贪污案——利用受国家税务机关委托行使代收税款的便利侵吞税款的行为，如何定罪处罚71. [第693号]黄长斌受贿案——国有企业改制期间，国家工作人员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后，还能否被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从而构成受贿罪72. [第695号]王志勤贪污、受贿案——余罪自首的证据要求与证据审查73. [第707号]沈同贵受贿案——阻止他人犯罪活动，他人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人的阻止行为仍构成立功74. [第709号]吴江、李晓光挪用公款案——职务犯罪中自首及协助抓捕型重大立劝的认定75. [第710号]石敬伟偷税、贪污案——被羁押期间将他人串供字条交给监管人员，对进一步查证他人犯罪起了一定的协助作用，虽不认定为立功，但可酌情从轻处罚76. [第724号]朱永林受贿案——如何认定以“合作投资房产”名义收受贿赂77. [第734号]王妙兴贪污、受贿、职务侵占案——对国有公司改制中利用职务便利隐匿并实际控制国有资产的行为，如何认定78. [第754号]陆某受贿案——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其情人职务上的行为收取贿赂，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如何定性79. [第755号]刘某、姚某挪用公款案——如何认定职务犯罪案件中的自首及把握“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范围80. [第756号]肖时庆受贿、内幕交易寨——因获取让壳信息而指使他人购买让壳公司股票，后借壳公司改变的，是否影响内幕信息的认定81. [第771号]李成兴贪污案——社保工作人员骗取企业为非企业人员参保并私自收取养老保险费的行为，如何定性82. [第786号]刘某贪污案——适用减轻处罚情节能否减至免予刑事处罚83. [第805号]姚太文贪污、受贿案——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住使用，虽然在事后收受对方财物，但难以证实借款当时具有谋取个人利益目的的，如何定罪处罚84. [第806号]吕辉受贿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网管员为医药销售代表“拉单”收受财物的行为，如何定性85. [第823号]褚明剑受贿案——法院如何审查受贿案件辩方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86. [第855号]杨孝理受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分别在国有独资公司委派到国有参股公司、国有参股公司改制为非国家出资企业任职期间收受贿赂的行为如何定性87. [第871号]黄友强贪污案——在不同证据所证内容存在矛盾的情况下，如何判断案件全案证据是否确实、充分88. [第884号]周龙苗等受贿案——非特定关系人凭借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挂名”取酬并将财物分与国家工作人员的是否构成共同受贿89. [第885号]雷政富受贿案——以不雅视频相要挟，使他人陷入心理恐惧，向他人提出借款要求且还款期满后有能力归还而不归还的，是否属于敲诈勒索以及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授意他人向第三人出借款项，还款义务最终被免除的，是否属于受贿90. [第935号]陈凯旋受贿案——省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委派到市、县、乡、镇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农村信用合作联社的人员是否属于“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范围91. [第937号]徐国桢等私分国有资产罪案——在仅能由单位构成犯罪的情形下，能否认定非适格主体与单位构成共犯92. [第972号]章国钧受贿案——如何认定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93. [第973号]胡伟富受贿案——如何区分国家工作人员以优惠价格购买商品房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94. [第1014号]李培光贪污、挪用公款案——如何审查认定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95. [第1015号]周标受贿案——案发前主动退还贿赂款的行为如何处理以及上一级人民法院同意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应当制作何种文书96. [第1016号]卫建峰受贿案——如何认定公司改制后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97. [第1017号]凌吉敏受贿案——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租房屋，所收取的租金与市场价格的差额是否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98. [第1018号]刘凯受贿案——因受贿案发后又主动交代用受贿款向他人行贿事实，使其他贿赂案件得以侦破的，是否构成立功99. ［第1040号］尹某受贿案——如何审查被告人在侦查阶段不同期间所作供述的合法性100. [第1055号]王海洋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挪用资金案——如何认定国家出资企业中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101. [第1087号]祝贵财等贪污案——如何区分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罪和贪污罪102. [第1088号]赵明贪污、挪用公款案——对采取虚列支出手段实施平账行为的认定及上诉不加刑原则在数罪并罚中的理解与适用103. [第1089号]杨德林滥用职权、受贿案——滥用职权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及供犯罪所用的本人财物如何认定，受贿既、未遂并存的如何处罚104.［第1139号］周爱武、周晓贪污案——贪污特定款物的司法认定以及新旧法选择适用时罚金刑的判处105.［第1140号］郑祖文贪污、受贿、滥用职权案——如何处理以威胁方法收集的被告人供述及司法实践中对“重复供述”如何采信106.［第1141号］吴毅、朱蓓娅贪污案——侦查机关通过疲劳审讯获得的被告人供述是否属于非法证据以及非法证据排除后是否对量刑事实形成影响107.［第1142号］王雪龙挪用公款、贪污案——如何认定“小金库”性质公司及公务性支出能否从贪污数额中扣除108.［第1143号］罗菲受贿案——如何认定特定关系人是否成立受贿罪共犯109.［第1144号］孙昆明受贿案——如何区分合法的债权债务关系与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情形110.［第1145号］朱渭平受贿案——国家工作人员对特定关系人收受他人财物事后知情且未退还，如何判定其是否具有受贿故意；国家工作人员收受请托人所送房产，后请托人又将该房产用于抵押贷款的，是受贿既遂还是未遂111.［第1146号］李明辉受贿案——刑法修正案（九）施行后，二审在减轻犯受贿罪被告人主刑的同时，能否加重财产刑112.［第1147号］吴六徕受贿案——以欺骗方式让行贿人主动交付财物的，应认定为索贿113.［第1148号］丁利康受贿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办公室信息管理员“拉统方”非法收受财物行为之定性114. ［第1149号］毋保良受贿案——赃款、赃物用于公务支出，是否影响受贿罪的认定；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前多次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的，如何认定受贿数额；索取、收受下属或者被管理人员的财物价值较大的，能否视为承诺谋取利益115.［第1150号］耿三有受贿案——二审期间因刑法修改及司法解释出台导致定罪量刑标准发生变化的，应如何适用法律116.［第1151号］沈海平受贿案——如何把握辩方提交的证据证明标准和作相关证据审查以及出于受贿的故意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后又退还部分钱款的，如何认定受贿数额117. [第1165号]黄金东受贿、陈玉军行贿案——非法限制被告人人身自由期间取得的供述能否作为定案的根据118. [第1166号]王平受贿案——对存在部分讯问录音录像的案件，如何结合讯问录音录像审查判断讯问笔录的证据能力，以及如何把握疲劳讯问的认定标准119. [第1207号]周根强、朱江华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行政管理职权转委托情形受托方的滥用职权及收受财物行为如何认定。

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及司法解释(精品总结)

第三百八十八条【受贿罪】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条文注释本条规定受贿罪的又一种形式，又称斡旋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行为。

如利用上下级之间的隶属关系，同事关系，利用部门、单位之间的工作关系等等，让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为请托人办事。

这里所说的“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谋取违反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规定的帮助或者方便条件。

如果为请托人谋取的是正当的利益，不构成本条规定的受贿罪。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三、关于贿赂罪的几个问题（一）关于受贿罪的主体问题《补充规定》第四条规定的受贿罪主体，是指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

“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是指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以外的依照法律从事公务或者受委托从事公务的人员。

（二）关于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如何理解的问题受贿罪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是指利用职权或者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

“职权”是指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

“与职务有关”，是指虽然不是直接利用职权，但利用了本人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

国家工作人员不是直接利用本人职权，而是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而本人从中向请托人索取或者非法收受财物的，应以受贿论处。

对于单纯利用亲友关系，为请托人办事，从中收受财物的，不应以受贿论处。

（四）关于构成受贿罪的行为如何掌握的问题根据《补充规定》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认定受贿罪的行为应当掌握：1、索取他人财物的，不论是否“为他人谋取利益”，均可构成受贿罪。

我国贿赂犯罪中“不正当利益”要件之界定

我国贿赂犯罪中“不正当利益”要件之界定在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型犯罪中，行贿类犯罪、斡旋受贿型受贿罪及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均将“谋取不正当利益”作为了犯罪构成要件之一，但由于现行《刑法》对于“不正当利益”的具体认定标准未作出明确规定，理论界与实务界对此一直都存在分歧。

一、关于“不正当利益”的不同理解长期以来，我国理论界和司法实践部门对“不正当利益”的理解，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1.“非法利益说”。

该说认为，所谓不正当利益，主要是指非法利益，即法律禁止请托人得到的利益。

这种观点强调认定“不正当利益”的唯一准则就是法律，认为只有国家明令禁止获取的利益才是不正当利益；2. “手段不正当说”。

该说认为只要是采取了行贿手段谋取的利益，无论是合法利益还是非法利益，都可以认定为“不正当利益”，即该说主张评判利益正当与否的着眼点在行为人实现利益的手段，即认为只要采取行贿手段谋取利益，都可以认定为“不正当利益”，而无需考虑利益本身是否合法；3.“利益独立性说”。

该说认为，所谓不正当利益，是指根据法律、法规和有关政策不应得到的利益。

利益的正当与否取决于其性质本身，而不取决于取得利益的手段；4.“不确定利益说”。

该说认为，不正当利益包括非法利益和不确定利益两类，不确定利益是指当事人谋取利益虽然符合法律、法规、国家政策和国务院各部门规章的规定，但是在能否取得、取得多少上等方面处于不确定状态的利益；5. “违背职务说”。

该说认为，“不正当利益应从受贿人为行贿人谋取利益是否违背职务上加以限定。

”具体而言，就是从受贿人是否违背了本身职务来界定不正当利益。

二、“不正当利益”的相关法律及司法解释规定我国1979 年《刑法》对行贿罪构成要件的规定当中，并没有“为谋取不正当利益”这一要件。

直到1988 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第七条首次以立法的形式明确使用了“不正当利益”的概念。

该条规定：“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贪污贿赂案件司法解释以及认定

贪污贿赂案件司法解释以及认定【司法解释原⽂】第⼀条　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条第⼀款规定的“数额较⼤”，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

贪污数额在⼀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条第⼀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曾因贪污、受贿、挪⽤公款受过党纪、⾏政处分的；（三）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四）赃款赃物⽤于⾮法活动的；（五）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作，致使⽆法追缴的；（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受贿数额在⼀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前款第⼆项⾄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之⼀，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三条第⼀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多次索贿的；（⼆）为他⼈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民利益遭受损失的；（三）为他⼈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薏⽶梳理总结】1.贪污、受贿罪采⽤两种模式：纯数额、数额加情节。

纯数额： “数额较⼤”“数额巨⼤”“数额特别巨⼤”的具体数额标准分别是3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上、300万元以上。

数额加情节：数额在“1万元以上不满3万元”“10万元以上不满20万元”“150万元以上不满300万元”，贪污从情节有六项，受贿从情节有九项。

2. 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此处为等外等，不严格限于这九种情形。

九钟情形以外的具体判定标准：从事项重要性、⽤途特定性以及时间紧迫性等⽅⾯进⾏判断是否与特定款物实质性相当。

3.刑事追究包括定罪和处罚两⽅⾯，因此包括相对不起诉和定罪免刑。

4. 关于受贿罪，第⼀条的三万元可以针对不同⾏贿⼈累计。

最高院刑事审判参考案例701-800号指导案例争议焦点

最⾼院刑事审判参考案例701-800号指导案例争议焦点张帅岭律师，专做刑事业务，因为专业，所以卓越。

-183********[第701号]周元军故意杀⼈案——不明知⾃⼰已被公安机关实际控制⽽投案的，不认定为⾃⾸，但可酌情从轻处罚[第702号]张某等抢劫、盗窃案——接受公安⼈员盘问时，当场被搜出与犯罪有关的物品后，才交代犯罪事实的，不视为⾃动投案[第703号]蒋⽂正爆炸、敲诈勒索案——余罪⾃⾸中如何认定“不同种罪⾏”和“司法机关已掌握的罪⾏”[第704号]刘长华抢劫案——如何判断⾏为⼈是属于“形迹可疑”还是“犯罪嫌疑”[第705号]李吉林故意杀⼈案——如实供述杀⼈罪⾏后，⼜翻供称被害⼈先实施严重伤害⾏为的，能否认定为对主要犯罪事实的翻供[第706号]王奕发、刘演平敲诈勒索案——“协助司法机关抓捕其他犯罪嫌疑⼈”⽴功情节的具体认定[第707号]沈同贵受贿案——阻⽌他⼈犯罪活动，他⼈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为⼈的阻⽌⾏为仍构成⽴功[第708号]霍海龙等虚开⽤于抵扣税款发票案——劝说、陪同同案犯⾃⾸的，可认定为⽴功[第709号]吴江、李晓光挪⽤公款案——职务犯罪中⾃⾸及协助抓捕型重⼤⽴劝的认定[第710号]⽯敬伟偷税、贪污案——被羁押期间将他⼈串供字条交给监管⼈员，对进⼀步查证他⼈犯罪起了⼀定的协助作⽤，虽不认定为⽴功，但可酌情从轻处罚[第711号]胡国栋抢劫案——⾃⾸后主动交代获悉的同案犯的关押场所并予以指认的，构成⽴功[第712号]刘伟等抢劫案——带领公安⼈员抓捕同案犯，未指认同案犯及其住处的，不认定为⽴功[第713号]冯绍龙等强奸案——被告⼈亲属协助公安机关抓获其他犯罪嫌疑⼈的，不认定为⽴功[第714号]杨彦玲故意杀⼈案——如实供述⾃⼰所参与的对合型犯罪中对⽅的犯罪⾏为，不构成⽴功[第715号]王岳超等⽣产、销售有毒、有害⾷品案——⽣产、销售有毒、有害⾷品罪与相关罪名的辨析及办理⽣产、销售有毒、有害⾷品犯罪案件时对⾏为⼈主观“明知”的认定[第716号]杨永承合同诈骗案——以公司代理⼈的⾝份，通过骗取⽅式将收取的公司货款据为⼰有，是构成诈骗罪、职务侵占罪还是挪⽤资⾦罪[第717号]危甫才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如何认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第718号]张春亭故意杀⼈、盗窃案——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案发起因构成其他犯罪的，是否属于⾃⾸[第719号]周娟等⾮法获取公民个⼈信息案——⾮法获取⼤量公民个⼈信息的⾏为，如何定罪量刑[第720号]韩传记等抢劫案——提供同案犯的藏匿地点，但对抓捕同案犯未起到实质作⽤的，是否构成⽴功[第721号]王⽂勇、陈清运输毒品案——侦查⼈员出庭作证的范围和程序[第722号]王剑平等组织卖淫、耿劲松等协助组织卖淫案——如何认定组织卖淫罪的“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以及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情节严重”[第723号]杨勇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淫秽电⼦信息实际被点击数和注册会员数如何认定[第724号]朱永林受贿案——如何认定以“合作投资房产”名义收受贿赂[第725号]上海新客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王志强虚开增值税专⽤发票案——依法成⽴的⼀⼈公司能否成为单位犯罪主体[笫726号]周敏合同诈骗案——如何理解和把握⼀⼈公司单位犯罪主体的认定[第727号]刘溪、聂明湛、原维达⾮法经营案——以现货投资名义⾮法代理境外黄⾦合约买卖的⾏为，如何定性[第728号]吕锦城、黄⾼⽣故意杀⼈、拐卖⼉童案——拐卖⼉童过程中杀害被拐卖⼉童亲属的⾏为，如何定性[第729号]徐科故意杀⼈、强奸案——如何审查判断被告⼈的翻供和辩解及如何结合被告⼈的庭前认罪供述认定案件事实[第730号]陈惠忠等抢劫案——“吊模宰客”⾏为如何定性[第731号]周洪宝妨害公务案——以投掷点燃汽油瓶的⽅式阻碍城管队员依法执⾏职务的⾏为，如何定罪处罚[第732号]徐如涵⾮法进⾏节育⼿术案——如何认定⾮法进⾏节育⼿术罪中的“严重损害就诊⼈⾝体健康”[第733号]陈某贩卖、运输毒品案——律师在侦查阶段先后接受有利害关系的两名同案犯委托，在审判阶段⼜为其中⼀⼈辩护的，如何处理[第734号]王妙兴贪污、受贿、职务侵占案——对国有公司改制中利⽤职务便利隐匿并实际控制国有资产的⾏为，如何认定[第735号]李启红等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案——如何确定内幕信息价格敏感期、建议他⼈买卖与内幕信息有关的证券⾏为如何定性以及如何区分洗钱罪与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第736号]刘俊破坏⽣产经营案——⾮国有公司⼯作⼈员出于个⼈升职⽬的，以低于公司限价价格销售公司产品，造成公司重⼤损失的⾏为，如何定性[第737号]李飞故意杀⼈案——对民间⽭盾激化引发的故意杀⼈案件如何适⽤死缓限制减刑[第738号]晏朋荣故意杀⼈、抢劫案——关键证据存在疑点，⽆法排除合理怀疑的案件，应当宣告⽆罪[第739号]宋江平、平建卫抢劫、盗窃案——对共同犯罪中判处死刑缓期执⾏的被告⼈如何决定限制减刑⽅⽂军[第740号]陈万学抢劫、刘永等⼈盗窃案——共同盗窃犯罪中转化型抢劫罪的认定[第741⼸]谢新冲出售公民个⼈信息案——⼿机定位属于刑法保护的“公民个⼈信息”[第742号]古丽波斯坦·巴吐尔汗贩卖毒品案——司法机关查获部分毒品后，被告⼈主动交代了实际贩毒数量，并达到死刑数量标准的，如何量刑[第743号]夏志军制造毒品、⾮法持有枪⽀案——如何认定制造毒品犯罪的“幕后⽼板”[第744号]朱丽清⾛私国家禁⽌出⼝的物品案——⾛私年代久远且与⼈类活动⽆关的古脊椎动物化⽯的⾏为如何定性[第745号]杨伟故意伤害案——如何确定犯罪⾏为对应的法定最⾼刑及追诉期限[第746号]刘祖枝故意杀⼈案——提供农药由丈夫⾃⾏服下后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导致丈夫中毒⾝亡的，如何定罪处罚[第747号]汪某故意杀⼈、敲诈勒索案——如实供述的罪⾏与司法机关已经掌握的罪⾏在事实上密切关联的，不构成⾃⾸[第748号]⾃诉⼈桥本郁⼦诉被告⼈桥本浩重婚案——涉外重婚犯罪的管辖及域外证据在刑事审判中的审核采信[第749号]蔡苏卫等抢劫案——以借钱为名劫取财物使⽤后归还并付利息的⾏为如何定性[第750号]韩江维等抢劫、强奸案——指认被害⼈住址并多次参与蹲守，但此后未参与实施抢劫的，是否属于犯罪中⽌[第751号]孙伟勇盗窃案——伪造证明材料将借⽤的他⼈车辆质押，得款后⼜秘密窃回的⾏为，如何定性[第752号]周帮权等赌博案——在内地利⽤⾹港“六合彩”开奖信息进⾏竞猜赌博的⾏为，如何定性[第753号]魏光强等⾛私运输毒品案——提供线索并协助查获⼤量案外毒品，但⽆法查明毒品持有⼈的，是否构成⽴功[第754号]陆某受贿案——国家⼯作⼈员通过其情⼈职务上的⾏为收取贿赂，为他⼈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为，如何定性[第755号]刘某、姚某挪⽤公款案——如何认定职务犯罪案件中的⾃⾸及把握“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范围[第756号]肖时庆受贿、内幕交易寨——因获取让壳信息⽽指使他⼈购买让壳公司股票，后借壳公司改变的，是否影响内幕信息的认定[第757号]杜兰库、刘乃华内幕交易，刘乃华泄露内幕信息案——内幕信息、内幕信息的知情⼈员和⾮法获取⼈员的认定以及相关法律适⽤问题的把握[第758号]赵丽梅等内幕交易案——内幕信息知情⼈员的近亲属或者与其关系密切的⼈被动获悉内幕信息的，能否认定为“⾮法获取证券交易内幕信息的⼈员”[第759号]王召成等⾮法买卖、储存危险物质案——⾮法买卖、储存危险物质中“危险物质”的认定[第760号]谢忠德危险驾驶案——对危险驾驶罪状中的“道路”如何理解[第761号]张某故意杀⼈案——如何在近亲属之间的杀⼈犯罪案件中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和体现罪责刑相适应[第762号]苏光虎故意杀⼈案——对死刑案件如何把握“证据确实、充分”的定案标准[第763号]王维喜强奸案——关于瑕疵证据的采信与排除[第764号]刘飞抢劫案——驾驶机动车“碰瓷”⾏为如何定性[第765号]孙超等抢劫、盗窃、掩饰、隐瞒犯罪所得案——抗诉期限届满后，上⼀级⼈民检察院在⽀持抗诉时增加抗诉对象的，如何处理[第766号]邓玮铭盗窃案——以⾮法占有为⽬的，在⽹络上利⽤出现系统故障的第三⽅⽀付平台，故意输⼊错误信息，⽆偿获取游戏点数，如何定性[第767号]蒋泵源贩卖毒品案——明知他⼈从事贩卖毒品活动⽽代为保管甲基苯丙胺的⾏为如何定性[第768号]蔡轶等组织卖淫、协助组织卖淫案——如何区分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第769号]陈继明等传播淫秽物品牟利案——仅为提⾼浏览权限⽽担任淫秽⽹站版主的⾏为，如何定罪处罚[第770号]董志尧组织淫秽表演案——招募模特和摄影者，要求模特摆出淫秽姿势供摄影者拍摄的，如何定性[第771号]李成兴贪污案——社保⼯作⼈员骗取企业为⾮企业⼈员参保并私⾃收取养⽼保险费的⾏为，如何定性[第772号]王宇⾛私珍贵动物制品案——《刑法修正案（⼋）》实施后刑法第六⼗三条第⼆款的适⽤[第773号]程瑞洁等⾛私废物案——⾛私的废物中混有普通货耢的，如何定罪处罚[第774号]⼘毅冰虚报注册资本案——委托中介公司代办公司登记，约定由中介公司代为垫资，资⾦由中介公司实际控制，并于公司登记前取出的，如何定性[第775号]陈黎明故意伤害案——死刑缓期执⾏期间因有漏罪⽽被起诉，在漏罪审理期间⼜故意犯新罪，是否属于死刑缓期执⾏期间故意犯罪情形[第776号]徐凤抢劫案——公安机关确定犯罪嫌疑⼈并以其他名义通知其到案后，如实供述犯罪事实，但⼀审判决前翻供的，不认定为⾃⾸[第777号]王伟华抢劫案——已满⼗四周岁不满⼗六周岁的未成年⼈，能否成为转化型抢劫罪的犯罪主体[第778号]胡建明抢劫案——在被告⼈翻供的情况下，如何排除合理怀疑[第779号]郑福⽥、傅兵抢劫案——对共同犯罪案件，如何把握“证据确实、充分”的证明标准[第780号]尚娟盗窃案——明知他⼈报案⽽留在现场，抓捕时亦⽆拒捕⾏为，且如实供认犯罪事实的，是否构成⾃⾸[第781号]武亚军、关倩倩拐卖⼉童案——出卖亲⽣⼦⼥构成拐卖⼉童罪，具备特殊情况的，可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第782号]王平运输毒品案——拒不供认毒品来源，⼜不能证明系受⼈指使、雇佣运输毒品的，如何处理[第783号]童莉、蔡少英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协管员⾮法侵⼊道路交通违法信息管理系统，清除车辆违章信息，收取违章⼈员钱财的⾏为如何定性[第784号]孙⼩虎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案——如何认定和适⽤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中的“经济损失”和“违法所得”情节[第785号]李波盗伐林⽊案——以出售为⽬的，盗挖价值数额较⼤的⾏道树的⾏为，如何定性[第786号]刘某贪污案——适⽤减轻处罚情节能否减⾄免予刑事处罚[第787号]袁珏⾏贿案——配合检察机关调查似⼈受贿案件时，交代向他⼈⾏贿的事实，能否认定为被追诉前主动交代[第788号]刘本露交通肇事案——交通肇事后，⾏为⼈因受伤在医院治疗，公安机关向其询问案情时，拒不交代肇事经过，并虚构⾝份信息，后逃离医院的⾏为，是否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第789号]屠桂军等故意杀⼈案——对共同犯罪中“零⼝供”的被告⼈如何认定其犯罪事实[第790号]张甲、张⼄强奸案——共谋轮奸，⼀⼈得逞，未得逞的⼈是否构成强奸既遂？如何区分该类犯罪案件中的主、从犯地位[第791号]刘友祝拐卖妇⼥案——为⽆民事⾏为能⼒妇⼥“介绍对象”收取费⽤的⾏为，如何定性[第792号]苑建民、李佳等绑架、强奸案——⾏为⼈实施强奸⾏为完毕离开现场后，其他帮助犯起意并对同⼀被害⼈实施轮奸⾏为的，能否认定该⾏为⼈构成轮奸[第793号]张超抢劫案——⾏为⼈在赌博完毕离开后返回赌博现场抢⾛赌资的⾏为，如何定性[第794号]张兴等绑架案——绑架犯罪案件中，⾮因被告⼈的故意、过失⾏为导致被害⼈死亡的，能否认定为“致使被绑架⼈死亡”[第795号]陈某盗窃察——窃取公司提供充值服务的密保卡数据，并进⾏⾮法克值，使公司QQ密保卡对应的等值服务资费遭受掘失的，是否构成盗窃罪？如何确定该类⾏为的盗窃数额[第796号]汪李芳盗窃案——盗窃移动公司代理商经营的⼿机SIM卡，代理商在⾏为⼈盗窃既遂后从移动公司获取销售⼿机SIM卡的返利，返利是否应当在认定盗窃数额时予以扣除[第797号]⽥友兵敲诈勒索案——暂予监外执⾏期满后发现在暂予监外执⾏期间犯新罪的，不应当数罪并罚[第798号]李冉寻衅滋事案——法院变更公诉机关指控罪名的．在程序上如何处理？[第799号]吴秀龙等贩卖毒品案——对⾝患重病但因不符合暂予监外执⾏的罪犯，看守所或者监狱拒绝收监的，法院如何处理[第800号]凌万春、刘光普贩卖、制造毒品案——如何认定毒品共犯的地位、作⽤以及“制造”毒品⾏为。

刑事审判参考(贪污贿赂、渎职犯罪)

《刑事审判参考》分类索引：贪污贿赂、渎职犯罪《刑事审判参考》指导案例分类索引——刑法分则篇之一：贪污贿赂、渎职犯罪编者说明1.由于同一案例可能涉及贪污、受贿等数个罪名，因此同一案例可能在不同罪名归类中多次出现；2.指导案例连载的时间跨度长达16年，在此期间，由于刑法、刑诉法及司法解释的颁布、修订和变更，案例的指导意义已经发生很大变化，尤其是本文所涉及章节的犯罪，新增了很多相关罪名，变化更为明显，请各位同仁相加比较、区分，灵活运用指导案例；3.指导案例编号与所在期刊号的对应关系请查询附后目录；4.由于原刊物案例编号存在错误且进行了修正，导致【第1019号】和【第1020号】分别在总第99集和总第100集各出现了一次。

为加以区分，我将之标注为【第1019号】（总第99集）和【第1019号】（总第100集）；【第1020号】（总第99集）和【第1020号】（总第100集）。

贪污贿赂罪贪污罪【第三百八十二条】【第29号】陈贵杰等贪污案——银行临时工与外部人员勾结监守自盗应如何定罪?【第30号】苟兴良等贪污、受贿案——具有两种不同特定身份的人共同实施侵吞企业财产、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应如何定罪处罚?【第63号】肖元华贪污、挪用公款案——定额承包者占有或者支配本人上缴定额利润后营利部分是否构成贪污罪? 【第79号】李平贪污、挪用公款案——对贪污、挪用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财产损失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83号】陆建中被控贪污案——律师事务所主任将名为国有实为个体的律师事务所的财产据为己有不构成贪污罪【第124号】徐华、罗永德贪污案——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隐瞒资产真实情况造成巨额国有资产流失的行为如何处理?【第125号】刘忠伟私分国有资产案——集体私分国有资产行为与共同贪污行为如何区分?【第136号】宾四春、郭利、戴自立贪污案——如何认定村民委员会等村基层组织成员为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第195号】左佳等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案——单位领导研究决定收受回扣款、并为少数领导私分行为的定性？【第216号】于继红贪污案——不动产能否成为贪污罪的犯罪对象?【第236号】彭国军贪污、挪用公款案——如何认定以挪用公款手段实施的贪污犯罪?【第275号】胡启能贪污案——截留并非法占有本单位利润款的贪污行为与收受回扣的贪污行为的区分?【第292号】胡滋玮贪污案——贪污罪中非法占有目的的推定？【第311号】江仲生等贪污案——贪污罪犯罪对象的理解与认定?【第312号】尚荣多等贪污案——学校违规收取的“点招费”能否视为公共财产?【第313号】杨代芳贪污、受贿案——私分国有资产与共同贪污的区分?【第334号】阎怀民、钱玉芳贪污、受贿案——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单位的名义向有关单位索要“赞助款”并占为己有的行为是索贿还是贪污【第355号】朱洪岩贪污案——租赁国有企业的人员盗卖国有资产的行为如何处理【第377号】李祖清等被控贪污案——国家机关内部科室集体私分违法收入的行为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第383号】郭如鳌、张俊琴、赵茹贪污、挪用公款案——证券营业部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私分单位违规自营炒股盈利款的行为如何定性【第422号】王铮贪污、挪用公款案——已办理退休手续依然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仍构成挪用公款罪主体【第446号】顾荣忠挪用公款、贪污案——由国有公司负责人口头提名、非国有公司聘任的管理人员能否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第454号】陈焕林等挪用资金、贪污案——无法区分村民委员会人员利用职务之便挪用款项性质的如何定罪处罚【第462号】高建华等贪污案——使用公款购买房屋构成贪污的，犯罪对象是公款还是房屋【第594号】廖常伦贪污、受贿案——村民小组长在特定情形下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第642号】钱银元贪污、职务侵占案——如何理解村基层组织人员协助人民政府从事“国有土地的经营和管理”【第692号】黄明惠贪污案——利用受国家税务机关委托行使代收税款的便利侵吞税款的行为，如何定罪处罚【第695号】王志勤贪污、受贿案——余罪自首的证据要求与证据审查【第710号】石敬伟偷税、贪污案——被羁押期间将他人串供字条交给监管人员，对进一步查证他人犯罪起了一定的协助作用，虽不认定为立功，但可酌情从轻处罚【第734号】王妙兴贪污、受贿、职务侵占案——对国有公司改制中利用职务便利隐匿并实际控制国有资产的行为，如何认定【第771号】李成兴贪污案——社保工作人员骗取企业为非企业人员参保并私自收取养老保险费的行为，如何定性【第786号】刘某贪污案——适用减轻处罚情节能否减至免予刑事处罚【第805号】姚太文贪污、受贿案——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虽然在事后收取对方财物，但难以证实借款当时具有谋取个人利益目的的，如何定罪处罚【第871号】黄友强贪污案——在不同证据所证内容存在矛盾的情况下，如何判断案件全案证据是否确实、充分【第1016号】李培光贪污、挪用公款案——如何审查认定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受贿罪【第三百八十五条】（编者注：考虑到关联性，其中包含3篇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件【第一百六十三条】）【第14号】翟鲁光受贿案——银行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的行为如何定罪？【第15号】刘群祥被控受贿案——索要正当合伙承包经营的分成不构成受贿罪？【第30号】苟兴良等贪污、受贿案——具有两种不同特定身份的人共同实施侵吞企业财产、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应如何定罪处罚?【第32号】余永恒受贿案——被告人被采取强制措施后交代司法机关尚未掌握的同种犯罪应如何掌握具体处刑? 【第38号】张德元受贿案——对受贿犯罪分子应如何适用刑罚?【第64号】陈晓受贿案——事后收受财物能否构成受贿罪? 【第113号】王海峰受贿、伪造证据案——受国有公司委派担任非国有公司诉讼代理人过程中收受他人财物能否构成受贿罪?【第195号】左佳等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案——单位领导研究决定收受回扣款、并为少数领导私分行为的定性？【第218号】姜杰受贿案——逢年过节收受下级单位“慰问金”的行为如何定性?【第257号】蒙某受贿案——税务机关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索取他人“赞助费”不征应征税款的行为如何定性？【第320号】杨志华企业人员受贿案——筹建中的企业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索取财物的能否以企业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第334号】阎怀民、钱玉芳贪污、受贿案——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单位的名义向有关单位索要“赞助款”并占为己有的行为是索贿还是贪污【第335号】曹军受贿案——对于依照公司法规定产生的公司负责人能否认定为受国有单位委派从事公务的人员【第340号】李葳受贿案——利用与其他单位共同开发房地产的职务便利要求合作单位为其亲属提供低价住房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第384号】胡发群受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案——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索要高额投资回报的行为是否构成受贿罪【第385号】鞠胤文挪用公款、受贿案——因挪用公款索取、收受贿赂或者行贿构成犯罪的，是择一重处还是两罪并罚【第399号】钱政德受贿案——在国家机关设立的非常设性工作机构中从事公务的非正式在编人员是否属于国家工作人员【第407号】方俊受贿案——国家工作人员以“劳务报酬”为名收受请托人财物的应认定为受贿【第470号】马平、沈建萍受贿案——以房产交易形式收受贿赂的犯罪敷领认定问题【第562号】梁晓琦受贿案——收受无具体金额的会员卡、未出资而委托他人购买股票获利是否认定为受贿【第584号】周小华受贿案——特定关系人在受贿案件中的认定问题【第585号】蒋勇、唐薇受贿案——如何认定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的共同受贿行为【第594号】廖常伦贪污、受贿案——村民小组长在特定情形下属于“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第595号】张留群受贿案——村民组组长依法从事公务的认定【第607号】汪光斌受贿案——没有利用查禁犯罪职责获取的线索可以构成立功【第608号】李万、唐自成受贿案——国有媒体的记者能否构成受贿罪的主体【第652号】黄德林滥用职权、受贿案——滥用职权同时又受贿是否实行数罪并罚【第693号】黄长斌受贿案——国有企业改制期间，国家工作人员与企业解除劳动关系后，还能否被认定为国家工作人员，从而构成受贿罪【第695号】王志勤贪污、受贿案——余罪自首的证据要求与证据审查【第707号】沈同贵受贿案——阻止他人犯罪活动，他人因未达刑事责任年龄而未被追究刑事责任的，行为人的阻止行为仍构成立功【第724号】朱永林受贿案——如何认定以“合作投资房产”名义收受贿赂【第734号】王妙兴贪污、受贿、职务侵占案——对国有公司改制中利用职务便利隐匿并实际控制国有资产的行为，如何认定【第754号】陆某受贿案——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其情人职务上的行为收取贿赂，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如何定性【第805号】姚太文贪污、受贿案——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虽然在事后收取对方财物，但难以证实借款当时具有谋取个人利益目的的，如何定罪处罚【第806号】吕辉受贿案——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网管员为医药销售代表“拉单”收受财物的行为，如何定性【第823号】渚明剑受贿案——法院如何审查受贿案件辩方提出的非法证据排除申请【第855号】杨孝理受贿、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分别在国有独资公司委派到国有参股公司、国有参股公司改制为非国家出资企业任职期间收受贿赂的行为如何定性【第884号】周龙苗等受贿案——非特定关系人凭借国家工作人员的关系“挂名”取酬并将财物分与国家工作人员的是否构成共同受贿【第885号】雷政富受贿案——以不雅视频相要挟，使他人陷入心理恐惧，向他人提出借款要求且还款期满后有能力归还而不归还的，是否属于敲诈勒索以及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授意他人向第三人出借款项，还款义务最终被免除的，是否属于受贿【第937号】陈凯旋受贿案——省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委派到市、县、乡、镇农村信用合作社联合社、农村信用合作联合社的人员是否属于“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的范围【第959号】宋涛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如何认定国有控股企业中一般中层管理干部的国家工作人员身份【第960号】高世银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案——村民委员会主任在村自行修建道路中收受他人贿赂的，如何定一性【第974号】章国钧受贿案——如何认定国家出资企业中的国家工作人员【第975号】胡伟富受贿案——如何区分国家工作人员以优惠价格购买商品房与以交易形式收受贿赂【第1017号】周标受贿案——案发前主动退还贿赂款的行为如何处理以及上一级人民法院同意在法定刑以下判处刑罚的应当制作何种文书【第1018号】卫建峰受贿案——如何认定公司改制后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第1019号】（总第99集）凌吉敏受贿案——以明显高于市场的价格向请托人出租房屋，所收取的租金与市场价格的差额是否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第1020号】（总第99集）刘凯受贿案——因受贿案发后又主动交代用受贿款向他人行贿事实，使其他贿赂案件得以侦破的，是否构成立功【第1040号】尹某受贿案——如何审查被告人在侦查阶段不同期间所作供述的合法性挪用公款罪【第三百八十四条】【第13号】苏豫鲁挪用公款案——二审宣告无罪的案件如何适用法律？【第31号】韩义昌徇私舞弊、挪用公款案——滥用职权释放犯罪嫌疑人并将公款出借搞“资产解冻”活动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应如何定罪?【第55号】陈超龙挪用公款案——以假贷款合同掩盖挪用公款的行为如何定罪?【第63号】肖元华贪污、挪用公款案——定额承包者占有或者支配本人上缴定额利润后营利部分是否构成贪污罪? 【第75号】王正言挪用公款案——以使用变价款为目的挪用公物的行为是否构成挪用公款罪【第79号】李平贪污、挪用公款案——对贪污、挪用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财产损失能否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第194号】梁某挪用公款、张某挪用公款、盗窃案——如何通过客现行为判断行为人主观上的非法占有目的？【第195号】左佳等受贿、贪污、挪用公款案——单位领导研究决定收受回扣款、并为少数领导私分行为的定性？【第217号】万国英受贿、挪用公款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借用下级单位公款进行营利活动、能否构成挪用公款罪?【第236号】彭国军贪污、挪用公款案——如何认定以挪用公款手段实施的贪污犯罪?【第326号】歹进学挪用公款案——工商营业执照上标明的企业性质与企业的实际性质不一致时如何确定企业性质【第333号】丁钦宇挪用资金案——材民委员会成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个人借用村集体资金或者将村集体资金借给他人使用的，能否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责任【第356号】冯安华、张高祥挪用公款案——多次挪用公款的如何计算犯罪数额【第383号】郭如鳌、张俊琴、赵茹贪污、挪用公款案——证券营业部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私分单位违规自营炒股盈利款的行为如何定性【第385号】鞠胤文挪用公款、受贿案——因挪用公款索取、收受贿赂或者行贿构成犯罪的，是择一重处还是两罪并罚【第406号】刘某挪用公款案——国有公司长期聘用的管理人员是国有公司中从事公务的人员还是受国有公司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人员【第422号】王铮贪污、挪用公款案——已办理退休手续依然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仍构成挪用公款罪主体【第446号】顾荣忠挪用公款、贪污案——由国有公司负责人口头提名、非国有公司聘任的管理人员能否以国家工作人员论【第502号】张威同挪用公款案——个人决定以单位名义将公款借给其他单位使用，没有谋取个人利益的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第510号】马平华挪用公款案——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原国企中国家工作人员的主体身份如何认定【第574号】杨培珍挪用公款案——利用职务便利将关系单位未到期的银行承兑汇票背书转让用于清偿本单位的债务，同时将本单位等额的银行转账支票出票给关系单位的行为，不构成挪用公款罪【第709号】吴江、李晓光挪用公款案——职务犯罪中自首及协助抓捕型重大立功的认定【第755号】刘某、姚某挪用公款案——如何认定职务犯罪案件中的自首及把握“办案机关掌握的线索”范围【第1016号】李培光贪污、挪用公款案——如何审查认定国家出资企业中国家工作人员的身份行贿罪【第三百八十九条】【第385号】鞠胤文挪用公款、受贿案——因挪用公款索取、收受贿赂或者行贿构成犯罪的，是择一重处还是两罪并罚【第787号】袁珏行贿案——配合检察机关调查他人受贿案件时，交代向他人行贿的事实，能否认定为被追诉前主动交代【第1020号】刘凯受贿案——因受贿案发后又主动交代用受贿款向他人行贿事实，使其他贿赂案件得以侦破的，是否构成立功私分国有资产罪【第三百九十六条】【第125号】刘忠伟私分国有资产案——集体私分国有资产行为与共同贪污行为如何区分?【第293号】张金康、夏琴私分国有资产案——如何区分变相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犯罪与违反财经纪律超标准、超范围发放奖金、福利等行为的界限？【第313号】杨代芳贪污、受贿案——私分国有资产与共同贪污的区分?【第377号】李祖清等被控贪污案——国家机关内部科室集体私分违法收入的行为构成私分国有资产罪【第939号】徐国桢等私分国有资产案——在仅能由单位构成犯罪的情形下，能否认定非适格主体与单位构成共犯渎职罪编者注：2002年3月15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颁布《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确定罪名的补充规定》，将刑法第三百九十七条的罪名修改为为“滥用职权罪”和“玩忽职守罪”，取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徇私舞弊罪”罪名，第164号之前的相关指导案例均为变更罪名前的案例，请谨慎参考滥用职权罪【第三百九十七条】【第31号】韩义昌徇私舞弊、挪用公款案——滥用职权释放犯罪嫌疑人并将公款出借搞“资产解冻”活动造成重大损失的行为应如何定罪?【第196号】陆飞荣玩忽职守案——新刑法生效之前实施的滥用职权行为的法律适用？【第327号】包智安受贿、滥用职权案——滥用职权行为与损失后果之间没有必然因果关系的是否构成滥用职权罪【第563号】张群生滥用职权案——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以单位名义擅自出借公款给其他单位使用造成巨大损失的行为如何定罪【第652号】黄德林滥用职权、受贿案——滥用职权同时又受贿是否实行数罪并罚玩忽职守罪【第三百九十七条】【第14号】翟鲁光受贿案——银行工作人员玩忽职守的行为如何定罪？【第16号】王文强玩忽职守案——行政机关的行政罚没款能否认定为玩忽职守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第46号】林世元等受贿、玩忽职守案——玩忽职守罪适用法律时效应如何理解?【第196号】陆飞荣玩忽职守案——新刑法生效之前实施的滥用职权行为的法律适用？【第294号】龚晓玩忽职守案——渎职犯罪的因果关系判断？其他渎职犯罪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第三百九十八条】【第210号】于萍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辩护律师将在法院复制的案件证据材料让被告人亲属查阅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第258号】李宝安、昝旺木、李兴案故意泄露国家秘密案——利用中考命题工作的便利将考前辅导内容作为中考试题的行为是否构成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徇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第四百零二条】【第209号】丁锡方彻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案——认定询私舞弊不移交刑事案件罪是否应以未移交的犯罪嫌疑人已被生效判决确定有罪为前提?徇私舞弊不征、少征税款罪【第四百零四条】【第809号】杜战军徇私舞弊不征税款、受贿案——徇私舞弊不征税款罪的认定及损失数额的计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第四百零六条】【第270号】高原、梁汉钊信用证诈骗，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案——如何理解签订、履行合同失职被骗罪的客观要件?违法发放林木采代许可证罪【第四百零七条】【第694号】李明违法发放林木采伐许可证案——如何判断核发林木采伐许可证的行为与森林遭受严重破坏的后果之间的因果关系放行偷越国（边）境人员罪【第四百一十五条】【第100号】张东升放行偷越国（边）境人员案——边防检查人伪造入境记录的行为如何定性?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第四百一十七条】【第129号】杨有才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案——参与案件侦查工作的公安机关借用人员是否属于司法工作人员? 【第186号】李刚等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案——执行法官能否成为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罪的主体?【第357号】潘楠博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受贿案——帮助逃避行政处罚的行为能滞构成帮助犯罪分子逃避处罚。

【司考】考点受贿罪(星考点)(1)

基本概念1.受贿罪：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2.单位受贿罪：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索取、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情节严重，或者在经济往来中，在帐外暗中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手续费的行为。

3.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通过该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或者利用该国家工作人员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数额较大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行为。

4.行贿罪：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含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或者违反国家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各种名义的回扣费、手续费）的行为。

5.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是指为谋取不正当利益，向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或者向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行贿的行为。

6.介绍贿赂罪：指向国家工作人员介绍贿赂，情节严重的行为。

介绍贿赂罪在主观方面属于故意，即明知是在为受贿人或者行贿人牵线效劳，促成贿赂交易。

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行贿人和受贿人之间进行联系、沟通关系、引荐、撮合，促使行贿与受贿得以实现的行为。

构成介绍贿赂罪还必须具备情节严重的条件。

重点考点详解一、受贿罪（一）不法与责任要素1.主体必须是国家工作人员，但不包括受委托管理国有财产的人员。

（1）包括村委会等基层组织人员协助政府从事行政管理工作。

（2）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并与请托人事先约定，在其离退休后收受请托人财物，构成犯罪的，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3）一般公民与国家工作人员相勾结，伙同受贿的，以受贿罪的共犯论处。

（4）特定工作人员成立受贿罪①医疗机构中的国家工作人员中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采购活动中索取财物的。

如何认定受贿罪受贿罪

如何认定受贿罪受贿罪什么是受贿罪一、什么是受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的，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二、受贿罪构成要件(一)客体要件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复杂客体。

主要客体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事业单位、人民团体的正常管理活动；次要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

本罪的犯罪对象是财物。

但不应狭隘地理解为现金、具体物品，而应看其是否含有财产或其他利益成分。

这种利益既可以当即实现，也可以在将来实现。

因此，作为受贿罪犯罪对象的财物，须是具有物质性利益的，并以客观形态存在的一切财物。

包括：货币、有价证券、商品等，另外，对受贿人而言，其所追逐的利益的着眼点，既可以是该财物的价值，也可以是该财物的使用价值。

所以，受贿罪中的贿赂：财物，从一定意义上说，属于商品范畴。

(二)客观要件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具有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向他人索取财物，或者收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利用职务之便是受贿罪客观方面的一个重要构成要件，利用职务之便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1)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职权是指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依法作出一定行为的资格，是权力的特殊表现形式。

具体是指利用本人职务范围内的权力，也即利用本人在职务上直接处理某项事务的权利。

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而收受他人财物，是典型的受贿行为。

在司法实践中，大量受贿罪是利用职权的便利条件构成的。

例如，负责掌管物资调拨、分配、销售、采购的人，利用其调拨权、分配权、销售采购权，满足行贿人的愿望，而收受财物。

(2)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条件。

利用与职务有关的便利，即不是直接利用职权，而是利用本人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而本人从中向请托人索取或存非法收受财物的行为。

实践中，利用第三者职务上的便利，主要有以下三种情况：一是亲属关系，二是私人关系，三是职务关系。

2017年新刑法司法解释全文：贪污贿赂罪

第⼋章　贪污贿赂罪第三百⼋⼗⼆条　【贪污罪】国家⼯作⼈员利⽤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段⾮法占有公共财物的，是贪污罪。

受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民团体委托管理、经营国有财产的⼈员，利⽤职务上的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段⾮法占有国有财物的，以贪污论。

与前两款所列⼈员勾结，伙同贪污的，以共犯论处。

第三百⼋⼗三条　【对犯贪污罪的处罚规定】对犯贪污罪的，根据情节轻重，分别依照下列规定处罚： (⼀)贪污数额较⼤或者有其他较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

(⼆)贪污数额巨⼤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或者没收财产。

(三)贪污数额特别巨⼤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期徒刑，并处罚⾦或者没收财产；数额特别巨⼤，并使国家和⼈民利益遭受特别重⼤损失的，处⽆期徒刑或者死刑，并处没收财产。

对多次贪污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贪污数额处罚。

犯第⼀款罪，在提起公诉前如实供述⾃⼰罪⾏、真诚悔罪、积极退赃，避免、减少损害结果的发⽣，有第⼀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有第⼆项、第三项规定情形的，可以从轻处罚。

犯第⼀款罪，有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判处死刑缓期执⾏的，⼈民法院根据犯罪情节等情况可以同时决定在其死刑缓期执⾏⼆年期满依法减为⽆期徒刑后，终⾝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第三百⼋⼗四条　【挪⽤公款罪】国家⼯作⼈员利⽤职务上的便利，挪⽤公款归个⼈使⽤，进⾏⾮法活动的，或者挪⽤公款数额较⼤、进⾏营利活动的，或者挪⽤公款数额较⼤、超过三个⽉未还的，是挪⽤公款罪，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挪⽤公款数额巨⼤不退还的，处⼗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期徒刑。

挪⽤⽤于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款物归个⼈使⽤的，从重处罚。

第三百⼋⼗五条　【受贿罪】国家⼯作⼈员利⽤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财物的，或者⾮法收受他⼈财物，为他⼈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徇私舞弊的法律规定(3篇)

第1篇一、引言徇私舞弊是指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损害国家、集体利益的行为。

我国法律对徇私舞弊行为进行了明确的规定，旨在维护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的正常秩序，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本文将从徇私舞弊的法律规定、表现形式、法律责任等方面进行阐述。

二、法律依据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是受贿罪。

”第三百八十六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在经济往来中，违反国家规定，收受各种名义的回扣、手续费，归个人所有的，以受贿论处。

”2.《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第五十三条规定：“公务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利用职务上的便利谋取不正当利益；（二）索取、收受贿赂或者变相受贿；（三）违反规定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谋取不正当利益；（四）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损失；（五）泄露国家秘密或者工作秘密；（六）其他违反公务员廉洁从政规定的行为。

”3.《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监察法》第二十条规定：“监察机关对下列行为进行监察：（一）贪污、贿赂、挪用公款、侵占公共财物；（二）违反规定插手市场经济活动，谋取不正当利益；（三）滥用职权、玩忽职守，造成损失；（四）违反规定干预司法、仲裁、诉讼活动；（五）其他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

”三、徇私舞弊的表现形式1.受贿罪受贿罪是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受贿罪的表现形式主要包括：（1）直接受贿：国家工作人员直接向他人索要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2）间接受贿：国家工作人员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或者他人，向他人索要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

（3）变相受贿：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本人或者他人从中收受财物。

两高发布贿赂犯罪律适用问题的司法解释

两高发布贿赂犯罪律适用问题的司法解释2016年4月反腐败201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司法解释（“司法解释”）对中国刑法在贿赂腐败犯罪中的适用原则进行了规定。

该司法解释为理解2015年生效的《刑法修正案（九）》提供了额外的指引。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该司法解释：（1）扩展了贿赂财物的范围以涵盖无形的财产性利益；（2）规定了在为他人提供利益之事后收受财物依旧被认定为贿赂；（3）重新明确并提高了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且对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与非国家工作人员贿赂犯罪适用不同的定罪量刑标准；与（4）明确了自首及获取从轻减轻免除处罚的具体要求。

背景这份标题为《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由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并自发布日起生效。

科文顿为该司法解释提供了英文翻译，并整理了该司法解释中所涉及的重点刑法条文。

将贿赂的外延扩展至无形的财产性利益中国刑法规定，给予国家工作人员或商业交易对手“财物”以换取不正当利益属犯罪行为。

1该司法解释规定，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

2“财产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为货币的物质利益如房屋装修、债务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货币的其他利益如会员服务、旅游等”。

3在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与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一个司法解释里，“财产性利益”被首次提出，并做出具体的定义，但其适用范围仅限于商业贿赂犯罪。

4而最新的司法解释则正式将该概念的1刑法第389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财物的，是行贿罪”。

刑法第164条：“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给予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以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2司法解释第12条：“贿赂犯罪中的‘财物’，包括货币、物品和财产性利益”。

3同上。

4见《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第7条：“商业贿赂中的财物，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费用等”。

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6)

两高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6）《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已于2016年3月2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80次会议、2016年3月25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50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2016年4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16年3月2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680次会议、2016年3月25日由最高人民检察院第十二届检察委员会第50次会议通过，自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为依法惩治贪污贿赂犯罪活动，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现就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如下：第一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三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较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

贪污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一）贪污救灾、抢险、防汛、优抚、扶贫、移民、救济、防疫、社会捐助等特定款物的；（二）曾因贪污、受贿、挪用公款受过党纪、行政处分的；（三）曾因故意犯罪受过刑事追究的；（四）赃款赃物用于非法活动的；（五）拒不交待赃款赃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缴工作，致使无法追缴的；（六）造成恶劣影响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

受贿数额在一万元以上不满三万元，具有前款第二项至第六项规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其他较重情节”，依法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一）多次索贿的；（二）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致使公共财产、国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损失的；（三）为他人谋取职务提拔、调整的。

第二条贪污或者受贿数额在二十万元以上不满三百万元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规定的“数额巨大”，依法判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刑法修正案(七)》对斡旋受贿犯罪认定的影响

《刑法修正案（七）》对斡旋受贿犯罪认定的影响1997修订的刑法第388条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请托人财物或者收受请托人财物的，以受贿论处。

”此条在刑法理论界一般称为“斡旋受贿”或者“间接受贿”。

我国斡旋受贿犯罪的立法，最早来源于两高关于执行《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若干问题的解答,1997年修订刑法时，对解答内容予以吸收，并在修订后刑法第388条专门规定了斡旋受贿犯罪，将“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与“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相联系，作为国家工作人员构成斡旋受贿犯罪的要件。

但是，没有独立设立斡旋受贿罪，而是规定以受贿罪论处。

从1997年修订刑法以来，无论在法学界还是在司法界，对于如何理解“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非国家工作人员是否能够单独构成斡旋受贿犯罪等问题，存在较大分歧。

1 《刑法修正案（七）》的颁布对斡旋受贿犯罪的积极影响《刑法修正案(七)》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或者其他与该国家工作人员关系密切的人，以及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其近亲属以及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纳入斡旋受贿的主体范围。

修正案进一步充实了斡旋受贿的规定，且非常明确的扩大了传统斡旋受贿犯罪的主体，非国家工作人员单独构成斡旋受贿犯罪已成为现实。

《刑法修正案(七)》在贿赂犯罪立法方面的一个重大修改，明确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和其他与其关系密切的人在非共同犯罪的情况下可以单独构成受贿犯罪，由此也使理论上长期争论的关于利害关系人受贿该不该入罪的问题暂告一段落。

2 《刑法修正案(七)》第十三条的不足经过《刑法修正案(七)》的修正，现行刑法中关于受贿犯罪的罪名空前膨胀，将关系人纳入到受贿罪体系中虽然解决了实践中普遍存在的领导干部身边的关系人参与受贿活动的处罚依据，但是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2.1“关系密切人”如何界定《刑法修正案(七)》将“关系密切的人”这样具有巨大解释余地和空间的术语写入刑法中，容易导致犯罪圈的弹性过大，且司法实践中很难把握，同时造成斡旋受贿犯罪主体认定的尴尬。

受贿罪量刑标准

受贿罪量刑标准
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以及其他
特定人员利用职权或者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非法
收受他人财物，索取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受贿罪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严重损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破坏社会公平正义，危害社会稳定。

因此，对受贿罪的定罪和量刑
标准也是非常严格的。

根据我国《刑法》的规定，受贿罪的量刑标准主要包括了两个
方面，一是受贿数额的多少，二是受贿者的情节和情况。

对于受贿
数额的多少，一般来说，数额较大的受贿行为将会受到更严厉的惩罚。

而受贿者的情节和情况则包括了是否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是
否退赃，是否具有立功表现等等。

这些都将会对受贿者的定罪和量
刑产生重要影响。

在具体的刑罚量刑上，我国《刑法》规定了受贿罪的刑罚幅度。

一般来说，受贿数额较大的，将会被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情
节特别严重的，将会被判处无期徒刑，甚至死刑。

而对于退赃、主
动交代罪行、立功表现良好的受贿者，法律也会给予一定的从宽处理。

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受贿罪的定罪和量刑，法官需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充分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也要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

因此，对于受贿罪的定罪和量刑标准，需要在法律的框架下，结合具体案件，依法公正地进行裁判。

总的来说，受贿罪是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行为，对于受贿罪的定罪和量刑标准也是非常严格的。

在司法实践中，需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依法公正地进行裁判。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障人民的合法权益。

收贿赂量刑标准

收贿赂量刑标准在我国的刑法中，对于受贿行为的定罪量刑标准是非常严格和明确的。

受贿行为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或职务上的影响，为他人谋取利益，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

受贿行为的严重程度不仅损害了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也败坏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形象，严重影响了社会的公平和正义。

因此，我国对受贿行为的定罪量刑标准是非常严格的。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受贿行为的定罪量刑标准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受贿数额、受贿情节、受贿方式、受贿影响等。

首先，受贿数额是判定受贿行为严重程度的重要指标之一。

一般来说，受贿数额越大，其社会危害性就越大，判刑标准也就越高。

其次，受贿情节也是影响定罪量刑标准的重要因素之一。

如果受贿行为情节严重，比如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牟取不正当利益，那么判刑标准会相对较高。

另外，受贿方式也是判定受贿行为的重要依据之一。

无论是直接受贿还是变相受贿，只要构成受贿行为，都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最后，受贿行为对社会造成的影响也是判定定罪量刑标准的重要参考因素之一。

如果受贿行为给国家、社会造成了严重损失，判刑标准也会相对较高。

在我国刑法中，对于受贿行为的定罪量刑标准是非常明确和严格的。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会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受贿数额、受贿情节、受贿方式、受贿影响等因素，对受贿行为进行定罪量刑。

在判决受贿案件时，法官会依法依规，公正、公平地对受贿行为进行定罪量刑，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总之，受贿行为是严重违反国家法律的行为，对于受贿行为的定罪量刑标准是非常严格和明确的。

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会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对受贿行为进行定罪量刑，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

希望每位国家工作人员都能自觉遵守法律法规，做一个廉洁奉公的好公民。

受贿罪共犯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案例分析及界限认定

受贿罪共犯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案例分析及界限认定利用影响力受贿罪是为加大反腐力度而在刑法修正案（七）中新增的一个罪名。

该罪名的出台本来就是为弥补原有受贿罪规范的主体只限于国家工作人员这一缺点，且实质上也能够达到这一效果，但是任何一个新条文的出现都应与刑法整体，尤其是原有的特别规定相适应。

由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中关系人为请托人谋取利益目的的实现必须依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因此通常会涉及到国家工作人员，可能构成受贿罪的共犯。

且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和受贿罪侵犯的法益相似，客观行为方面也有重合，因此两罪易发生混淆，有必要加以厘清。

案情概述任某系某县公安局副局长赵某的妻子，某日晚上赵某出差未归，一位老者来到赵某家，想谋求赵某释放他因聚众斗殴被抓的儿子。

老者说明来意，并留下现金两万元，请任某转告其丈夫赵某，任某将钱收下，等赵某回来后，将此事告诉了赵某，赵某欣然将钱收下，不久便释放了老者的儿子。

分歧意见本案中，对于任某行为的定性，存在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定任某的行为成立受贿罪共犯；第二种意见认定任某的行为成立利用影响力受贿罪。

评析意见：笔者认为，本案中任某行为的定性应当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正确认识受贿罪共犯和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具体内容是正确定性任某行为的关键。

意见一：根据《刑法》第25条的规定：成立共同犯罪，行为人应当具有共同的犯罪故意和共同的犯罪行为。

基于此，国家工作人员与特定关系人构成受贿罪共同犯罪需要同时满足共同的受贿故意和共同的受贿犯罪行为两个条件。

200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全国法院审理经济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以下称《纪要》）和2007年7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受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以下称《意见》）分别对受贿罪共同犯罪进行了明确的规定。

其中，《纪要》规定：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应当以受贿罪的共犯追究刑事责任。

国家工作人员的近亲属向国家工作人员代为转达请托事项，收受请托人财物并告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或者国家工作人员明知其近亲属收受了他人财物，仍按照近亲属的要求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对该国家工作人员应认定为受贿罪，其近亲属以受贿罪共犯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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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告人陆某，女，1970年10月18日出生，捕前系某市某区信访局局长，之前历任该区新城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因涉嫌犯受贿罪于2010年12月25日被逮捕。

某市某区人民检察院以被告人陆某犯受贿罪向某区人民法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陆某对公诉机关指控其受贿人民币（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86万元不持异议，但辩称其与刘某（男）有特殊关系，在中共某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对其调查时即主动交代了受贿事实，并在归案后检举张某和陈某之间有不正当的经济往来。

陆某的辩护人提出：（1）陆某构成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而非受贿罪；（2）陆某有自首情节；（3）陆某具有自愿认罪、退赔赃款、初犯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

某区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查明：2009年年底至2010年5月期间，被告人陆某利用其担任某市某区新城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及某市某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这一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刘某担任某市某区人民政府副区长、中共某区新城工委书记并全面负责某区新城建设的职务上的行为，使不具备投标资格的某区森林地面工程有限公司，通过挂靠有资质的企业参与某区新城4个建设工程的投标并中标，为该公司谋取不正当利益，先后4次收受该公司法定代表人薛某所送的现金合计70万元。

2009年年底至2010年5月期间，陆某又利用自己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刘某职务上的行为，使某市建设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违规承接了某区新城建设项目编标业务，为该公司谋取不正当利益，先后两次收受该公司董事长陈某所送的现金合计15万元。

2010年春节前，陆某以同样的手段，使不具备投标资格的某市市政工程有限公司，通过挂靠有资质的企业参与某区道路及排水工程的投标并中标，为该公司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该公司董事长薛某所送的现金1万元。

2011年1月10日，证人陈某在接受调查时交代向陆某行贿的事实，陆某在同月10日、11日分别接受某市人民检察院和某市某区人民检察院调查时均否认有收受他人贿赂的行为，某市某区人民检察院于同月12日将陆某抓获归案。

案发后，陆某退出赃款86万元。

某区人民法院审理认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是指行为人对被其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在职务上没有制约关系，但是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产生的影响。

本案被告人陆某先后担任某区城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与时任某区人民政府副区长、某区新城工委书记的刘某在职务上没有制约关系，但有工作联系，且陆某的职权和地位对刘某职务上的行为能够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陆某通过刘某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并收受请托人财物的，应以受贿论处。

陆某及其辩护人提出的相关辩护意见不能成立。

陆某利用其担任某区新城管委会办公室主任、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的便利条件，通过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请托人的财物合计86万元，其行为构成受贿罪，依法应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公诉机关的指控成立。

陆某及其辩护人分别提出的自首、立功情节的意见，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

陆某归案后退出全部赃款，当庭自愿认罪，有悔罪表现，可酌情从轻处罚，辩护人提出的酌情从轻处罚的意见可予采纳。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八十六条，第三百八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款，第九十三条第一款，第五十九条，第六十四条之规定，以受贿罪判处陆某有期徒刑十年六个月，并处没收财产十万元；暂扣于某区人民检察院的赃款86万元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一审宣判后，被告人陆某提出上诉，某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公开审理，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主要问题1．如何理解“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即下级通过其上级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是否属于斡旋受贿行为？2．被告人既是国家工作人员，又与其所利用的其他国家人员之间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其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如何定性？三、裁判理由（一）行为人通过上级的职务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索取或收受财物，属于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受贿如何理解行为人“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理论界和实践中主要有以下三种观点：第一，“制约关系说”，即行为人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制约关系，包括纵向的制约关系和横向的制约关系。

第二，“制约关系和工作联系说”，即指行为人利用自己的职权或地位形成的对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制约关系或工作联系，如上下级之间的隶属关系，或单位与单位之间的工作联系。

第三，“非制约关系说”，即认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与第三百八十五条一般受贿的区别之一是行为人对被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之间不存在职务上的制约关系，而一般受贿则存在职务上的制约关系？我们认为，在主观要件上，第三百八十五条一般受贿以“为他人谋取利益”为要件，而第三百八十八条斡旋受贿则必须以“谋取不正当利益”为要件。

对于索取型受贿而言，第三百八十五条只要“索取他人财物”即可构成犯罪，不必“为他人谋取利益”；而第三百八十八条斡旋受贿无论是“索取”型还是“收受”型，都必须具备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要件，才能构成犯罪。

从立法意图分析，立法者是为严密法网，加大对受贿犯罪的打击力度，将斡旋受贿列入刑法惩治的范围。

同时，修订后的刑法为防止不适当地扩大打击面，又把斡旋受贿的惩处对象限制在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范围之内。

按“制约关系说”，只有在行为人的职务对第三人的职务存在制约关系的情况下，收受贿赂的行为才纳入斡旋受贿的范畴，其结果必然是减小了对受贿罪的打击力度，使原本按一般受贿惩处的行为只能按斡旋受贿处理。

通常情况下，职务越高，越不需要具体的部署、审批等行为，只需要指示、原则安排甚至暗示即可。

按“制约关系说”，还容易导致对职务越高的领导干部受贿越难按一般受贿惩处的现象发生。

可见，无论是从立法意图还是从罪刑责任分析，“制约关系说”都不符合司法实践？“制约关系和工作联系说”面临“制约关系说”同样的问题。

“非制约关系说”更符合立法原意，也更有利于依法打击受贿犯罪。

我们赞同“非制约关系说”的观点，“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应理解为行为人对被其利用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职务上没有制约关系，但是行为人利用了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产生的影响。

本案中，刘某是陆某的上级领导，陆某的职务对刘某的职务不具有制约关系，但陆与刘之间存在工作联系，陆的职权和地位可以对刘的职务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陆通过刘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应当属于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受贿的情形。

（二）行为人既是国家工作人员，又与被其利用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之间具有不正当男女关系，其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行为应适用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的规定，而不是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的规定陆某除了是刘某的下属，有工作上的联系外，其还与刘某有不正当的男女关系。

一方面，其与刘某有工作联系，可以利用本人职权形成的便利条件，通过刘某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另一方面，其与刘某有情人关系，不能排除其可通过“枕边风”影响刘某，进而通过刘某职务上的行为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一种观点认为，对于此种既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又有情人身份的人实施的“斡旋受贿”行为，究竟认定为受贿罪还是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应根据其影响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是其公职人员身份还是情人身份。

此种观点不但会带来证明的困难，而且与立法意图和政策精神背道而驰。

在现实生活中，除了言词证据，很难获得其他能够界定究竟是以国家工作人员身份还是情人身份来影响其他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证据。

如果行为人主观上避重就轻，不愿如实供述，那么几乎所有的此类案件就只能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论处。

立法者当初之所以增设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就是为了严密法网，加大对受贿犯罪的打击力度；但如果增设罪名的结果却是使本应适用较重处罚的罪名变得只能适用较轻处罚的罪名，其中不合理性不言自明。

另一种观点认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的犯罪主体应限定为非国家工作人员，作这样的理解可以避免产生上述争议。

我们认为，此种观点固然可以较好地避免定性争议，但忽视了定罪处罚最根本的罪质原理。

如果一味强调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必须具有非国家工作人员身份，显然会使部分人逃避刑罚处罚，与修订刑法的初衷不符。

如某边陲地区乡镇干事谢某（国家工作人员身份）通过其在中央某部委任职的表兄吴某的职务上的行为，为曹某谋取不正当利益，收受曹某贿赂的行为。

谢某对吴某而言，很难形成本人职权或者地位上的便利条件，因此认定构成斡旋受贿的依据不足。

如果将利用影响力受贿罪的主体明确为非国家工作人员，那么该类行为就无法得到有效规制。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影响力受贿作为一般受贿定罪量刑，不但混淆了利用影响力受贿与一般受贿的界限，而且也与罪刑相适应原则相悖，弥补的办法就是将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的斡旋受贿与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合二为一，统一于“利用影响力受贿罪”，同时对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利用影响力受贿行为，可作为加重情节处理。

此种观点不失为解决上述争议的一条途径，但在现行法律框架下，该观点并不可取。

正确区分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规定的受贿与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规定的利用影响力受贿的界限，不能忽视立法演变所体现的立法原意。

1979年刑法只规定了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收受贿赂，应追究刑事责任。

1997年刑法修订时，增设了应当追究国家工作人员利用本人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受贿的情形。

随着近年来，与国家工作人员有亲属关系、亲密关系的人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这样或那样的影响实施的受贿行为增多，2009年《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利用影响力受贿的情形。

这种立法变化反映立法者严密法网，不断加大受贿犯罪惩治力度的立法初衷。

在利用影响力受贿过程中，行为人对国家工作人员（或者离职的国家工作人员）是用亲属、友情、同乡等关系施加影响，并无权力制约关系或者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社会危害性相对较低，故刑法规定适用相对轻缓的刑罚。

因此，具有国家工作人员身份，又具有情人身份的行为人利用第三人的职务行为受贿的定性，往往会面临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与第三百八十八条，第三百八十八条与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的适用争议。

然而，如果我们能够注意到立法的前后变化，准确把握立法意图和司法政策精神，就不难确立上述争议的解决原则。

究竟以哪个罪名进行处断，我们认为，只要国家工作人员同时具备本人的职权或者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和其与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密切关系，原则上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的规定，以受贿罪论处；但确有证据证实国家工作人员仅利用了其与被其利用的其他国家工作人员的密切关系的，应当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条之一的规定，以利用影响力受贿罪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