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的五次中医存废之争

我国历史上的五次中医存废之争2010-06-14作者：张功耀1936年，陈邦贤先生出版的《中国医学史》，把张骞从西域引种苜宿和葡萄也算做中外医学交流。

其实错了。

张骞的这个作为，充其量可算做农作物引种，与医学交流并不相干。

查历史，这样的农作物引种，从西汉开始一直都在进行。

后来，我国陆陆续续从波斯和印度引种了黄瓜、胡椒、大蒜、豌豆、青豆、亚麻、萝卜、甜菜、大枣、芹菜、葫芦、莴苣、无花果，等等。

这些都不能算是中外医学交流。

中国人从国外引进医、药、以及医药思想和方法，可能比引进蔬菜和谷物种子要早。

比如，“不调”这个中医病理学概念，就有可能来自古代印度的“四大不调”（地、水、风、火）和“饮食不调”，而不是古中国人自己创造的。

此外，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法药咒》有“五藏平和，六腑调顺，七十五脉，自然通畅”等语。

众所周知，中医生至今还不会做解剖。

他们的五脏六腑概念至今还相当混乱。

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测，“五脏六腑”的概念可能是某些中国人从印度人那里在道听途说中得来的。

因为听得不那么仔细，口耳相传之后，便成了目前这个混乱不堪的样子。

还有，学过中医的都知道，中医把眼睛分成“五轮八廓”。

这个“五轮八廓”，可以清清白白地在印度的佛教著作《龙树菩萨论》当中读到。

这部佛教著作比任何一部中医典籍都早。

因而可以断言，中医里边的“五轮八廓”是件舶来品。

至于阿魏、诃勒黎、郁金香、丁香、龙脑、没药、红花、没食子、皂荚、苏合香、安息香、乳香、硼砂、芦荟之类的药材，都是来自国外的“上门女婿”。

对此，稍微有点中医药历史常识的人都很容易接受。

遗憾的是，任何外来的东西，到了中国都会走样。

古往今来，概莫能外。

就连科学这样严肃的东西，也难以幸免。

外来的医学和药学，一经“酱缸文化”（现在有人把它叫做“中国化”）的浸染，许多都失去了原有的样式。

最近在网络上议论纷纷的芦笋，在国外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明明白白地只是蔬菜。

可是，到了咱们中国，它就变成了“抗癌辅助药”。

中国人这种近乎涂鸦的“创新”和“中国化”，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与“西方科学”的对立。

不过，进入中国的西方科学当中，也有一些是中国人无法进行涂鸦式创新和中国化的。

在那些为自己的饭碗而爱国的中国人看来，正是这些不能被中国化的东西，对中国社会的“危害极大”。

因为这些洋夷文化总是无情地打击中国人的自尊心，并褫夺中国人的饭碗。

然而，仿佛世界上的任何变革和进步总是与中国人过不去。

华佗本是中国古代医学的象征，也是中国人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偶像。

可是，只要稍微有点科学常识的人都可以戳穿，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医学奇人”是捏造出来的。

在华佗那个时代，中国实际上不具备任何施行开颅术所需要的配套技术。

如伤口消炎技术，固定头颅的方法，施行开颅术的工具制造（用斧头作开颅工具是绝对不可以的），等等，在当时都不具备。

连起码的开颅技术基础都不具备，何以能够开颅？此外，稍微有点病理学和解剖学常识的人不难想象，开颅之后通常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手术。

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本中国古代医书记录了头颅里边的结构。

据此不难判断，假若华佗果然能够开颅，他也只能在开颅以后望着那堆血水发呆。

可是，那些为了自己的饭碗而爱国的英雄们，绝不许科学的进步而推倒和怀疑华佗。

君不见，我国的中医生谋生，就靠墙上那面“华佗在世”的锦旗。

华佗的威信一经丧失，不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要一落千丈，而且不可避免地还要导致中医生们的饭碗危机！“真他妈妈的问题”是，历史车轮并不是中国人可以随心所欲开动或阻挡的。

早在唐朝，华佗的威信便遭遇挑战了。

据《资治通鉴?唐纪十九》记载，永淳元年（公元682年）11月，唐高宗李治在没有任何明显前期症状的情况下，突然双目失明。

唐高宗的侍医秦鸣鹤用大秦医术（即古罗马医术）冒死对李治施行开颅放血手术之后，居然奇迹般地使唐高宗重见了光明。

这样的头颅外科手术，至今的中医生还没有能力施行，也不能把它中国化，更创新不了。

这些不能被中国人做更多创新或中国化的医术，对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是一个严重的伤害，对中医生的谋生来说更是一个严重的挑战。

正像鲁迅先生所描述的，它是一个“真他妈妈的问题”。

于是，中西医之间的对立，便在外来医术不断引入中国之后步步深入、日益扩大地凸显出来了。

外来的医术之所以能够从那遥远的地方久经不衰地传到中国来，并且能够站稳脚跟，必有其过人之处。

中国本土的医术之所以传不出去，甚至在国内传不了多久都要遭遇淘汰，自然也有中国本土医术不被接受的原因。

这本不需要展开任何争论。

若是病人，各人择善而师，一切都解决了。

可是，中国人独特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却偏偏没有择善而师的勇气。

明明是个饭碗问题，却硬说是文化问题，甚至民族存亡问题。

自己不去反思自己的落后，却总是抱怨别人太进步。

于是，一个原本很简单的问题都被争论得面红耳赤，厮打得头破血流！自觉一点的中国医生，像秦鸣鹤那样的人，为了丰富自己的医术，便能够自觉地学习西洋医术。

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像秦鸣鹤那样谦虚地向别人学习，并且勇于实践，中国的医术有可能提高得更快一些。

可是，偏偏中医生们害怕学了洋人的医术会坏了老祖宗的师传。

于是，他们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那就是奋起抵抗来自外部世界的先进，以图保守丑态百出的落后！假若我国的医学从唐朝开始就像秦鸣鹤那样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中国的医学可能早就与世界一道前进了。

然而，那唐朝进入的“大秦医术”（欧洲医术），还有那元朝进入的“回回医”（阿拉伯医术），犹如昙花一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金篦子术（针刺拔去白内障）原本来自回回医。

可是，中国人不会固定眼球，终于做不了这个手术。

于是，这金篦子术虽然见于不少中医文献，却一直是一个毫无实际意义的空洞记载。

中国人其实没有太多的学习和创新能力。

据文献记载，开颅术只有秦鸣鹤一个人学会了。

金篦子术则至今没有一个中医生能做。

可见，中国人的学习能力不强。

至于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充其量不过拿着别人已经成型的东西再涂鸦几次。

中国人如此低下的学习能力和近乎恶作剧的“创新”，在世界竞争的大潮中，是不可能逃避其受冲击的厄运的。

到了清朝，外国人开始来华兴办医疗机构。

或医人庙，或诊所，或学校，迅速地在中华大地蔓延开来。

这对于那些不肯学习，不愿学习，或没有能力学习外来医术的中医生来说，无异于“抢饭碗的强盗”来了。

然而，尽管中医生那样恶毒地骂别人强盗，但“强盗”开的医院却总是门庭若市。

先是中国的达官贵人优先选择“穿白大褂的洋医生”看病。

后来，就连普通老百姓也优先选择洋医生看病了。

中医的无能和西医的强势是有目共睹的。

在这个背景下，中国的学者们便开始起来探讨中国的医学向何处去的问题。

这就引爆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中医存废之争。

这场争论从19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一直延续到了清朝灭亡。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清朝末年的中医存废之争完全不涉及国家利益。

中国本土的医生是私人性质的，外来的医疗机构也是私人性质的。

从皇亲国戚到平民百姓，都有选择自己所喜欢和信任的医术的自由。

你觉得西医好，你可以选择看西医；你觉得中医好，你也可以选择看中医。

在政府官员中，李鸿章既看西医，也看中医。

曾国藩则“决意不看中医”。

尽管他们都是政府的股肱人物，但是，他们的偏好并不影响国家的医疗政策。

当时的中国政府没有设立卫生部，医生的开业和执业享有充分的自由。

所以，医生的“饭碗问题”完全不需要李鸿章和曾国藩们去操心。

由之，当时的中医存废之争，既不影响政府的中医政策，也不妨碍中医生们的开业，当然也不存在患者看病是不是可以报销，报销额度有多大的问题。

1912年，中国成立了中国科学社。

从那以后，中国人开始探索自己的科学教育问题。

于是，大学该不该开中医课，就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二次中医存废之争的基本内容。

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部，理直气壮而且果断明确地拒绝了在大学开设中医课。

1923年，国民政府通过了“取缔中医实施细则”。

1925年，国民政府又颁布了“禁止中医进大学”的法令。

由此可见，中医药不许进大学是当时的中央政府一贯坚持的政策。

不过，在那个时候，中医教育的主流是师徒传承模式。

全社会也不存在“学生就业”“教师评职称”“医生考行医执照”等问题。

由之，中医界对大学该不该开中医课也很想得通。

大学不开中医药课程，想学医的照样可以学医，想行医的照样可以行医。

读者不难看出，这两次中医存废之争都没有形成太大的利害冲突。

是故，也就没有导致任何社会振荡。

到了1928年，国联（联合国的前身）的官员来中国考察，发现偌大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居然还没有卫生部。

于是，强烈要求中国政府成立一个负责全国医疗卫生事业的机构。

就这样，中国才首次有了卫生部（当时叫全国卫生委员会）。

这个机构一成立，首先碰到的问题是“谁是医生”。

给那些开中医单子的，推拿按摩的，拔火罐的，放血的，刮痧的，烧香划水的“中医生”颁发行医执照行不行？有人估算过，如果给这些人发行医执照，中国人口的70％都将是医生！1929年，首届全国卫生委员会的委员们齐聚南京开会，特别涉及了这个“医生资格问题”。

出席全国卫生会议的委员一致认为，医生需要一定的医学、解剖学、生理学、病理学、微生物学知识。

中医生缺乏这方面的知识。

因此，中医生不够医生资格。

国家应该逐步废止中医，而不应该盲目地认同中医生行医。

但是，中国人口众多，当时的西医生人数太少，中医生遍地都是，单靠西医生承担不了全国的医疗卫生职责。

鉴于此，余云岫先生提出一个方案，建议只给当年已经年满20岁的中医生颁发行医资格证书，今后不再发。

以这种方式，花40年左右的时间，在中国彻底废除中医。

这个方案不但涉及中医生的自尊心和饭碗问题，而且还涉及中医生们的“传宗接代”问题。

所以，它遭遇了全国中医界的严重抗议。

这就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三次中医存废之争”。

此后的中国多灾多难。

中原大战爆发以后，国民政府根本无心过问医生的行医资格问题。

不久，日本侵略者窥视我国，并且发动了“九一八事变”。

从那以后，国民政府内忧外患，相应地，“医生资格问题”也不了了之。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了。

国民政府没有解决的中医问题，历史性地落在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头上。

于是，在1950年8月全国第一次卫生工作会议上，新中国的医生们继续讨论了“中医存废问题”。

这就是我国历史上的第四次中医存废之争。

争论的结果，形成了一个共识，叫做“西医中国化，中医科学化”。

与之相配套的措施，包括引导中医生自我进步，和对长期累积起来的医疗陋习进行整顿。

应该说，这些共识和措施是正确的。

可是，相关的政策和措施实行还不到3年，就实行不下去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毛泽东曾经提出过“两个合作”的设想。

朝鲜战争一爆发，首先使“两个合作”当中的“与爱好和平的资本主义国家合作”进行不下去了。

中苏关系恶化之后，“与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合作”也进行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