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写理论视角下苏曼殊译介ARed,RedRose之现象解读

改写理论视角下苏曼殊译介 A Red, Red Rose 之现象解读
A Red, Red Rose 是苏格兰著名浪漫主义农民诗人罗伯特•彭斯一首家喻户晓的爱情诗。

该诗取材于苏格兰民谣，为歌谣体，语言晓畅明白。

诗人采用交叉韵的韵式，借助多种修辞手段，如明喻、暗喻、夸张、重复，使全诗韵律优美，朗朗上口，抒发了纯真炽热的爱情。

这一首英国文学史上的名篇在二十世纪初就有了苏曼殊的译本，以后又有不少人翻译过这首诗。

其中，公认较好的有郭沫若的译本《红玫瑰》，袁可嘉译的《一朵红红的玫瑰》以及王佐良所译《一朵红红的玫瑰》。

这些不同时期的译本各有所长，如以现代人的审美心理及标准来衡量上述几个译本，则苏曼殊的译本《熲熲赤蔷靡》算不上是佳译。

本文之旨并不在于对苏译作“好坏”、“忠实”与否的价值判断，而是将其当作合理存在的事实，对这一翻译现象进行客观地描述，并在勒菲弗尔改写理论的关照下探究：苏曼殊为何选择译介这首诗？他为何采取归化的翻译策略将这首英国诗歌译得俨然一首地道的中国五言古诗？
一、研究理据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揭示了意识形态与诗学者这两要素与译者之间的关系。

他指出，改写理论中的两个因素：意识形态与诗学操控着种种改写行为。

意识形态决定着“主题的选择和表现的形式” （Lefevere ，2007：16）。

而诗学则包含两个组成部分：
一是文学样式；二是关于文学作用的概念（Lefevere ，2007：26）。

译者同任何改写者一样，他处在特定文化情境的特定位置中，译者的意识形态和当时在译语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诗学会影响译作的形象。

而意识形态，以及诗学会制约译者的翻译活动，决定他的基本翻译策略以及他对原语中语言和论域有关的问题（属于原作者的事物、概念、风俗习惯）的处理方法（Lefevere ，2007：41）。

勒菲弗尔同时也指出：在各种因素的制约下，译者并非毫无选择，只能任凭上述各因素的摆布，相反，他可以选择“迎合”（adapt）或是“抵制” （oppose）社会系统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与诗学（Lefevere ，2007：13）。

改写理论在展示受制于意识形态与诗学因素的译者形象的同时，也“凸显了译者的主体地位” （何绍斌，2005: 70 ）。

以下便以改写理论中意识形态和诗学因素与译者的互动关系对苏曼殊译介A Red, Red Rose 现象作出解读。

二、苏曼殊译介A Red, Red Rose 之现象解读
1．译本的选择苏曼殊所生活的晚清是中国小说史上一个“最繁荣的时代”（阿英，1996: 1 ）。

而晚清的小说，究竟是创作占多数，还是翻译占多数，大概只要约略了解当时状况的人，总会回答：“翻译多于创作”。

就各方面的统计，“翻译书的数量，总有全数量的三分之二”（阿英，1996：210 ）。

造成译介西方小说繁荣局面的原因与当时的社会现实不无关系：此时正值清朝末年，国势衰微，
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封建统治阶级的困兽犹斗，改良主义的进退维谷……仁人志士纷纷开始寻求救国救民之道。

中国的知识分子经过一系列的探索，认为拯救国民的根本在于从思想上予以影响。

而小说由于影响范围广：“仅识字之人，有不读经，无有不读小说者”（任公，1989[1898]: 21 ），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配人道故” （饮冰，1989[1902]: 33 ），梁启超等人便大力提倡翻译政治小说，在当时影响极大。

在这种社会大趋势下，许多知识分子如梁启超、林纾等便开始致力于译介西方小说，以实现开民智、兴中华的目的。

他们在翻译作品的选材上，往往更看重的是作品所具有的政治教化功能，而其文学及审美价值却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因而，在我国近代文学翻译活动中，虽然有许多世界一流的作家作品被翻译介绍给中国读者，但从总体上看，“名著占不到翻译小说的百分之十，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译作是属于二三流乃至四流作家的作品” （郭延礼，1998: 32 ）苏曼殊译介彭斯的浪漫主义爱情诗则显得与当时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及诗学观念格格不入：不翻译“关切于今日中国时局者”的小说，却选择翻译诗歌，而且还是一首浪漫主义爱情诗。

苏曼殊的这一译介行为正好显示了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所具有的主体性地位。

毕竟，译者是社会的人，是活生生的能动主体，具有自身意志及诗学理想，当这些意志与诗学理想与主流意识形态及诗学不一致时，他有权在自己的翻译行为中进行抵抗。

“苏曼殊的翻译与同时代的人相反……是超功利的艺术审美和
内心的升华，几乎不带政治功利”（廖七一，2007: 76 ）。

如果说苏曼殊之前翻译的小说《惨世界》与其翻译的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雪莱的某些诗篇都还具有揭露封建统治的罪恶，激发人们的爱国热情和斗争精神的政治功利性目的的话，那他选择翻译歌颂爱情的《一朵红红的玫瑰》便全是出于表现个人情怀，审美观念和文学观念的考虑了。

苏曼殊非常注重翻译的选材的文学性。

对于当时广受欢迎的严复、林纾的某些缺乏文学价值的译作，苏曼殊抱以批判的态度：
“近世学人，均以为泰西文学精华，尽集林严二氏故纸堆中，嗟
夫，何吾国文风不竞之甚也！”（苏曼殊，1985: 226 ）苏曼殊翻译的诗歌，主要是十九世纪英国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

这是因为苏曼殊一方面对英国浪漫主义的崇尚与癖好所致，另一方面则跟苏曼殊与这些诗人有着相近相逼的浪漫气质相关。

在苏曼殊心中，英国浪漫主义文学家们既是革命的伟人，又是沉溺于爱情的情圣，从他们独特的性格中，苏曼殊似乎看见了自己的影子。

爱情的主题深入苏曼殊的内心，是他永远难割舍的一部分。

而彭斯的《一朵红红的玫瑰》既有文学形式之美，又有思想主题的崇高，生动优美的语言承载着伟大的爱情主题，因而自然成了苏曼殊译
苏曼殊翻译《一朵红红的玫瑰》采用了中国五言古体诗的形式，并自然地融入了中国古典诗歌的艺术因子，选用了大量精致典雅的词语，使译作《《熲熲赤蔷靡》全诗“词丽律严，表情委婉，俨然一首道地的中国五言古诗”（谢天振，1999: 149 ）。

以五言古体诗的形式来译彭斯的歌谣体，的确会使译作受到一些限制，而且为了兼顾形式，有时就不得不牺牲内容，影响到内容的表达。

而且译诗全用文言，用词古雅，如出自《尔雅》的“墙靡”（蔷薇），形容女子美丽的“夭绍”，形容声音悠扬的“远姚”，出自《诗经》的“掺祛”，表示“我”的“阿阳”等等，共同塑造了一幅中国古代文人仕女执袖掩面，依依惜别的画面，原诗所具有的清新简朴、素朴爽直的农夫村姑形象则完全消失殆尽了。

苏曼殊的译文如下：
熲熲赤蔷靡，首夏初发苞。

恻恻清商曲，眇音何远姚。

子美谅夭绍，幽情中自持。

仓海会流枯，相爱无绝期。

仓海会流枯，顽石烂炎熹。

微命属如缕，相爱无绝期。

掺祛别予美，离隔在须臾。

阿阳早日归，万里莫踟蹰！
但苏曼殊的译作之所以如此，是其所处时代中主流的诗学观
念影响的结果。

正如前文所述，译者的翻译策略以及他对原语中语言和论域（universe of discourse ）有关问题（属于原作者得事物、概念、风俗习惯）的处理方法往往由主流的社会意识形态及诗学观念决定（Lefevere ，2007：41）。

苏曼殊对原诗作如此处理主要是受当时主流的诗学观念的制约。

苏曼殊翻译这首诗时，与严复提出的“信、达、雅”标准的时间很近，属于同一时期崇尚古雅文学文化的氛围。

作为一个深究内典的诗人，苏曼殊对中国古诗有着深厚的造诣。

加之诗歌历来为中国文学的正宗，诗歌的形式、用词都有严格的规定与讲究，而且古雅的文言历来是正统的，为中国古代文人所接受与推崇的文学语言。

因而，苏曼殊所译的《《熲熲赤蔷靡》，无论在诗体的形式，用词的考究以及意象的塑造上都是尊崇当时主流诗学观对诗歌的要求的。

而且由于苏曼殊生活的那个时代，新的诗歌表现形式和新的文学语言都尚未产生，而且当时的文人都习惯于欣赏旧形式，因而那时的许多翻译家只得“旧瓶装新酒”，利用旧形式来译介新文学。

苏曼殊无法摆脱传统沉重的文学包袱，而像后来袁可嘉与王佐良那样可以采用口语化的语言、自由体诗，尽可能忠实地传达原诗简明、率直、清新的风格。

三、结语郁达夫曾经这样评价苏曼殊：“笼统来讲，他的译诗，比他自作的诗好，他的诗比他的画好，他的画比他的小说好”（郁达夫，1985: 115 ）。

且不论这种说法本身是否准确，但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了苏曼殊的翻译时有相当地位的。

虽然由他译介的浪漫主义
爱情诗《熲熲赤蔷靡》由于时代的发展及文学审美观念的变化，被认为“用中国旧体诗译外国诗是不适宜的” （李霁野，1984: 4），而且用词过于艰深晦涩，“恻恻清商曲”等传递的幽怨之意与原句“我的爱人像支甜甜的曲子”的轻快基调相左，同原诗简朴清新的风格也大异其趣（袁锦翔，1986: 25）。

但这毕竟割裂了苏曼殊与其所处时代的天然联系用如今的标准来衡量其译作的“好坏”、“忠实”有否终究是有失偏颇的。

本文并不以“忠实”、“好坏”的标准对苏译《熲熲赤蔷靡》作价值判断，而是基于勒菲弗尔的改写理论对苏曼殊为何译介该诗，以及译作为何如此作出解读，旨在揭示在这一翻译过程中，影响苏曼殊选材与翻译策略的确定的种种制约因素——其中，有彰显其主体意识而对主流意识形态及诗学观念的抵抗（译本的选择），也有其对主流诗学的顺从（翻译策略的确定），以期对苏曼殊这一译介行为作出客观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