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批判走向建构：哈贝马斯重建后形而上学的努力

由批判走向建构：哈贝马斯重建后形而上学的努力

在传统形而上学面临被解构的危险时，哈贝马斯肩负起重建后形而上学的使命。他的后形而上学思想立足于现实生活世界，以语用学为载体，通过“交往理性”和“主体间性”两大哲学范式建立起他所谓的“后形而上学”。首先简介了传统形而上学出现危机的原因，继而梳理他对于其他哲学家探索路径的批判，从而揭示其“后形而上学”的合法性地位和理论意义。

标签：传统形而上学；危机；批判；哈贝马斯；重建

随着科学万能主义思潮的涌现，一直标榜自己为“科学之科学”的哲学被迫接受科学的同化，反形而上学的呼声高涨，传统理性面临着被颠覆的危险。

哲学家苦求形而上学的合理性定位和新的出路，但是，结果却差强人意。哈贝马斯独树一帜，他既反对反形而上学倾向，又不赞成以往学者关于新路径的探索。他主张通过分析以往传统哲学的缺失之处，试图恢复哲学应有的尊严，重建后形而上学。

一、传统形而上学衰落的原因

何谓“形而上学”？哈贝马斯指出，传统形而上学可以上溯到柏拉图直至延续到黑格尔。历史上纵然哲学流派有别，但思想划归起来仅集中于三方面：“就是同一性思想、理念论以及强大的理论概念。”[1]28

然而随着近代科学的发展，传统的形而上学面临着被解构的危机。哈贝马斯认为，原因在于以下四点。

首先，由经验科学衍生出来的程序合理性、结果有效性代替了原有传统形而上学的实质合理性以及内容合理性。其次，与传统偶像化和不确定的理性相比较，历史解释科学所展现的理性的有限性维度更加具有说服力。再次，人们开始对于以往将一切都运用主客关系进行概括的思维方式进行反思和批判。“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发生了意识哲学向语言哲学的范式的转换。”[1]33最后，人们开始关注实践活动的重要性，传统形而上学的理论优于实践的经典模式不得不让位于二者相互依存的模式。

二、从批判走向构建

由此，对哲学新路径的探索势在必行，思想家苦苦寻求形而上学的新的合法性和理论出路。在对这些经典思想进行了考察后，哈贝马斯指出，其探索结果还是没能走出传统形而上学的束缚，仍旧存在着诸多理论问题，他从对这些思想的批判走向了他对“后形而上学”的构建。

（一）哲学与科学的关系问题

首先，如何协调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是摆在哲学家面前亟待解决的问题。哈贝马斯通过梳理，指出共有三种思路。

第一条路径是竭力把哲学和科学同化。在这种方式下，科学逼迫哲学就范、强制其成为自己的附庸，因此使哲学丧失了自主性。第二条路径是鼓吹哲学和科学的“划界”和“分工”，要为哲学和科学的领域进行彻底的清理，旨在保证哲学能够拥有自己的方法和领域。他认为，这也是不妥当的，因为哲学与科学之间难以拥有决然的“划界”。第三条路径是转向非理性、极端反对科学主义，旨在通过向非理性的转向与客观化的科学相对峙。而“这种反科学主义的划界只能解释哲学不是什么，或不能是什么。”[1]36然而在肯定的意义上，我们无法了解什么是哲学。

因此，这三条道路都是行不通的，他推崇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富有成效”的合作。他提出了“重构的科学”概念，“重构的科学”是“这样的一个领域，即哲学家在其中作为观念的提供者而展开工作，但不像康德或黑格尔那样做出基础主义的或绝对主义的断言。”①也就是说，哲学不再以王者的身份自居，摆脱了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主义和绝对主义的倾向；同时，科学也不再以压倒式的方式对哲学进行同化。

（二）理性与情境的关系问题

传统形而上学持有一种普遍性、永恒性和必然性优先于特殊性、有限性和偶然性的唯心主义理性观。这与科学兴起之后的理性观格格不入，后者要求理性具有有限性和情境化的特质。海德格尔关于“此在”的论证较为具有代表性。因此，哈贝马斯对其做了集中性的批驳：“此在”虽然扎根于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并不是我们周遭的、真实的生活世界，而是由主体意识生发出来的世界。其次，他指出“意识分裂成无数个创立世界的单子，那么，从各个单子的角度来看，如何才能构建起一个主体间性的世界”[1]40-41？另外，晚期海德格尔为了避开主体间性的问题，求助于语言这个媒介。但是，他却将语言抬到绝对高度，在哈贝马斯看来，语言本应是学习和交流所应用的媒介，而不是统治人类的至高事物。

因此，他主张建立一种根植于“生活世界”之中的“交往理性”。

哈贝马斯认为，生活于世的人类始终出现在“一个由语言建构和阐释的世界里，并且依赖着合乎语法的意义语境。”[1]42也就是说，从一开始，主体间就可以通过语言建立起彼此之间的有机联系。这就解决了海德格尔的“单子之间不联系”的难題，主体不再是一个个封闭的个体，而是可以通过语言连接起来的主体。这样，他通过“交往理性”这个概念解决了困扰在海德格尔“此在”上面的幽灵。

但是，他是如何解决理性不是根植于主体筹划出来的世界上的难题的？理性根植于何处呢？于是他提出了其理论中十分重要的哲学范畴——“生活世界”的概念。

他的“生活世界”概念源自于胡塞尔，他继承了胡塞尔关于“生活世界”的两条重要规定：一是“生活世界”的“非课题化状态”。二是“生活世界”所具有的奠基作用。同时，他还将“生活世界”的特征划归为三点，即“明确性、总体化力量以及整体论”。

“生活世界”绝对的明确性“赋予我们共同生活、共同经历、共同言说和共同行动所依赖的知识一种悖论特征。”[1]79即让我们觉得它是一种“背景性”的在场，只有我们处于前反思时，它才能显现出来。当我们真正对它进行思考时，它却消失了。

“生活世界”的总体化力量也使得人类在时间上和空间上紧密相连形成一个紧实的中心，而这个中心在他看来是由共同的语言环境所构成的，而不是“像人类学、现象学所认为的那样是每个人自身的肉体。”[1]79“生活世界”则是以“整体化”的形象出现的，“生活世界”中的各种成分相互融合、结成一体，它是混沌、不可分割的、没有系统的整体。在它没有成为课题研究的对象之前，它只是以整体性的姿态为人类所把握。

（三）言语与语境的关系问题

对于传统形而上学的批判引发了向语言哲学的转向，这的确使得我们走出了唯心论和唯物论无休止争论的怪圈，哈贝马斯对这种哲学转向持肯定的态度，但他不同意语义学和结构主义关于语言的观点。语义学不考虑说话者的语用学因素，只考虑句子的结构和形式，将语言格式化，即还原为真假命题形式的分析。这种做法不但“使语言的自我关涉特征模糊不清”，而且对于客观世界的衡量只局限于正确与否的真假判断上，而人的情感等主观因素无的放矢。结构主义也犯了几乎同样的错误，忽略了具有言语能力的主体的个体性和创造性。

在他看来，语言本是丰富的，言语者通过语言与他者达成理解，双方不但领会了言语所表达出的意义，而且共同承认主体间的一种可以加以检验和批判的有效性的存在，像弗雷格等人那样，将语言的有效性简单地等同于陈述的真实性，用真值判断去衡量语言的有效性是片面、错误的做法。他着力要克服的就是这种“把有效性简单地定义为命题的真实性条件的满足”[1]66的做法，即仅仅将有效性与语言的表现功能相连，而忽视了语言的另外两种功能。语言的有效性不仅可以从其真實性方面加以衡量，它还可以从是否是真诚的、是否是正确的去加以评判，“用规范正确性和主体真诚性对命题真实性进行补充”的做法使得语言恢复了应有的丰富性、从真假判断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同时，人的情感、个性等问题也有据可依。

（四）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

“从皮尔斯到奎因的实用主义，从狄尔泰到伽达默尔的哲学解释学、舍勒的知识社会学、胡塞尔对生活世界的分析，从梅洛-庞蒂到阿佩尔的认识人类学，以及自库恩依赖的后经验主义科学理论等”[1]48，都指出了认识能力根植于前科学实践。因此，传统哲学中理论优先于实践的经典地位就这样被颠覆了。他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