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文化传统与学术资本主义传统与现实的博弈董志霞

学术文化传统与学术资本主义：传统与现实的博弈
董志霞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北京100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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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学术资本主义是20世纪后半叶大学中产生的一种现象，是院校及其教师为确保外部资金的市场活动或具有市场特点的活动。

学术资本主义的兴起使得“学术至上”使命受到挑战、“学术自由”传统遭到侵袭、“学术自治”理念面临威胁。

在学术文化传统与学术资本主义的博弈之中，大学究竟何去何从是一个待解的命题。

【关键词】学术文化传统；学术资本主义；传统；现实；博弈
【中图分类号】G64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418（2013）01－0027－04
【作者简介】董志霞（1976—），女，内蒙古包头人，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教所博士生。

一、大学的学术文化传统
学术文化是大学组织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

学术文化是处于学术共同体内的学者，在发展学术过程中所形成的共同的思想、信念、价值观以及行为规范，它内隐于学术共同体中，通过大学规章制度、行为方式以及物质设施彰显于外。

大学自中世纪产生于欧洲以来，经过千百年的积淀与历练，经过不断的吸纳与摒弃，终于形成了自身相对稳定的学术文化传统———学术至上、学术自由与学术自治。

（一）学术至上
大学是探索高深学问的场所，是“传递深奥的知识，分析、批判现存的知识，并探索新的学问的领域”，是“人们进行理智分析、鉴别、阐述或关注的地方”［1］，探索真理、追求学术至上是大学存在的合法性基础，是其他一切活动进行的起点。

尽管大学拥有多样的功能，但这都不是其本质特性的表现，大学最根本的属性是它的学术性，大学中其他所有活动都是围绕着学术活动来进行的。

布鲁贝克在《高等教育哲学》一书中将不同教育流派的高等教育哲学理念总结为两种观点：一种是认识论的高等教育哲学；另一种是政治论的高等教育哲学。

认识论哲学观认为，高等教育是以“闲逸的好奇”精神来追求真理，而政治论哲学观则认为，追求真理、探讨学问不仅是为了满足学者“闲逸的好奇”精神，大学还应走出“象牙塔”，承担起培养人才和为国家、社会服务的责任。

细究这两种哲学观可以看出，二者的区别在于高等教育的最终目的是为“国家、社会服务”还是仅仅出于“闲逸的好奇”，但二者都一致认为大学的本质使命在于“追求真理、探讨高深学问”，即从事学术活动、追求学术至上应当是大学生生不息所追求的终极目标。

（二）学术自由
大学是一个追求真理的场所。

弗莱克斯纳说道，“大学在本质上是追求智力目标过程中，学者、教授和学生自然地混合在一起的自由的社会”［2］。

大学追求真理所进行的学术活动需要自由环境和自由状态的支撑，更进一步讲，学者们只有在不受限制和不受外界干扰的氛围中，其工作状态才能发挥到最佳水平，否则，“这种自由一旦被剥夺，他就失去了充分参与智力交流活动的机会，而智力交流活动却是有助于培养人的价值观，有助于认识世界，有助于发挥那些最具人性特点的思维和想象力的”［3］。

作为大学最古老的传统之一，学术自由为学者提供了充分的空间去自由地进行研究并可以大胆地发表言论或出版，“而不用考虑真理是否受欢迎，是否引起争论，是否不合时宜或令人讨厌”［4］。

曾领导依阿华大学和达特茅斯学院的詹姆斯·弗里德曼认为，学术自由真正维护了人类和社会的最高利益，并“保证每一代中最有前途的人能获得良好的机会，免受外部压力一时知识风尚的干扰，去研究人类关注的基本问题”［5］。

回顾大学发展的历史轨迹可以发现，从它产生之日起，大学便一直坚守着学术自由的精神理念。

作为西方大学最原始的形态，古希腊时期柏拉图所创立的雅典学园就开始自由地进行学术探索和学术对话。

之后，大学从中世纪一路走来，曾先后经历了教会、皇室、国家不同程度上的控制，即便如此，学术自由作为大学孜孜以求的精神从未湮灭。

19世纪初，德国学者洪堡提出将学术自由作为研究型大学
生存的原则之一，这一举动进一步稳定并强化了学术自由在大学中的地位并在日后被世界各国广为接受。

20世纪初，美国建立了大学教授协会（AAUP）并发布了关于学术自由和终身聘任制的原则声明，指出如果大学不能全面接受和贯彻落实学术自由的原则，那么大学就不能履行她的三大功能，其结果将影响大学的效率，破坏大学的精神并损害社会利益。

终身聘任制是学术自由发展史上重要的丰碑，也是学术自由走向制度化的新征程。

（三）学术自治
学术自治也是大学学术文化的古老传统之一。

学术自治和学术自由是一对孪生姐妹、相伴相生，前者是后者得以保障的先决条件，后者则是前者实施之后的应然结果。

学术自治的核心目的是使学者团体在从事高深智力活动的同时，免受外界的干扰与纷争从而独立自主地探求真理。

从大学的外部来看，学术自治表现为大学独立于宗教、国家等其他机构之外而独立、自主地决定其内部事务；从大学的内部来看，学术自治表现为大学可以自主决定组织内部的规章制度和学术标准，自主从事教学、科研活动，自主确定学科和专业并且自主聘用教师、选拔学生。

纵观大学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学术自治的传统从中世纪大学开始就已存在，这一时期的大学是一个由教师和学生组成的、执着于学术事务的具有高度自治的社团，因为“大学要履行探索真理的天职而探索和传授高深学问，所以受教皇或皇帝的通牒保护，成为调停于神权与皇权的中间力量，这一地位给予大学一定的自主权”（李荷，2010），由此，中世纪大学可以概括为是“教会和君主授予特权的师生独立团体”［6］。

18 19世纪以来，随着民族主义和国家至上主义意识的强化，大学与宗教的关系日渐疏离，国家对大学的干涉和控制越来越多，学术自治空间遭受到严重的挤压。

19世纪初，德国学者洪堡在发展研究型大学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国家应从政策、经费上保护和支持大学对高深学问的探究，但同时也应最小程度地干涉大学。

洪堡的提议既使大学处于国家的支持和庇佑之下，同时又使大学确保自己拥有足够的自治空间。

进入20世纪以来，呼唤大学走出象牙塔之声日益强烈，大学除教学和科研之外，同时也承担起了为国家和社会服务的职责，尽管大学与国家、社会、市场之间的关系日益紧密，但学术自治仍被学者视为处理大学与外部环境的有效准则。

正如赫钦斯所言，“失去了自治，高等教育就失去了精华。

”［7］
二、学术资本主义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知识经济社会的到来，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转变为高新科技知识的竞争。

大学作为知识生产和科技创新的主体，其作用和地位日益凸显。

随着大学通过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来参与国家和地方经济发展的程度越来越高，各国重新调整了高等教育政策，鼓励大学与市场的密切合作，美国《贝多法案》的出台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此外，受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各国政府为了减轻经济上的压力，纷纷削减了高等教育的公共经费支出。

为了应对来自外部环境的压力，大学的决策者希望通过教师和他们的研究成果来产生财政上的回报，学术资本主义应运产生。

美国学者希拉·斯劳特和拉里·莱斯利在他们的专著《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中提出了“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院校及其教师为确保外部资金的市场活动或具有市场特点的活动［8］。

通俗地讲，学术资本主义就是“学术知识的资本化”，在工业社会当中，“资本”包括土地、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等，而进入知识经济社会，技术、发明、专利、版权这些“软”性的知识逐渐成为资本的主要内容。

由“学术资本主义”的定义可知，市场活动（market activities）和类市场的活动（market－like ac-tivities）是学术资本主义的两种主要行为，市场活动“就院校而言是营利性的活动，像获得专利及随后的专利权使用费和许可协议，以及衍生公司、独立公司、产学伙伴关系等具有利润成分的活动”，此外，“还包括更加世俗的活动，如来自教育活动的产品销售和服务（如标志和体育设施），与食品服务公司和书店的利润分成，等等”［9］。

类市场的活动指院校的教师通过争取企业的捐赠、研发合同以及其他的校企合作来获得外部资金。

这些行为的出现，一方面为大学获得了额外的办学经费，促进了大学的发展，另一方面，它使得长期以来蛰居于象牙塔中、以追求真理为终极目标的大学，发生了一场“静悄悄的革命”。

学术资本主义的到来使得大学在很多方面发生了变化。

从教师扮演的角色来看，教师从传统的学者身份转变为学者与“学术资本家”或“学术创业家”兼具的双重身份，他们不仅生产知识，同时还从事贩卖知识和应用知识的事情。

从研究取向来看，“闲逸的好奇”精神所驱动的对“纯科学”和基础研究的兴趣，逐渐转向为市场导向的实用性研究。

从知识属性来看，大学所产生的知识是具有公益性的产品，当知识流向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活动之中，它
被看作商家之间竞争的法宝和谋取利润的源泉，知识就变成具有保密性和私有化的产品。

从组织特征来看，学术成果与商业行为的直接联姻使大学这个学术组织机构产生了“类企业”的特征和行为，市场、竞争、成本、效益、效率等字眼逐渐渗透进了大学。

从大学管理方式来看，从中世纪大学产生以来，大学的传统管理方式便是学者社团的自我管理，即便是在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盛行的时候，大学也努力保持与国家之间的距离，抵抗国家的干预，而当学术资本主义悄然出现之后，大学管理方式正在经历一种范式的转变，正在从传统的“学者共同治理”向“新管理主义”转变，即企业化的管理方式和运营方式被应用到大学当中，成本、效益、竞争等成为大学关注的对象。

三、学术资本主义对学术文化传统的挑战
（一）“学术至上”使命受到挑战
长期以来，学术与商业和市场是截然分开的。

随着社会的变迁，大学逐渐从社会的边缘地带游离到中间地段，特别是当大学服务社会的职能产生之后，大学与社会的关系更加紧密，但即便如此，对纯粹科学知识的探求仍然是大学的核心价值追求。

通过知识的资本化促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这种目标是被传统学术理念所拒斥的，因为这种任务应归属于企业和其他机构来完成，大学仅仅是进行人类社会最本真追求的场所。

20世纪80年代之后，“第二次学院革命”的兴起使学术资本主义在大学当中悄然兴起，“学术至上”的传统理念以及学术本身的含义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了挑战，“当学术不仅仅转变为智力上的努力，而且还是经济上的奋斗时，很多大学一直以来所坚持的科学与企业之间的分离状态被打破了，因为大学自己也变成了企业家”［10］，可见，学术资本主义的到来使得“学术”的传统意义得以延伸，学术不仅仅意味着一种智力上的挑战，而且还包含对经济利益的追逐；同时学术资本主义还使得大学的身份从追求真理的场所变为创业基地，教师变成了兼具“学者和创业科学家”双重身份的人物。

当传统遭遇现实的挑战时，二者之间的冲突必然会在一定情形下爆发，20世纪60年代末沃里克大学中的校园骚乱事件便是典型的冲突事件。

在沃里克大学创立之初，副校长巴特沃思提议将它建设成为一所“适应时代需要的大学”，他强调大学与企业的合作并寻求在大学中灌输一种亲工业的态度，但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英国大学中传统的“学术至上”理念仍然根深蒂固，学者们反对与工业过分密切的联系与合作。

于是，1969年在沃里克大学内部发生了一场激烈的骚乱，学生占领了行政大楼，卷宗被抄，副校长和相关工作人员遭到了学生严厉的打击，而且随之而来还出版了一本颇具讽刺意味的书———《沃里克大学有限公司》，以此来揭露大学内部的学术资本主义行为［11］。

从这一案例中可以看到，当大学传统的“学术至上”使命遭遇挑战时，二者之间尖锐的矛盾如果得不到协调和解决，就必然会在一定的时空中爆发。

（二）“学术自由”传统遭到侵袭
在学术资本主义的影响之下，大学中的教学活动以满足学生的需求为准，研究则偏重于能产生经济效益的应用研究。

学生给大学交纳高额学费来购买他们想要得到的产品，因此，大学中的教学活动从学科的创立、课程的设置，到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以满足它的顾客———学生的需求为准。

在研究方面，学术资本主义使传统的对基础研究的关注转向了能带来巨大收益的应用研究，而基础研究的重大特征之一，就是某个人无论在何种程度上都不可能预知科学发展带来的结果，“伟大的研究者在研究时经常会转向新的领域。

这种只对创新性头脑开放的意外之喜，使我们的世界充满惊奇和生机，并且只有大学能支持它”［12］，而对应用研究与特定研究目的的关注，限制了研究者思想与意识的自由驰骋，同时也使研究者失去了研究过程中的“意外之喜”和“惊奇”。

此外，当企业与大学签订合作合同、委托大学研究和开发他们所需要的产品时，大学的教师们将面对来自企业赞助者的巨大压力和密切监督。

在《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一书中，作者希拉·斯劳特在对澳大利亚新波大学教师的访谈中提到：“……他们（小麦局）是我最大的经费来源，资助了两个大的项目……执行主任今天刚刚来过……他非正式地说他们正努力使他们的钱得到更多应用上的快速回报。

听到这个，我认为我最好开始考虑生物技术方面的问题。

他们定期来检查我们的工作。

以前是一年一次。

现在是两次。

他们更密切地监督我们。

由于大学和资助团体的缘故，我们通常有一种到处都负有更多责任的感觉，而且有一种感觉是我们应当做更多的应用工作。

我对此特别不高兴，因为这基本上不是我们的主要职能。

”［13］当企业为大学提供研究经费之后，教师的研究内容、研究进度和研究效果都在企业的监管和控制之下，教师基本上丧失了自主处理事务的权力。

可见，大学获得外部提供的财政支持是以牺牲教师的学术自由为代价的。

当学术资本主义产生之后，学者所追求的“自
由的环境和自由的研究状态”不复存在，教师所拥有的传统的教学和研究自由遭受到严重的侵袭，洪堡提出的“学术自由”大学理念如逝去的风景，于现实之中渐行渐远。

（三）“学术自治”理念面临威胁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为大学提供资源的人或机构就有权力对大学进行管理和控制。

也就是说，大学从外部获得的资源越多，它对外部环境的依赖程度就越严重，大学的自治程度也会越低。

自从18 19世纪大学成为国家统治下的机构以来，大学与政府的紧张关系便一直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

二者的逻辑关系是：政府是大学的投资创办者，大学接受并依赖政府的资源得以生存，这种“授受”关系使得传统的学术自治空间遭受挤压。

随着国家高等教育政策的调整和学术资本主义的产生，政府已不再是大学学术自治传统唯一的威胁者了，来自市场的压力成为人们新的担忧———“伦理上的问题是这样的，参与是否会转移大学传统的教学和科研职能———关于价值观的问题。

有人担心大学对经济问题的关注会使它丧失独立性。

……‘大学—企业’关系的批评者坚持认为大学在卷入这些活动时正在冒着失去其独立身份和特殊使命的危险”［14］。

事实证明，上述担忧并不是杞人忧天，当大学试图通过摆脱政府的财政资助重获自主时，学术资本主义却使大学变得更加依赖于它的新的收入提供者———企业和市场，同时再一次失去自主权。

“大学尝试获得其他的收入。

但是替代品经常附带着条件；它们要求履行一定的条款。

……最终的结果是教学科研人员的努力从由政府固定拨款和学费资助的活动，特别是教学及相关活动，显著地转向在竞争性的‘市场性的’领域中创造收入并满足那些奖励条件的活动。

”［15］当大学与市场联姻之后，“满足消费者需求”、“效益至上”等这些市场所应遵循的规则进入到大学之中，大学就不再能够拥有自主地决定和处理内部事务的权力，市场作为资源提供者成为大学新的“主人”。

四、传统还是现实：大学何去何从
千百年来，大学面临过无数次价值观的碰撞：个人与社会、理性与功利、科学与人文、精英与大众、教学与科研、学术与行政……在这一次次的冲突与融合之中，大学跌跌撞撞一路走来，成为人类社会中最历久弥新的机构。

当前，学术文化传统与学术资本主义的博弈是摆在大学面前的又一个难解的命题。

对于这一现象，目前学术界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部分学者认为学术资本主义的到来会使大学失去千百年来累积的学术文化传统，甚至有学者认为学术资本主义是“一场被资本意淫的政治狂欢”，他们呼吁大学走出资本化的困境，回归大学学术圣殿的传统；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在当前社会中，没有任何组织机构有理由蛰伏于象牙塔之中独群寡居，他们认为大学应成为国家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动力和引擎，大学知识的资本化与商业化是大学推动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因此，即便以牺牲学术文化传统为代价也是值得的。

英国学者阿什比在《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中说道：“大学像动物和植物一样地向前进化。

所以任何类型的大学都是遗传与环境的产物。

”“它们在向前进化的过程中，正经历着遗传体系经常遇到的进退两难的困境：一方面它们本身必须改变以适应社会的新形势，否则将遭受社会的抛弃；另一方面，它们在适应社会的改变中，又不能破坏大学的完整性，不然就将无法完成它们所承担的社会责任。

”［16］当前学术文化传统与学术资本主义的博弈正处于这样一个两难境地。

大学究竟何去何从？这是摆在我们每一个教育研究者面前的课题，值得我们沉思和探究。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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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邱梅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