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辛”二人词风不同之根源

“苏辛”二人词风不同之根源

文学史上常将苏轼与辛弃疾二人的词并提，二者也确有相似之处，如都打破了婉约的一统格局。苏轼开拓了豪放词风；辛弃疾独创“稼轩体”，确立了豪放派。但二人也有明显的同中之异。仅从苏轼和辛弃疾二人不同的思想性格和创作手法方面来浅做探讨。

标签：苏轼；辛弃疾；思想性格；创作手法

一、从思想性格的不同来看

苏轼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把儒家、释家、道家三家思想杂糅在一起，然后主张情性论。苏轼的情性论，就是将儒家思想中关于圣人之道、礼乐之制等方面的观点与道家思想中顺应自然的思想融合在一起而形成的一种对人生的认识和看法。这种认识和看法，用在政治上，便是以儒家积极入世思想为主的济世救民，反对高大之论，主张名实相副，宽猛相济的政治观念；而施之于人生，则主张以一颗平常之心处世和待人接物，追求进退皆适，荣辱不惊、旷达恬退的境界。这种主张顺应自然、通脱旷达的政治态度和人生观，自然要影响到苏词的风格，便呈现出清隽自然，超逸旷放的主要特征。正如金人王若虚云：“其天姿不凡，辞气迈往，故落笔皆绝尘耳。”[2]如有名的《临江仙》：

夜饮东坡醒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己雷鸣。敲门都不应。倚仗听江声。

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彀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这是苏轼在黄州时所作。这首词写作者夜饮归来，似醒又醉。作者因此想到了自己既不能独醒，又不能也不肯与世人同醉的处境。所以当他敲门不应，进不了家门之时，便从眼前这件偶然的小事生出离家远遁的念头。用“此身非我有”，来叹息不能掌握自己的命运不得不为功名利禄尘世间的纷争经营劳碌。当时作者是作为罪人的身份被贬黄州的。然而作者却没有为此消沉，也没有悲哀之意，他性格中的顺应自然、达观通脱让他即使在这样的困境之中，也乐观地选择了“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生活和处世态度，这份超凡脱俗，来自于苏轼内心深处的真性情。

而辛弃疾与苏轼在思想性格上最大的区别是：辛弃疾从小受到的是一种文武兼资的教育，他不仅有儒家的忠君爱国、积极用世的思想，而且还有对《孔子兵法》的学习和特殊经历的锻炼，这使得辛弃疾具有了一般士大夫文人所没有的那种勇武之姿，加之辛弃疾刚强果毅而又不乏韬略机谋的性格，这让辛弃疾在为官为人上总是敢直面严酷的现实，即使担当这一切，也决不轻易放弃他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的理想和愿望，更不愿意随波逐流，而是固执地选择了一直向前。所以说辛弃疾的大部分词作中，都充满了对恢复、对国家和民族前途与命运的忧患意识和强烈地责任感，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其作品的风格也就主要表现为

雄奇刚健和深婉雅丽。如《贺新郎》：

甚矣吾衰矣。怅平生交游零落，只今余几！白发空垂三千丈，一笑人间万事。问何物能令公喜？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

一尊搔首东窗里。想渊明《停云》诗就，此时风味。江左沈酣求名者，岂识浊醪妙理。回首叫云飞风起。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知我者，二三子。

这是辛弃疾晚年的名作，作此词之时，他的好友如陈亮、范南伯等都已去世，而作者也已步入晚年，所以当他把酒独酌时，就不免百感交集了。亲友先后离开，而世又不用我，一种巨大的孤独寂寞之感，几乎占据了作者的全身心。然而作者却以他博大的胸襟和惊人的气魄，将这一切担当起来。“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和“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两句，既能见出辛弃疾一生一以贯之的积极进取的精神，又能看出其词兼容雄奇刚健深婉雅丽的功夫。

纵观苏辛二人的一生，同是饱经风霜，遭遇打击。面对政治上的得意与失意，仕途上的穷通与进退矛盾，苏辛二人也给出了他们各自的答案。苏轼选择了用“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来安慰自己，也用“长恨此身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闻风静彀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的人生态度坦然面对，虽然有点消极的味道，但更多是透着苏轼骨子里的那份旷达。而辛弃疾在落职退居、久处山林之中时也曾过了一段流连光景诗酒为乐的闲适生活，但闲适并不讨辛弃疾的喜欢，他骨子里的那份勇往直前的执着让他对北伐对恢复中原、报国雪耻终还是念念不忘，所以辛词里便少了苏词里的那份顺物自然、旷达、乐观，而是愤懑不平：“人间走遍却归耕”、“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这种不平我们可以认为是词人内心悲愤忧愁的一种排解和调适，但在这愤懑的背后，是他平生恢复之志终至落空，报国之心终归破灭之后无法排解的满腔激愤。这种心情在他的《清平乐？独宿博山王氏庵》一词中表现明显：

绕床饥鼠，蝙蝠翻灯舞。屋上松风吹急雨，破纸窗间自语。

平生塞北江南，归来华发苍颜。布被秋宵梦觉，眼前万里江山。

这是辛弃疾退居带湖时期所写的一首词作，当时作者赋闲在家，却无心归耕田园并以此终老。他心系的仍是国家和民族的前途与命运。所以在秋夜的一片凄风苦雨之中，作者心里的悲凉可想可知。然而就在这悲凉之中，作者所想到的却仍旧是昔日驰骋的“万里江山”，却无奈于“华发苍颜”，这就是辛弃疾此时的心态。这里有自解自嘲，更多的，却是他“万里江山”化为梦觉之后的怨愤不平。这份不平，因为辛弃疾的性格而无法调适，反而更加激愤和强烈。

可见，苏辛二人不同的思想性格是造成他们词风不同的一个重要原因。正如郑骞先生所说：“胸襟旷达的人，遇事总是从窄往宽理想”（苏轼就这样）“与东坡相反，稼轩总是从宽往窄里想，从宽处往窄处写”，“宽之与旷，意思一样；而窄与豪又有什么关系呢？越想越窄，甚至窄到无地自容，无路可走，还能够挺然

特立，还能够昂首阔步，如松柏之凌霜傲雪，这就是豪。”[3]

二、从创作手法的不同来看

苏轼天姿纵横，胸襟开阔，通达旷达，不拘于一端。他主张的“以诗如词”，实际就是为词的语言表现争取更大的自由。因为宋词已有散文化的、讲究意脉流动的倾向，而词的特点就是句式长短不齐，所以苏轼很方便地把诗语、文语、口语都熔铸在了词的体式中，开创了一种与诗相通的、雄壮豪放、开阔高朗的艺术风格。如他在密州出猎时所作《江城子·密州出猎》，是他有名的一首豪放词：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锦帽貂裘，千骑卷平岗。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

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上片描写自己出猎时的打扮和装备，牵狗臂鹰，写得极为洒脱豪放，极有声势，并且以夸张的口吻渲染全城百姓倾城出动观猎的热闹场面，以三国时吴主孙权射虎自喻，更是将凌云壮志渲染到十分。下片生动地刻画出作者两鬓染霜却仍依旧胸怀开阔、壮志不减的豪迈神情。虽然也用汉文帝时魏尚为云中太守，击败匈奴，立有战功，但因报功时杀敌数字略有出入而遭处刑，最后由冯唐持节去云中赦免魏尚的典故，来说明作者的一腔抱负没得到朝廷的信任与重用。但却少了辛弃疾在不得志时的那份激愤，而是以一个雕塑般的英雄形象的特写，来表明作者为国而战、征服西复辽国扫平边患的雄心壮志。

这首词的另一个特色，就是苏轼的以诗入词，他把词的题材从儿女私情、羁旅行役扩大到了讴歌报国立功的豪情壮志，而这正是唐代边塞诗的重要主题。

如果说苏轼的“以诗为词”，本身仅开创了豪放风格之始的话，那么辛弃疾的“以文为词”就比之来得更加“淋漓慷慨”了。与苏轼一样，辛弃疾也是一位天才绝伦、学识渊博的文人，同时还是一位“诗书帅”，而且具有军事家的非凡器识和英武之姿。辛弃疾主张文章有为而作，反对无病呻吟，勉强为文。而辛弃疾的以文为词，使词的语言更加自由解放，变化无端，不复有规矩存在，这使得辛词里的许多语句雄奇刚健、顿挫鲜明、铿锵有力。如《水龙吟·登建康赏心亭》：

楚天千里清秋，水随天去秋无际。遥岑远目，献愁供恨，玉簪螺髻。落日楼头，断鸿声里，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

休说鲈鱼堪，尽西风季鹰归未。求田问舍，怕应羞见，刘郎才气。可惜流年，忧愁风雨，树犹如此。倩何人唤取，红巾翠袖，英雄泪。

这首词中，自“落日楼头”到下片的“刘郎才气数句，一气贯注，由景到志，由志到情，将作者不凡的器识，满腔的爱国热情吐露无遗，淋漓畅快。这正是辛弃疾以文为词的一个典型例子，从而使这首词的风格雄奇刚健而又不乏婉转之致，横放恣肆中又顿挫有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