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斋志异的艺术特色 刘

聊斋志异的艺术特色

(一)形式上兼采众体之长

《聊斋志异》虽然名为短篇小说集，实际上其中所收的作品非止一体，而是兼采众体之长，又加以融会创造，是对中国传统的文言小说体式和散文体式的总结和发展。《聊斋志异》中的作品，从形式体制上看，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其一，是符合现代小说观念的典型的短篇小说。一般篇幅都较长，有完整的情节结构，鲜明的人物形象和明确的主题思想。书中的传世名篇多为这类作品，如《促织》、《席方平》、《红玉》、《婴宁》、《青凤》等等。这类作品多取法于唐人传奇，又广泛地从志怪小说和散文传统中吸取营养，是对传奇小说的发展和提高。比之唐人传奇，想像更丰富，情节更曲折，描写更细腻。在形式上，这类作品多采用以一个人物为中心的传记体，小说也多以主人公的名字命名；又仿《史记》人物传记后的“太史公曰”，篇末一般附有“异史氏曰”，在讲完故事之后，直接发表作者的议论和见解。或者点明主题，或者借题发挥，尖锐泼辣，短小精悍。

其二，可以称为志怪短书。这类作品，内容多为记述奇闻异事、神鬼妖魅；但与上一类不同的是，它们情节单纯，用笔精简，一般篇幅很短，只有二三百字，或者更少。从形式上看，这类作品很像六朝时期的志怪小说，但多数在意趣、情韵上与传统的志怪小说又很不相同。作者创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神鬼妖异确实存在，而是含蕴着隽永的思想内涵，透出浓厚的生活气息。例如《骂鸭》写一个人偷了邻居的鸭子，吃了以后满身长出鸭毛，痛痒难耐，只有等丢失鸭子的人骂他时鸭毛才会脱掉，可偏偏丢鸭子的人十分大度，丢了东西从不骂人。在奇异荒诞的情节中，传达出隽永的讽世意味。

其三，是纪实性的散文小品。内容或写人，或记事，或描绘一个场面，或摄取某种生活情景，多为记述作者的亲见亲闻，近似绘画中的素描或速写。这类作品，一般篇幅短小，而内容大多写实，不涉怪异。如《偷桃》写民间杂技，《山市》写山中奇景，《农妇》记人物异行等。

适应于题材内容和形式体制的不同，《聊斋志异》各篇的篇幅，也是有长有短，参差不齐的。长的如《婴宁》、《莲香》、《胭脂》、《王桂庵》等一些典型的短篇小说，往往有四五千字的规模；而一些志怪短书，却只有百十来字，最短的如《赤字》，仅有25字。

中国古代的文言短篇小说，包括所谓笔记小说在内的各种形式体制，可以说都能在《聊斋志异》中找到。单从形式体制的丰富多彩看，《聊斋志异》也无愧于称为集大成的作品。

(二)曲折奇峭引人人胜的情节艺术

《聊斋志异》的叙事艺术以“文思幽折”为人所称道。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聊斋志异》中没有一篇传世名篇是平铺直叙的。《聊斋志异)的情节艺术，以曲折奇峭为突出的特色，情节的发展，总是波澜层叠，悬念丛生，紧紧地吸引住读者，让你非读下去不可，让你不断地去猜想情节将如何发展，如何结局；却又总是出人意料，让你费思索、猜不透。而在读完全篇之后，掩卷细想，又感到处处合情合理，在人意中。

蒲松龄精心地组织故事情节，并不是单纯为了吸引读者，或者炫弄技巧，为曲折而曲折，而是为了充分地展示社会矛盾，表现人物的思想性格，揭示作品的主题思想。

例如名篇《促织》，基本情节是成名捉促织和斗促织。这种在农村中常见的景象，本来平淡无奇；但由于其背景是“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官府逼迫他限期交纳，因此一只促织的得失、生死、优劣、胜败，就同成名一家的生死存亡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时时处处牵动着主人公成名喜怒哀乐的思想感情。这样，由平凡小事构成的波澜起伏的故事情节，就具有了令人惊心动魄的思想力量。《促织》曲折的情节，是为充分地展示主人公成名及其一家的悲惨遭遇服务的，真正吸引读者并令他们激动、感叹的，并非捉促织、斗促织的曲折过程本身，而是与此紧密联系的主人公的大起大落的命运和喜怒哀乐的思想感情。促织的得失、存亡、优劣、胜败，仅仅是情节的外在形式；形式同内容，也就是捉促织、斗促织和主人公的命运，以及他全家人喜怒哀乐思想感情的变化，这三个方面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是统一的。全部曲折的情节，是产生于并最后归结到这个故事产生的背景和根源上，即：“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抚军“以金笼进上”，“上大嘉悦，诏赐抚臣名马衣缎”。这样，一只小虫的故事，构想出紧张曲折的情节，就具有了丰富深刻的社会内涵。

(三)大胆奇异的艺术想像

奇幻，是《聊斋志异》在艺术描写上的一个突出特色。其艺术想像之丰富、大胆、奇异，在古今中外的小说中，都是不多见的。人物形象多为花妖狐魅、神鬼仙人，他们一般都具有超人的特点和本领；活动的环境或为仙界，或为冥府，或为龙宫，或为梦境，神奇怪异，五光十色。他们变幻莫测，行踪不定，常常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飘忽而来，又在人意想不到的时候飘忽而去。人物活动所产生的种种景象，也是奇幻无比，令人目眩神迷。

例如《崂山道士》中写道士剪纸如镜，贴在墙上，竟变成了“光鉴毫芒”的月亮，而且有嫦娥从里面出来，跳舞唱歌。《巩仙》中，巩仙的袖子简直就是一个神仙世界，世外桃源。从里面可以招出一群群仙女；而秀才人袖，见“中大如屋”，而且“光明洞彻，宽若厅堂，几案床榻，无物不有”。秀才可以在袖中与心爱的女子惠哥幽欢而得子，致使秀才有“袖里乾坤真个大”的感叹。《陆判》中写性格豪放的朱尔旦，同阴间的陆判官交朋友，人神之间建立起真挚的情谊。朱生原来资质鲁钝，文章写得不好，陆判就帮助他，为他“破腔出肠胃，条条整理”，换得一颗“慧心”，从此“文思大进，过眼不忘”。朱生的妻子本来长得不漂亮，陆判又找了一个美人头来替她换上，使丑妇立即变成了“长眉掩鬓”的“画中人”。

以上这些，都还只是一些场面或细节的奇异想像，是服务于整篇小说的艺术构思和主题思想的表现的，其本身还很难体现出独特的思想意义。而有的则整篇就是一种想像的世界，例如《罗刹海市》。小说描写了一个美丑颠倒、是非混淆的罗刹国。整个社会不重文章，只重外貌，而看外貌又是美丑完全颠倒的。男主人公马骏长得很英俊，可罗刹国的人却以为他是一个怪物，见到他便马上跑掉。相反，长得最丑的人他们却认为最美，可以做大官，有很高的地位。当权的统治者都是一些眼不明、耳不聪的糊涂虫。像马骏那样正常的人，只有变成带着假面具的骗子，才能在这里享受到荣华富贵。这显然是一篇充满奇思异想的愤世之作，骂世之作。“花面逢迎，世情如鬼”，文中的这八个字，正是蒲松龄所要揭露和抨击的目的，也是对当时社会的一种最精当的概括。

显而易见，奇幻本身并不是作家艺术创造的目的。蒲松龄以大胆的艺术想像创造出一个奇幻的、绚丽多彩的艺术世界，是为了获得更大的艺术自由，更加充分地表现他对现实人生的体验，表现他的爱与恨，表现他对生活的认识与评价，表现他对未来的憧憬与向往。因此，以虚写实，幻中见真，才是《聊斋志异》所创造的奇幻世界的本质特征。通过超现实的幻想，表现出来的却是非常现实的社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