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的运作及其对翻译人才的要求

联合国的运作及其对翻译人才的要求

摘要：借第三届联合国合作备忘录签约高校年会在上海举行的机会，笔者对联合国代理副秘书长让雅克·格拉伊塞先生和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佛朗茨·鲍曼先生，就联合国的运作、国际组织公务员的职业生涯、联合国译员招募，及联合国语言人才竞争性选拔考试等重要问题，进行了深入访谈。

关键词：联合国；国际组织公务员；译员招募；译员培训

2013年4月22日至24日，由联合国总部大会及会议管理部（Department of General Assembly and Conference Management，DGACM）和上海外国语大学主办，上海外国语大学高级翻译学院承办的第三届联合国合作备忘录签约高校（MoU Universities）年会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会议中心举行，这是该高端会议首次来到中国。来自联合国总部及各分支机构、欧洲委员会、欧洲议会的官员和专业译员，以及上外高级翻译学院等全球21所联合国签约高校代表出席本届年会，共同商讨高端专业翻译人才的培养、评判与使用等一系列议题。

所谓联合国合作备忘录签约高校是联合国为了培养符合它要求的相关翻译人才，在它的6种工作语言的对象国中各挑选2～3所大学，与这些大学签署联合国合作备忘录。目前全球共有21所联合国合作备忘录签约高校，上海外国语大学是其中最早签约的高校之一。联合国每年都要举行合作备忘录签约高校年会，其宗旨是使联合国总部大会及会议管理部、联合国合作备忘录签约高校及其他利益相关者聚在一起，加强合作，共同比较和交流各签约高校在培养语言类专业人才方面的方法和经验，探讨如何利用签约高校这个平台，使高校语言类专业人才的培养能符合国际组织——特别是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的需求。与此同时，这种交流与合作也有效地推动和促进了当前世界各国相关高校的专业翻译教学和研究（柴明颎，张爱玲2013）。

以本次会议为契机，我们对联合国代理副秘书长让雅克·格拉伊塞（Jean-Jacques Graisse）先生以及联合国助理秘书长佛朗茨·鲍曼（Franz Baumann）先生进行了深入访谈。访谈中，让雅克·格拉伊塞先生谈到了联合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作用，现今面临的最大挑战，千年发展目标的达成情况，以及中国在联合国中的作用，并以他自己先后在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和联合国贸发会议等部门供职的经历为例，谈了一个国际组织公务员的职业生涯，及在国际组织工作的利弊。佛朗茨·鲍曼先生讲述了作为联合国最大的部门，大会及会议管理部的由来及其在联合国中的职能，联合国招募译员的要求，联合国和欧盟的异同，以及如何准备联合国语言人才竞争性选拔考试等。访谈内容有助于国内的翻译教育者及有志于在国际组织谋职的年轻人了解联合国的运作、联合国的作用、在国际组织就职的注意事项等重要问题。

让雅克·格拉伊塞先生于2012年7月被联合国秘书长任命为主管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的代理部长。作为一名国际公务员，格拉伊塞先生在联合国系统内服务超过40年，拥有丰富的工作和管理经验，对于联合国的运作有着透彻的理解。

佛朗茨·鲍曼先生自2009年6月起担任联合国纽约秘书处大会和会议管理部的助理秘书长。

戴惠萍：格拉伊塞先生，您如何看待联合国的作用？联合国在现今世界的作用和当初成立时是一样的吗？如有不同，您认为不同在哪里？

让雅克·格拉伊塞：谢谢您的问题。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联合国成立于1945年，当时的主要目的当然是建立和平。但是，在战胜国间建立和平只与一小部分国家相关。联合国成立时只有50个成员国，现在有将近200个成员国。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联合国的主要目的基本是处理冷战中的问题。这是相当困难的。联合国当时还参与了欧洲大规模的人口流动。1971年11月，我供职于联合国大会。当时，北京最终被认定为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拥有者。承认北京是中国在联合国的真正代表经历了从1945年到1971年的26年，这也反映了当时事务运作的缓慢。在20世纪60年代，许多国家，尤其是非洲国家，获得独立。亚洲的独立运动开始得更早一些，印度、巴基斯坦、印度尼西亚等国获得了独立。20世纪60年代是非洲的独立年代。到了70年代，联合国开始关注环境问题。联合国第一个大规模的环境会议于1972年在斯德哥尔摩举行。自那时以来，联合国仍然与困难的政治问题、内战和地区紧张局势打交道，但发生了很大变化，如今已经演变成一个处理经济、社会及环境事务的组织。我认为这是联合国作用的演变。

戴惠萍：在您看来，联合国现今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什么？联合国如何与普通大众联系起来？

让雅克·格拉伊塞：我认为联合国与普通大众的关联首先是通过许多人道主义活动来体现的。联合国的大型组织，无论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世界粮食计划署（WFP），还是世界卫生组织（WHO），都与突发事件直接相关。人道主义危机占到其中很大比例，如干旱或饥荒，是世界粮食计划署的主要关注点，孩子们的美好生活，是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要务。联合国的这些工作都是和人们的现实生活密切相关的。现在，对人们的现实生活同样重要的一点是如何在环境严重恶化的世界上生存。因此，联合国也十分关注诸如气候变化之类的问题，以及在2015年达成千年发展目标后我们应当怎么做以保证世界可持续发展。

戴惠萍：据我所知，可能仅有部分的千年发展目标会在2015年达成。我想联合国为达成千年发展目标正在做出调整，并会在2015年制定新的目标。

让雅克·格拉伊塞：是这样的。但是，首先，正如潘基文秘书长反复强调的，我们仍然需要努力尽量多地达成千年发展目标。在有些目标上，我们有些落后。但是，如果您以中国为例，20年前，仍然有几千万人生活在绝对贫困中，遭受营养不良问题的困扰。所有这一切，如今都不复存在了，这一进步令人难以置信。中国在2015年前就达成了包括消除贫困、消除大规模的饥荒等目标。在千年目标之后，我们必须考虑世界接下来的发展，制定新的发展目标，并保证不会为了发展而牺牲环境。戴惠萍：1971年，您在联合国大会时，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

国正式成为联合国大家庭一员的历史时刻。您如何看待中国在联合国所起的作用？

让雅克·格拉伊塞：21世纪初，我在世界粮食计划署工作时，中国是粮食援助的接受国。今天，很明显，中国已经不再需要粮食援助；相反，中国已经掌握如何防止粮食短缺的技术，并将之传授给许多非洲国家。

戴惠萍：您已经在联合国体系中工作了40多年，先后供职于世界粮食计划署（WFP）、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和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等多个机构。您如何看待如联合国这样的国际组织中公务员的职业发展之路？

让雅克·格拉伊塞：在联合国有两种职业发展模式。一种很多人青睐的模式是为联合国的某个组织工作，如联合国驻纽约或日内瓦办事处、驻罗马的粮农组织（FAO）。另一种是为所谓的联合国基金和方案工作，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儿童基金会（UNICEF）、粮食计划署（WFP）、人口基金（UNFPA）、联合国难民署（UNHCR）等。一开始我选择了第二种模式。我所关注的一直是受雇于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世界事务中最关键的组织。在20世纪60年代初，给发展中国家提供技术援助是世界的主要问题。当时，许多国家获得了独立，但却不具备足够的行政能力、智力能力、教育能力来管理自己的国家。所以，60年代，联合国在提供技术援助中起着重要作用。到了20世纪70年代，斯德哥尔摩环境大会举行，人们开始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性，因此我加入了当时在肯尼亚内罗毕成立的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世纪80年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主张出口拉动增长。所有经济体都因出口得到发展，亚洲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加入了驻日内瓦的国际贸易中心（ITC），后来回到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工作。从20世纪90年代末一直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中，大量人道主义危机爆发，吸引了我到世界粮食计划署（WFP）工作。综上所述，我认为在联合国的职业发展道路有很多可能性。我们应当将工作和当时世界上最重要的事务联系在一起。

戴惠萍：我想很多人都会羡慕您。但另一方面，您的例子很难效仿，您接受了这么多不同的挑战。如今，对于像您这样有才华的人，许多年轻人有机会拥有自己的公司，成为百万甚至亿万富翁。是什么最初吸引您成为一名国际组织公务员？这一动因一直支撑您坚持了这么多年吗？您对有志于到联合国工作的年青一代有什么建议？

让雅克·格拉伊塞：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我这一代人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工作。那时人们刚工作时进入一家公司，基本会一直在这家公司工作直至结束职业生涯。我依然记得我在比利时大学的同学毕业后进入大公司工作，如IBM、联合利华、或者其他公司或银行。20年过去了，他们依然在IBM或联合利华工作。他们最关注的依然是公司在比利时市场取得新的利润和成功。而此时，我已经看过了世界，发现了世界上许多其他有趣的方面。加入联合国工作的目的显然不是拥有物质财富，而是拥有丰富的生活。我认为，从长远的角度看，拥有丰富的生活比拥有物质财富要有意义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