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选目标

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选目标一、我国高经济增长率与高失业率并存的矛盾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步伐的不断前进，宏观经济政策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日趋明显。

2002年秋，党的十六大提出了现阶段宏观调控的四个新目标：一是促进经济增长；二是增加就业；三是稳定物价；四是保持国际收支平衡。

目前，针对我国新形势下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总体目标体系，大家保持了一致的赞同看法，但对于其中的目标先后顺序的选择问题，却有着许多争论，尤其争论的焦点落在了当前我国应坚持“经济增长优先”，还是“增加就业优先”这个问题上来。

在一些经济学家看来，坚持以经济增长为优先目标是合理的，其理由是：从经济总量关系看，“经济增长”和“增加就业”是同一个主题的不同角度表达。

经济增长了，意味着企业生产规模扩大了，进而就业自然而然会增加的；反过来，就业增加了，经济自然也会增长的。

因此，经济增长与就业扩大是相互包含、相互促进的，现阶段人们就没有必要再去提出“增加就业优先”的观点了，只需同以前一样，把精力放在发展经济上，失业问题自然会得到良好的解决。

如果从表面上看，上述观点是合理的。

但是，如果结合我国所处的不同特定阶段的实际经济情况去分析，我们就会发现不少问题。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走的是计划经济道路，一方面城镇居民的就业问题基本由国家统包解决，另一方面农业生产效率的低水平所体现出的少量农村剩余劳动力现象，使得我国失业问题显得并不突出。

在这个以扩大生产、增加供给为主要任务的历史发展阶段，通过简单地发展经济，失业问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

然而，自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市场化经济进程的逐步加深，一方面城镇企业为了提高生产效率，进行了一系列增效改革(比如减员增效、利用资本大量替代劳动力等)，另一方面农村可用土地的减少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等因素，使得我国的失业率逐年上升。

而在这个以增加需求为主要任务的发展阶段，单凭通过发展经济去解决好失业问题，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

据统计，我国GDP增长一个百分点带来的就业增长率，20世纪80年代为0．32，到90年代已下降到0．1。

可见，在不同的特定发展阶段，借助经济增长来解决失业问题的方法是具有不同成效的。

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我国的经济增长和失业问题之间的反衬效果更加明显。

例如，自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在世界经济全面陷入萧条的大背景下，我国每年的经济增长速度依然能维持在7％以上，在世界上可以说是屈指可数的；同时，就业问题也越来越严重。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2003年底，城镇登记失业率为4．3％，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为800万人。

②如果我们把中国现有劳动力供给的主体——农民的就业情况考虑进去，我国需要解决就业问题的人口应以亿计，这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

可以看出，全球最高的经济增长率伴随着全球最为严重的就业问题，这是困扰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现实问题。

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我国存在的这个现实严重情况可以给“经济增长了，就业就增加了”的观点打上一个问号了。

二、当前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为何不能理想解决好就业问题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就是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之一。

1978年——2002年间，我国年均增长速度达到9％以上。

对于世界经济中的这个“奇迹亮点”，学术界从数量研究的角度分析了其原因，主要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实物的投资增长、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人力资本积累以及生产力提高等。

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在促使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各项因素中，实物资本的形成是最重要的一环。

因此，可以判断出，投资的迅速扩张是我国当前经济高速增长的最重要的“引擎”。

国民收入(Y)=消费(c)+投资(I)+政府购买(G)+净出口(NX)。

为何投资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呢?根据上面给出的公式，一国的GDP主要由四部分组成。

那对于我国的当前经济发展来讲，为何投资的贡献最大呢?首先，受多种因素的影响，我国的消费支出一直提升不起来，也就是最终消费率不高。

比如，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平均消费率水平为78％一79％。

以1995年为例，印度消费率为77．3％，巴西为78．9％，俄罗斯为73．2％，日本为70％，美国为83．8％，而我国仅为56％左右，而且近几年还有进一步下降的趋势。

因此，在我国，消费还没有起到拉动经济增长的带头作用。

其次，“贸易立国”也不是我国的发展战略之本，净出口额占GDP的比例一直很小，况且许多年份还为负数。

因此，目前依靠净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也不现实。

再次，政府购买的能力也非常有限，而且政府的财政压力也越来越大。

从世界范围来看，政府购买只是起到辅助、调整和引导的作用，不能当作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

因而，目前来讲，投资的多少直接影响到我国GDP的大小。

在这种以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环境中，经济增长和扩大就业是否还是同一个主题的不同角度表达呢?经济增长是否有效地解决失业问题呢?结合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作者对此持有否定态度。

其原因具体如下：1．资本——劳动价格的扭曲抑制了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我们知道，投资与利率成反方向变化。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为了吸引投资，鼓励投资，一直实施着扩张性货币政策(逐步过度到稳健型货币政策)，用来压低利率。

这样，对于一个资本相对稀缺、人均资本量仍然相当低的国家来说，我们明显地低估了货币资金的价格。

另外，随着工资和物价的逐步放开，城市劳动力、甚至乡镇劳动力的成本逐年上升。

由此可以推断出：资本和劳动力价格间的相对扭曲直接导致了企业部门更多采用资本密集型的生产方式来替代劳动密集型生产方式。

例如，自80年代以来，中国工业企业资本一劳动力比率持续上升(平均增长率为9 06％)。

这样，新的投资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变得相当有限。

此外，这种扭曲还会引起过度投资，导致经济资源的浪费¨。

从上述数据和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企业在生产技术选择上出现了不断朝资本替代劳动方向发展的倾向。

不可否认，在某些产业上，资本的相对更多投入会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但我们也要清楚地认识到，我国目前的比较优势是劳动力资源比较丰富。

如果我们一直在资本和劳动力价格扭曲的背景下，不合理地投资于更多的资本密集型产业，势必会造成劳动力的大量闲置和企业的比较优势以及竞争优势的隐性减弱和丧失。

2．资金分配制度不完善也限制了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

在上面我们提到，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仍处于资本相对短缺的状态。

正常情况下，稀缺要素在市场中可以获得超额“租金”，也就是说在我国，企业投资收益率应该是相当可观的。

但实际情况相反，我国企业的投资收益率并不乐观。

资金价格低估所引发的过度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这个原因，但这也不是问题的全部。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现行的资金配置体系存在缺陷。

在人为压低资金价格的情况下，必然出现对资金的过度需求。

这样，金融机构就不得不在众多借款人之间进行选择和权衡。

此时，资金配置的效率直接决定于金融机构资金配给的效率。

目前，我国的金融机构还未能完全以纯粹的市场利润最大化作为经营目标。

在此背景下，国有金融机构的资金配给就带有了很浓的行政计划色彩与所有制歧视性质。

在国有银行的信贷过程中，往往首先选择国有企业，其次是集体企业，最后是个体私营企业。

这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一些投资效率较低的国有企业比投资效率较高的私营个体企业获得了更多的融资便利。

由此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低效的资金配置机制，投资所带来的经济增长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并没有发挥出完全的功效。

3．经济增长难以解决中国以结构性和区域性为主的就业问题。

与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就业问题主要体现在结构性方面，而不是周期性方面。

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为应对人世后激烈的竞争，我国国有企业进入了更大范围的结构调整时期，用人大量减少。

另外，农村劳动力过剩的问题也日趋严重。

在农村，一方面人口增长过快，另一方面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以及水土流失、沙漠化、农村土地占用等问题共同加剧了农业空间的萎缩。

更为严重的是，随着我国加入WTO后的承诺的逐步兑现，仅考虑3％的粮食进口，也将减少农业就业机会上千万个，对农村就业造成巨大的冲击。

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发展不平衡、产业结构以及政策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就业问题在地区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比如我国中西部的就业问题显得特别突出。

所有上面这些因素所引发的就业问题都属于结构性和区域性的失业问题，有相当一些是中国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所独有的现象。

这样的失业是难以简单地通过加速经济增长就可以消解的，而更多地需要结构性调整加以解决。

三、单纯坚持经济增长为优先目标的不利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前我国的经济增长与就业增加并非同一主题的不同角度表达。

因此，在选择和制定宏观经济政策目标时，就要对两个目标加以权衡，选择出更符合我国现状和更有利于国长期稳定发展的优先目标来。

如果我们继续简单地以当前经济增长模式作为优先目标，不但不能解决失业问题，在长期内也可能危机我国经济的稳定。

其原因如下：1．在需求约束阶段，通过投资来拉动经济增长不利于长期发展。

我们知道，供给和需求的矛盾是市场经济的主要矛盾。

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比较低的阶段，生产不能满足需求，扩大生产、增加供给成为主要任务。

而在生产力发展水平较高时，供给能力已相对较强，需求就开始成为供求矛盾的主要方面，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的最终消费率一直处于下降趋势，平均偏低于世界水平的l5～20个百分点。

消费率的偏低已成为我国进一步追求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而这将会使经济最终失去增长动力。

从根本上讲，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投资只是一种“引致需求”，而消费才是“最终需求”。

因此，作为“引致需求”的投资的规模和结构，在长期内都决定于最终消费需求的增长速度和消费结构的变化。

如果在较长时间内投资的增长速度快于消费，那就很容易使投资和消费脱节，从而造成大量的资源浪费，降低宏观经济效益。

另外，我们知道，当前我国的大量投资，有相当一部分是靠出口来消化的，这就直接隐含着较大的不确定性风险。

如果海外市场萎缩，则直接影响到我国的投资回报，进而影响到国民经济的持续性发展和外汇储备乃至汇率等多方面的安全。

因此，在我国目前消费低迷的状态下，高速投资所形成的生产力在将来是否会形成有效的社会供给还是一个很大的问号，它所带来的高速经济增长带有一定的泡沫和虚假成分。

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提高最消费率，单靠投资来拉动我国经济的增长，那么生产能力过剩、经济停滞增长、企业效益低下以及就业问题等问题都将进一步恶化。

2、继续简单地以经济增长为优先发展目标．可能会加重中国的经济、金融风险。

在以投资作为促进经济增长主要动力的背景下，要实现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就必须尽可能地扩大投资规模。

在财力有限、扩张性财政政策难以为继的背景下，刺激民间投资增长将成为唯一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