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颂诗三题

《诗经》颂诗三题

刘生良

摘要本文讨论了《诗经》颂诗的歌功颂德、情感因素、艺术成就三个问题。笔者认为，颂诗的歌功颂德，是对真善美的颂扬，歌得其人，颂得其事，起码是有功可歌，有德可颂，与后世对君主盲目崇拜、阿谀奉承的做法不可同日而语，绝不能主观武断地加以否定。颂诗并非没有情感或者为文造情，相反，它凝聚了全民族的情感，充满敬祖尊天之情、自豪自信之情、勉励希望之情等庄严而真挚的情感，有很强的抒情性，应是最庄重最正经并且最为激动和鼓舞全民族人心的抒情诗。颂诗在艺术上虽较风、雅逊色些，但也有其不容忽视的成就，对后世文学有一定影响。

关键词《诗经》颂诗歌功颂德情感因素艺术成就

颂诗是《诗经》的一大组成部分，但是多少年来，人们研读《诗经》，总是特别轻视颂诗，对它似乎不屑一顾，甚至把它作为否定和摈弃的对象来看待，笔者对此颇感不够公允，在此拟就关系颂诗评价的以下三个问题作以辩析。谈谈自己的浅见，以期抛砖引玉，并就教于专家同仁。

一、关于颂诗的歌功颂德

近几十年来，在大陆学术界，一提起颂诗，人们便把它和歌功颂德联系在一起，认为它是以歌功颂德为基本内容的贵族庙堂文学。既然是统治阶级的作品，又以歌顷统治阶级为主，那自然是应该被否定的了。这种甚为流行的观点和逻辑，差不多形成了一种心理定势。然而揆诸实际，细加辩析，这套说法是很不正确甚至十分荒谬的。

颂扬真善美和揭露假丑恶都是文学创作的永恒主题。文学从来不反对歌功颂德，也不笼统地反对对统治阶级的歌功颂德，关键是要看它歌颂的是统治阶级中的什么人和什么事，这样的人和事值不值得歌颂，人们当时为什么要歌颂，这样的歌功颂德反映了什么问题。

只要对颂诗作点具体分析，就不难看出，颂诗的歌功颂德，首先是对神圣、英雄的祖先的歌颂。《周颂》3l篇中，除少数关于春夏祈谷、秋冬报赛的祭歌外，其余诗篇均具有颂祖的内容。这些诗篇歌颂的人物，有周族始祖后稷、先祖古公亶父、周朝开国之祖文王、武王以及成王、康王，其中歌颂文王、武王的篇章最多。如“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啊，文德无比的始祖后稷，完全可以与上天并立。改变了人民的食物结构，哪一件不是您伟大的业绩。您教我们种小麦大麦，上帝使我们更好地发育。《思文》）是对

后稷发明种植、造福后人之功德的歌颂．“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天生岐山，太王垦治，太王创业，文王赓续。《天作》）是对太王筚路蓝缕和文王继往开来之功德的歌颂。“执竞武王，无竞维烈，不显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自强不息是武王，无比功业最辉煌，发扬光大数成康，上帝命他作君王，里里外外亮堂堂。《执竞》）是对武王灭商建周和成王康王承绪开拓之功德的歌颂。还有《维天之命》、《维清》、《我将》、《雝》等篇中，有对文王的极力赞美，《武》、《桓》、《时迈》、《闵予小子》等篇中，有对武王的热情颂扬。《商颂》5篇，皆是祭祖之乐歌，歌颂了殷商始祖契、开国之祖成汤和中兴之主武丁的功德，而以成汤为主。如：“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汤，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孙子。”（上天命令玄鸟，降而生契始建商，定居殷土多宽广。上帝命令武王成汤，征服了那天下四方。遍告那些诸诸侯君长，九州尽入商封疆。商的先王成汤。承受天命不懈怠，又靠子孙武丁是贤王。《玄鸟》)显而易见，契、汤、武丁和后稷、太王、文王、武王等分别是殷周民族伟大光荣的祖先和最杰出的英雄，他们的功德为万民称赞，无疑是最值得歌颂的人物。特别是商汤和周文王、武王，为中国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从古到今一直为人们赞颂不绝，既如此，颂诗对他们歌功颂德，又有何不该呢?

古代人对于他们英雄的祖先，充满一种真诚的崇拜与敬仰，视为神圣。在他们看来，这些光荣的祖先体现着天命，承受着天命，与天命融为一体，是具有人格的神。于是在他们的心目中，祖先、英雄、天神三位一体，受到最为虔敬的膜拜。这就形成了祖先崇拜、英雄崇拜与天神崇拜相结合的宗教信仰。颂诗中对神圣、英雄的祖先的歌颂，就是这种宗教意识的反映：同时，人们颂扬先祖功德，一是为了缅怀、祭奠先辈，二是为了激励自己效法先辈继续前进的决心，并教育后代，三是为了祈求神灵赐福、保佑，无论从哪一方面讲，其神圣英雄的祖先，都是作为抽象化了的绝对的美与善的偶像来对待的。因此，在这个意义上，颂诗对祖先的歌功颂德，可以说是对真善美的赞颂和追求。伴随着那庄严的歌颂，人们的心灵会得到某种程度的升华和净化。

其次，颂诗的歌功颂德，是对贤明君臣的表彰。成汤、文武既是神圣、英雄的先祖，又是贤明之君，自不待言。商之武丁周之成康亦属英主明君，因为武丁中兴和成康之治历来为人称道，也无庸多说。这里需要说明的是《鲁颂》中对于鲁僖公的歌颂。对鲁僖公的评价，前人曾有异议，如清代学者黄中松在其《诗疑辩证》中认为，鲁僖公“既无文德，亦无武功”，不过是个中材之人，没有什么好歌颂的。但是多数人则认为，鲁国自“庆父之难”后，外有强齐威胁，内有饥荒困扰，国势岌岌可危。至僖公即位，内修武备，抚和臣民，外结邻国，易乱为治，经过一番努力，才使鲁国转危为安。他又派兵攻伐淮夷，取得胜利，并收回一些曾被齐、郑等国侵占的国土，使鲁国恢复了周公时代的版图。因此，在鲁国历代君主中。鲁僖公算是能复兴祖先功业、弘扬国家声威的较有作为的一位。尽管他没有太大的成就，但毕竟是有功德可歌颂的。因此，《駉》颂僖公“能遵伯

禽之法，俭以足用，宽以爱民，务农重谷，牧于埛野”，《有駜》“颂僖公君臣之有道”，《泮水》“颂僖公能修泮宫”，《閟宫》“颂僖公能复周公之宇”(《毛诗序》)，虽然不无溢美之嫌，然皆无可厚非。由于成汤的功业得力于其相伊尹的辅佐，故《商颂·长发》把伊尹作为功臣从祀，颂曰：“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就是那伊尹阿街，是他辅佐了商汤王）。这样的歌颂，自是合理必要的。

再者，颂诗的歌功颂德，是对民族美德的弘扬。颂诗对先祖先贤的歌颂，尤重其德，如《维天之命》称“文王之德之纯”（文王之德是这样纯美）；《闵予小子》曰：“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兹皇祖，陟降庭止”（鸣乎显考父王，您一生克己尽孝，追念显祖文王，您举贤授能无差）；《昊天有成命》谓“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成王不敢贪图安逸，日夜操劳，勤政为民），《泮水》云“穆穆鲁侯，敬明其德”（穆穆和美的鲁侯，小心勉修他的品德）；《那》称先王“温恭朝夕，执事有格”（从早到晚温和恭顺，做起事来谨慎沉稳）。《长发》谓“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成汤礼贤下士不怠慢，圣敬之德与日俱增）等等。圣贤之功已难及之，然其德则可继承发扬。对圣贤之德的歌颂，就是把它作为一种道德规范，作为民族传统美德而加以倡导弘扬。

另外，颂诗中还有对劳动和丰收的歌颂（如《载芟》等）以及对王朝壮丽河山的歌颂（如《般》），这都与对祖先和神明之功德的歌颂有关，但反映了人们热爱生活、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也无疑应予肯定。

总之，颂诗的歌功德，是对祖先、英雄和神的敬仰，对贤明君臣的表彰，对民族美德的弘扬，一句话，是对真善美的颂扬。它表现了当时人们敬天尊祖、缅怀英烈、尚贤向善、热爱生活等思想感情，颂得其人，歌得其事，起码是有功可歌，有德可颂，与后世对君主盲目崇拜，阿谀奉扬的做法不可同日而语，绝不能主观武断地加以否定。特别是对神圣英雄的祖先的歌颂，还反映了当时的宗教意识，属于一种别具特色的文化现象，似乎还应引起人们的重视，进行深入研究。

二、关于颂诗的情感因素

与颂诗歌功颂德的看法相联系，许多年来，人们往往认为，颂诗庄严肃穆，一副呆相，宗教色彩浓厚，似乎没有感情，无抒情性可言，即使有，也不过为文而造情罢了，这种主观臆念，也是影响人们研读颂诗的心理障碍之一。殊不知，颂诗在其严肃的外表下，充满了感情，饱含着激情，有很强的抒情性。只是人们对它缺乏仔细体味、缺乏认识罢了。具体说来，颂诗中所抒发的情感，主要有以下方面：

一、对祖先、英雄和神的无比崇敬之情。由于当时人们对其神圣化的英雄祖先无比崇拜和敬爱，因而在创作咏唱这些宗庙祭歌时，内心是非常动情的，笔下、口中及文字、言语之间，皆充满了无比崇敬之情。所谓庄严肃穆，正是崇敬之情的最高表现。表面上似乎木然无情、恰好是内心动情的极致。翻开颂诗“於穆清庙，肃雍显相”，首先让人感受到一种极为肃穆虔敬的宗教气氛和人们对于祖先与神的真诚崇敬之情。神圣庄严的情感包含在庄严神圣的乐歌中，达到一种十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