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历史上的五次中医存废之争

我国历史上的五次中医存废之争2010-06-14

作者：张功耀

1936年，陈邦贤先生出版的《中国医学史》，把张骞从西域引种苜宿和葡萄也算做中外医学交流。其实错了。张骞的这个作为，充其量可算做农作物引种，与医学交流并不相干。查历史，这样的农作物引种，从西汉开始一直都在进行。

后来，我国陆陆续续从波斯和印度引种了黄瓜、胡椒、大蒜、豌豆、青豆、亚麻、萝卜、甜菜、大枣、芹菜、葫芦、莴苣、无花果，等等。这些都不能算是中外医学交流。

中国人从国外引进医、药、以及医药思想和方法，可能比引进蔬菜和谷物种子要早。比如，“不调”这个中医病理学概念，就有可能来自古代印度的“四大不调”（地、水、风、火）和“饮食不调”，而不是古中国人自己创造的。此外，从印度传入中国的《佛法药咒》有“五藏平和，六腑调顺，七十五脉，自然通畅”等语。众所周知，中医生至今还不会做解剖。他们的五脏六腑概念至今还相当混乱。据此，我们有理由推测，“五脏六腑”的概念可能是某些中国人从印度人那里在道听途说中得来的。因为听得不那么仔细，口耳相传之后，便成了目前这个混乱不堪的样子。还有，学过中医的都知道，中医把眼睛分成“五轮八廓”。这个“五轮八廓”，可以清清白白地在印度的佛教著作《龙树菩萨论》当中读到。这部佛教著作比任何一部中医典籍都早。因而可以断言，中医里边的“五轮八廓”是件舶来品。至于阿魏、诃勒黎、郁金香、丁香、龙脑、没药、红花、没食子、皂荚、苏合香、安息香、乳香、硼砂、芦荟之类的药材，都是来自国外的“上门女婿”。对此，稍微有点中医药历史常识的人都很容易接受。

遗憾的是，任何外来的东西，到了中国都会走样。古往今来，概莫能外。就连科学这样严肃的东西，也难以幸免。外来的医学和药学，一经“酱缸文化”（现在有人把它叫做“中国化”）的浸染，许多都失去了原有的样式。最近在网络上议论纷纷的芦笋，在国外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明明白白地只是蔬菜。可是，到了咱们中国，它就变成了“抗癌辅助药”。

中国人这种近乎涂鸦的“创新”和“中国化”，不可避免地要造成与“西方科学”的对立。

不过，进入中国的西方科学当中，也有一些是中国人无法进行涂鸦式创新和中国化的。在那些为自己的饭碗而爱国的中国人看来，正是这些不能被中国化的东西，对中国社会的“危害极大”。因为这些洋夷文化总是无情地打击中国人的自尊心，并褫夺中国人的饭碗。

然而，仿佛世界上的任何变革和进步总是与中国人过不去。华佗本是中国古代医学的象征，也是中国人树立民族自信心和自尊心的偶像。可是，只要稍微有点科学常识的人都可以戳穿，中国历史上的这个“医学奇人”是捏造出来的。

在华佗那个时代，中国实际上不具备任何施行开颅术所需要的配套技术。如伤口消炎技术，固定头颅的方法，施行开颅术的工具制造（用斧头作开颅工具是绝对不可以的），等等，在当时都不具备。连起码的开颅技术基础都不具备，何以能够开颅？此外，稍微有点病理学和解剖学常识的人不难想象，开颅之后通常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手术。但是，迄今为止，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一本中国古代医书记录了头颅里边的结构。据此不难判断，假若华佗果然能够开

颅，他也只能在开颅以后望着那堆血水发呆。

可是，那些为了自己的饭碗而爱国的英雄们，绝不许科学的进步而推倒和怀疑华佗。君不见，我国的中医生谋生，就靠墙上那面“华佗在世”的锦旗。华佗的威信一经丧失，不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尊心要一落千丈，而且不可避免地还要导致中医生们的饭碗危机！

“真他妈妈的问题”是，历史车轮并不是中国人可以随心所欲开动或阻挡的。

早在唐朝，华佗的威信便遭遇挑战了。据《资治通鉴?唐纪十九》记载，永淳元年（公元682年）11月，唐高宗李治在没有任何明显前期症状的情况下，突然双目失明。唐高宗的侍医秦鸣鹤用大秦医术（即古罗马医术）冒死对李治施行开颅放血手术之后，居然奇迹般地使唐高宗重见了光明。

这样的头颅外科手术，至今的中医生还没有能力施行，也不能把它中国化，更创新不了。这些不能被中国人做更多创新或中国化的医术，对中华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是一个严重的伤害，对中医生的谋生来说更是一个严重的挑战。正像鲁迅先生所描述的，它是一个“真他妈妈的问题”。于是，中西医之间的对立，便在外来医术不断引入中国之后步步深入、日益扩大地凸显出来了。

外来的医术之所以能够从那遥远的地方久经不衰地传到中国来，并且能够站稳脚跟，必有其过人之处。中国本土的医术之所以传不出去，甚至在国内传不了多久都要遭遇淘汰，自然也有中国本土医术不被接受的原因。这本不需要展开任何争论。若是病人，各人择善而师，一切都解决了。可是，中国人独特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却偏偏没有择善而师的勇气。明明是个饭碗问题，却硬说是文化问题，甚至民族存亡问题。自己不去反思自己的落后，却总是抱怨别人太进步。于是，一个原本很简单的问题都被争论得面红耳赤，厮打得头破血流！

自觉一点的中国医生，像秦鸣鹤那样的人，为了丰富自己的医术，便能够自觉地学习西洋医术。如果每一个中国人都像秦鸣鹤那样谦虚地向别人学习，并且勇于实践，中国的医术有可能提高得更快一些。可是，偏偏中医生们害怕学了洋人的医术会坏了老祖宗的师传。于是，他们选择了另外一条道路，那就是奋起抵抗来自外部世界的先进，以图保守丑态百出的落后！

假若我国的医学从唐朝开始就像秦鸣鹤那样虚心学习别人的长处，中国的医学可能早就与世界一道前进了。然而，那唐朝进入的“大秦医术”（欧洲医术），还有那元朝进入的“回回医”（阿拉伯医术），犹如昙花一现，来也匆匆，去也匆匆。金篦子术（针刺拔去白内障）原本来自回回医。可是，中国人不会固定眼球，终于做不了这个手术。于是，这金篦子术虽然见于不少中医文献，却一直是一个毫无实际意义的空洞记载。

中国人其实没有太多的学习和创新能力。据文献记载，开颅术只有秦鸣鹤一个人学会了。金篦子术则至今没有一个中医生能做。可见，中国人的学习能力不强。至于中国人的创新能力，充其量不过拿着别人已经成型的东西再涂鸦几次。

中国人如此低下的学习能力和近乎恶作剧的“创新”，在世界竞争的大潮中，是不可能逃避其受冲击的厄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