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儒学、经学与经典诠释研究

论儒学、经学与经典诠释研究

20世纪的儒学研究虽然取得众多的成就，但也存在着不足。我们今天提倡新经学研究，是主张从经学的角度重新诠释传统儒学，以儒家的经典诠释为研究对象，重新解读儒学的发展史，重新认识儒学的社会价值和本质特性，为复兴儒学提供新的途径。

标签：儒家哲学；经学；经典诠释；经典诠释学

一

儒学作为传统文化的主流，一直是学界研究的重点。虽然传统儒学需要进行现代的批判和诠释，但现代文化的发展是无法割裂其与传统的联系的，因此，继承传统文化的优良传统，特别是弘扬传统儒学的基本精神，始终成为学界的共识。经学作为一种传统的儒学学术形态，其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则呈现出不同的命运。在传统时代，儒家的经学自汉代以后一直成为官方认可的意识形态，但自从废除科举和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传统经学的地位和存在价值受到了致命的打击，经典的地位被否定，作为一个整体的学术形态的经学被瓦解。近年，伴随着“国学热”、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儒学与儒教之争等众多的学术热点话题的兴起，经学研究又开始引起学者的重视。传统的经学研究，特别是以乾嘉考据学派为代表的传统经学研究，当然依旧有其广泛的研究空间和学术价值，但今天对传统经学的重新诠释，已不再局限于经学内部，而是更广泛地从经学与传统社会的文化建构、经学与儒学的关系中来审视。如何处理儒学与经学的关系，经学的特征和现代价值何在，经学是不是儒教等问题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儒学和经学所必须首先回答的问题。进一步来说，如果我们认同现代经学研究的价值，我们今天到底应该如何研究经学?是重建经学，还是探索建构中国特色的经典诠释学?经学与经典诠释学的关系如何?这一系列很宏观的问题是我们今天研究儒学和经学所必须探索的重要问题。本文在这里主要就儒学与经学的关系、经学与经典诠释学的关系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以就教于各位同好。

二

今天重新提倡经学研究，其意义应该定位于加深和拓宽儒学研究的空间和领域。我们可以从经学史的角度来阐释儒学发展史，通过对经学演变的分析，通过对经学在传统社会的影响和作用的分析，探索儒学在传统社会的各个层面和维度的存在价值和作用。因此，经学研究不是独立于儒学研究之外的研究领域，经学也不是与儒学不相干的学术研究对象。以经学发展为主线来阐释传统儒学的发展必将深化对儒学的理解和研究，经学研究也因而将获得更高、更宽广的视野和新的基点。

儒学之名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说都已烂熟于耳，但是今天的儒学研究的范围和对象却是非常模糊。传统儒学乃是一个包括所有学术思想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的整体，但在现代学科体系的局限下，儒学被割裂划分为众多的领域和层次，分别

由众多学科来加以研究。那么到底哪个学科的研究代表了今天的儒学研究呢?是文学，是历史学，还是哲学、社会学、政治学?鉴于儒学的核心为一套价值理念和人生信念，所以一般都把从哲学史和思想史的角度来研究和诠释儒学作为正统的儒学研究代表。哲学史的儒学研究属于哲学学科，思想史的儒学研究属于历史学科。但这两者之间的差别是不大的，二者叙述的范围和内容大体相当，其主要差别不过是哲学研究偏重理论分析，而历史研究注重对发展过程的描述。儒家哲学发展史成为儒学史的代表，进而影响和指导着其他领域的儒学研究。所以，我们今天分析评价儒学研究基本上可以把儒家哲学研究作为典型代表来探析，将作为中国哲学史的主干的儒学发展史当做解剖的对象来分析其研究的成败。

20世纪国内的儒家哲学研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完全应该得到学界的公认，但毋庸讳言，也确实存在着许多不足和缺陷。20世纪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开展基本上是从西学的传人开始的。由于我们深受西化的影响，中国的哲学研究存在着三个明显的带有时代特征的局限。首先就是对哲学概念的界定问题。我们今天所用的哲学概念是从西方传人的，所使用的哲学分析术语和思维方式都源于西方。西方的哲学话语是其文明的代表和象征，有其合理性，但应该说它不尽适合于分析研究中国的传统儒学，二者毕竟是不同的文明形态下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各自有其不同的本质特征。因而，今天重建话语权成为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几年来，学界关于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讨论，其深层的背景应该就在于呼唤话语权重建的问题。其次就是学科划分的局限。现行的学科划分体系不仅体现在人才培养方面，同样应用于学术研究领域。文、史、哲、法、政等学科各自为政，独立作战。虽然许多学者在研究中注重学科的融合与知识的互补，但毕竟学科划分已经成为制度性的规定，学科之间壁垒森严，无法进行有效的沟通和融会，学术研究的视野和空间因而受到极大的限制。再次就是脱离现实，不能有效地沟通学术研究和现实文化的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使得学术研究成为空中楼阁，成为仅限于专家学者之间相互谈论的话题，远离现实，无法更好地为现实的社会建设服务。学术研究当然有其自身的独立性，不能完全服从于现实的需要和利益的驱动，但是任何学术研究如果不关涉现实人类的文明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不能回答和解决现代社会发展所关切和亟须解决的问题，其学术研究的价值和意义必然是值得怀疑的。只有从现实出发，只有根据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而不是从某种先定的价值判断和学术偏见出发，才能真正地发挥学术研究的作用和价值。

我们今天回顾20世纪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从上述三个研究的局限来说，存在着以下一些问题。

第一，忽略了中国哲学的源头和文化背景。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深受民国时代胡适、冯友兰所创建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范式的影响，借鉴西方哲学史的发展框架，从先秦子学人手，开篇从孔子、老子讲起。但是，孔夫子讲“克己复礼”，“礼”为何物?没有加以认真的探源和解释。我们将春秋时代定义为中国哲学的起源时期，相当于西方文明的古希腊时期，其社会背景是“礼坏乐崩”，那么何谓“礼乐文明”?对此我们缺乏深入的研究。

第二，不能很好地处理经学的学术形态。经学在汉代乃是儒学的存在形态，三国至隋唐的儒学发展也应该说是以经典诠释的注疏形态而存在的，清代的学术

发展也同样以清汉学为大宗，但是我们的哲学史写作和研究，多是仿效西方哲学史，以人头和学派为顺序、以思想和观念的演变为主线来进行探究，这就使得以经学形态存在的儒学无法纳入研究的范式当中，使得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和写作无法有机地容纳和处理经学形态的儒学发展，这就导致了哲学史在处理儒学发展史过程中出现许多背离历史发展实际的情况，无法真正地体现儒学思想发展的实际。

第三，对宋明理学研究有片面化处理的倾向。我们研究宋明理学更多的是仅把它当做哲学来研究，以其道德心性之学为主要研究对象。现代新儒家正是如此对待宋明理学，通过接续宋明理学的精神，建构宋明理学理论体系来与西方哲学对话。但是，如果我们不了解经学史上“宋学”的含义，不能从宋学的研究视野下探索宋明儒学的发展，必然对宋代新儒学的兴起和流传及其社会意义和思想特质缺乏深入的认识，既无法接续汉唐儒家经学，又无法全面完整地解释后续清代儒学的发展。

第四，研究视域狭窄。由于我们深受西方哲学发展的影响，虽然认为哲学的进程与时代和社会有密切的关系，但基本上还是认为哲学自身的发展有其内在的逻辑，因此，我们的儒家哲学研究，或者说中国哲学研究，基本上局限于哲学家们的层面和范围内，忽略了社会政治层面和民间层面的儒学发展，没有能够全面地反映儒学在传统社会的影响和作用，这又反过来影响了我们今天对儒学性质和现代价值的判断。

第五，中国哲学研究话语缺失。我们今天的哲学研究话语都来自西方，我们用西方的哲学概念和框架结构来分析把握中国的传统儒学，这固然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但无法把握儒学的真正本质。我们应该从对儒学自身的追问人手，探索儒学自身的逻辑结构和思维方向，从此出发把握其思辨的哲学特征，进而总结中国自身的哲学特性，建构自己的哲学话语，以此来与西方哲学，乃至世界各大哲学系统进行对话。

中国哲学研究存在的这些不足，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对于中国哲学，或者具体地说，对于儒家哲学的特性和作用缺乏深入准确的定位和把握。众多的学者都曾经大力地提倡要弘扬传统，复兴儒家的优良文化理念，但是到底什么是儒学的本质，如何把握儒学的现代价值，至今争论不休，混乱不堪。众多的学者虽然也归纳出中国哲学和儒学的不少特质，但基本上都是经验性的归纳，无法对此加以抽象和系统的论说，因而无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也就是说，由于我们存在着众多的不足，传统的弘扬仅仅停留在口号阶段，无法有机地融入现代社会的文化建设当中，这远远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因此重新回到传统，注重对国学和经学的研究，成为今天的社会文化热点之一。

对经学的重新注重，其目的乃在于重新认识传统，认识传统儒学的本来面目，以便更好地认识儒学的本质特征，更好地在今天继承和发扬传统。经学自汉代以来，直到清末，一直成为传统儒学的存在形态，因此尽管冯友兰先生在早年的中国哲学史著作中采用了西方的哲学思路进行分析，但其在总体划分上还是把传统儒学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两大阶段。经学在传统社会，意味着官方和传统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