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歌翻译:追寻相遇时的心灵相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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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歌翻译:追寻相遇时的心灵相通
5月8日,以“国际交流背景下各民族语言的差异性和诗歌翻译的创造性”为主题的第三届青海湖国际诗歌节高峰文化论坛在青海师范大学举行,来自55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位诗人、作家、翻译家共享盛会。
在他们眼中,诗歌翻译类似于恋人相遇时的心灵相通。这不仅仅局限于语言本身,也不仅仅是翻译技巧与准确性的问题。
一、诗歌翻译不仅仅是交流
被称为“从不会放弃歌唱的诗人”的阿根廷诗人罗伯特·阿利法诺认为,在所有语言中诗歌都是神奇的神秘的无法言说的。“诗歌的神秘难以名状,我们努力概括它,却找不到最贴切的语言。它是一种…个人化的现实‟。我们无法定义黄昏,也无法定义失去挚友的伤痛,而我们都能确定的是,诗歌是时代所需要的精神食粮。无论我们是什么民族,语言和文化有怎样的差异,我们所追求的美好诗意是一样的。”
德国诗人、翻译家顾彬翻译过北岛、西川、欧阳江河等中国诗人的作品。他认为,翻译不仅是一种交流,也是一种学习的艺术,有无限灵感和创造力可以挖掘。多年以来,很多德国作家从事作品翻译,使他们的母语德语得到外来文化的滋养。比如不少德国诗人就从古希腊、中国唐朝的诗歌中获得文字和韵律的新感悟。
中国也是如此。“五四”运动以来,外国诗歌一直是中国新诗的直接营养。北京大学西班牙语语言文学系教授赵振江表示:“上世纪40年代,诗人戴望舒翻译的《加西亚·洛尔卡》在当时就很受欢迎。…文革‟后,诗人们对洛尔卡的诗歌也非常熟悉。诗歌翻译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任教于美国康州学院的诗人麦芒认为,诗歌翻译是一种相遇。他说,相遇可能是真正的心灵相通,也可能是误会的碰撞、一厢情愿的自我投射。就像很多人追求一见钟情、心有灵犀,以为自己读懂了对方、心心相印,但往往不过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罢了。
二、诗歌翻译讲究创造性
毫无疑问,翻译这项工作最大的风险与挑战在于:把一个已经完成的作品全权交付给作者之外的另一个人,并指望在另外一种语言中,从零开始重建并竭尽所能使之接近于原作的风貌。诗人伊沙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就对此思考:“在翻译中容易…丢掉的东西‟或者说不易找回的东西是什么?自找的答案是:语感、口气、节奏……不容易…丢掉的东西‟或者说容易找回的东西又是什么?自找的答案是:词语、思路、事实……相较而言,似乎软件更容易丢掉,而硬件不容易丢掉。”
伊沙说的这些话后面,是一个集体性的思维:“提到翻译,中国的当代诗人们会集体性地想到一条在业界非常流行的…大师语录‟——美国诗人罗伯特·佛罗斯特说过的…诗就是翻译中丢掉的东西‟。有人还会用英国大诗人艾略特等人诸如…诗歌不可译‟之类的话加以佐证。在中国当代诗人这里,翻译的问题早有定论,是…不可为之‟的。”
蒙古族诗人哈森多年来一直潜心于诗歌、文学创作及翻译。她认为,翻译是一个再创作的过程,在面对两种文化共性的同时,也要面对其差异性,而后者是“诗不可译”的原因所在。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下,要保证把一个民族的诗歌语言转换到另一个民族的诗歌语言后的完好与诗性,凸显了诗歌翻译应具有的艺术性和文化性。当然,艺术性和文化性都是基于创造性。“如果一个翻译主体没有诗歌创造本能,是无法让作品在异质文化中鲜活再现的。”
赵振江则主张直译,不主张改写。“能够直译就直译。你译出来的应该是原文,这是对翻译最起码的要求。再高明的翻译者也会出错,但这不应该是翻译质量低的理由。现在有很多人望文生义,没有看懂原文就开始翻译。”
三、译者要与写作者贴近
从事了多年汉英诗歌互译工作的杨宗泽,或许更能够体悟“诗歌翻译的创造性”这个命题。他所理解的创造性,并非普通意义上的创新与创造。“创造性,即诗歌作品经翻译后,能够适于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欣赏习惯。我觉得意译与直译相结合,才有可能将原作的内核比较深刻地挖掘出来。”
作为诗人,杨宗泽说写诗难;作为诗歌翻译家,他觉得译诗似乎更难。个中原因就在于诗歌语言的多义性以及民族文化和民族语言的差异性,这和哈森的说法不谋而合。杨宗泽说,在所有文学种类的翻译中,诗歌的翻译是最难的,特别是将用象形文字写作的汉语诗歌翻译为英、法、德等拼音文字的时候,诗歌的不可译性会更加突出。
正因如此,杨宗泽有时也会深陷徒劳和遗憾的困境。杨宗泽坦言,在中西方文化存在巨大差异的情况下,他不得不面对在翻译过程中出现文字流失的情况。所以,他每翻译一部作品,总会数次品读,揣摩作者写作时的心境、生活环境等,以及他想表达的情感、意象,有时甚至会与诗人取得联系以交流、沟通。杨宗泽认为,诗歌的翻译不仅是语言文字的转换,而且是情感、意境和意象的再创造,而这种再创造,需要翻译者出神入化的功力。这种功力,不仅取决于译者的外文水平和母语功底,而且要求译者具备较高的诗歌写作水平和对诗歌翻译的热情,尊重作者的情感,认识到文化的差异。
“我相信积极开明又不急功近利地对待翻译,会给自己的写作带来好的影响。”伊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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