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时期的游侠与侠士精神
先秦时期的游侠
先秦时期的游侠“游侠”释义及其特征游侠，在先秦文献中多称为“侠”，有时也称为游侠或侠客。
《韩非子·五蠹》曾经提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将“游侠”视为危害社会的群体之一。
可见战国后期“侠”已经是一个颇有影响的社会阶层。
《史记》首次为“游侠”立传。
《汉书》继承了这一体例，设有《游侠传》。
后世人们将“侠客”称为“游侠”，如唐代诗人卢照邻《杂曲歌辞》就有“长安重游侠，洛阳富才雄”的诗句，杜甫也有“惆怅白头吟，萧条游侠窟”(《元十二曹长》)的名句。
直到明清时代游侠一词仍较流行，如《明史·阮大铖传》记载阮大铖“避居南京，颇招纳游侠为谈兵说剑”，后来章太炎在《国学讲演录·诸子略说》中也提到“颜山农颇似游侠，后生来见，必先享以三拳”。
这些都说明“游侠”一词行用的时间还是颇为长久的。
那么，究竟何谓“游侠”呢?“游”意即“交游”。
而“侠”的本义，《说文》训为“俜也”，“俜，使也”，“使,令也”。
段玉裁注：“令者，发号也。
”《韩非子·八说》篇谓“弃官宠交谓之有侠”。
《汉书·季布传》颜师古注：“侠之言挟也，以权力挟辅人也。
”荀悦曰：“立气齐，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者，谓之游侠。
”如淳曰：“相与信为任，同是非为侠。
所谓权行州里，力折公侯者也。
”相关的训释，可以看到“游侠”的初始含义，依有的专家所论，当为交游圈中的发号施令者，乃盛养刺客、门客、食客者，而“刺客”实乃游侠门下所养的宾客之一种，并非游侠(钱穆，《释侠》，《学思》杂志第1卷，1942年)。
然而，先秦时期所谓的“刺客”在后世也多被视为游侠，并且作为游侠的主要部分而为人们所称颂，亦是不争的事实。
因此司马迁才在《史记·游侠列传》中有“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
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的说法。
考之先秦文献，战国后期的韩非子从维护专制君主集权的立场出发，视“以武犯禁”之侠为“五蠹”之一。
先秦的侠士为何温暖了中国历史
先秦的侠士为何温暖了中国历史作者 王 皓当我们聆听远古的歌声，有《春江花月夜》的清雅柔美，也有《十面埋伏》的慷慨激越。
从史家之游侠到小说中的“侠之大者”，中华古典时期的侠义精神渐渐融入战地军歌，汇入家国情怀的全图景之中。
军歌嘹亮，响彻云霄。
进入近现代时期，侠义精神又与保家卫国的牺牲精神融为一体，留下一曲又一曲中华民族的英雄赞歌。
追溯国家军队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中国古代侠文化为国为民，舍生取义的英豪之气。
中国的侠文化源远流长。
《韩非子》中关于“儒”与“侠”的表述是目前已知文献中最早提到“侠”的经典文本，“侠”与“儒”的并提中彰显出所具备的武力特质。
司马迁《史记》中列有专门的《游侠列传》，游侠群体的共性是能做到“然其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路见不平便有侠拔刀相助，有信重诺而不惜牺牲自我。
于是，史家之绝唱中有荆轲明知难以成事，却毅然前行，伴随易水壮歌上演了牺牲自我的一幕。
无论是居于庙堂还是行走江湖，侠身上独具的热忱和情怀自然地融入文本之中，一个一个奔走的身影演绎着或悲或喜的人生故事。
侠的衣着，侠的剑器，侠的身法，侠的武技，都是激发阅读欲望的兴趣点。
只要有侠存在，相关的叙事文本就会受到读者的青睐，仗剑行侠当可快意恩仇，浪迹天涯却能笑傲江湖。
中古小说史中的“侠”仅仅是文本的组成部分，因“侠”而完成情节设计；近古时期则出现专题的武侠小说，侠客在世俗化中而有人间的烟火气，终成文学家笔下的核心形象。
当今时代，是一个崇尚英雄、学习英雄、捍卫英雄、关爱英雄的时代，让我们首先理解英雄。
在先秦历史上，有一群特立独行的人。
他们或是铮铮铁骨，汩汩热血，结草衔环，亡身报恩；或是踽踽独行，默默不语，见危而来，事了而遁；或是仗剑游荡，锄强扶弱，路見不平，拔刀相助。
67 印象大同 THE IMPRESSION OF DATONG辅佐之意。
由此可知，“侠”字的核心意思当是帮扶他人之人。
由勇武之士到排忧解难之侠，其自身有一个变化发展的过程。
侠客和侠义精神的起源
侠客和侠义精神的起源公元前202年，刘邦登基。
开始有仇报仇，有怨报怨。
一道通辑令遍传国中：有捉拿到季布者赏千金，窝藏季布者株连三族。
季布何许人也？他是项羽手下的大将，曾多次跟刘邦过不去，让刘邦难堪。
刘邦隐忍多年，一朝大权在握，必诛之而后快。
此时季布躲在濮阳一位姓周的人家里，看到通辑令，这位姓周的也顶不住了，跟季布说：“要么你听我的安排，要么我立马死在你面前。
” 当一辆大牛车拉着数十个僮仆出现在山东朱家的门前时，朱家看出那个剃着光头，脖子上套上铁圈，一副奴才打扮的人，就是季布。
朱家买下全部僮仆，让季布去做田，背后跟儿子说：“种田的事，这人想怎么的就怎么的，不过你必须跟他一块进餐。
”随后朱家就坐上一辆马车去洛阳见汝阴侯，在那里盘桓了数日，才跟汝阴侯说：“那个季布有什么了不得的大罪，皇帝捉拿得这么紧？”侯爷就把事情说了。
“您觉得季布怎么样？”朱家问。
“是个人才！”侯爷夸道。
“季布得罪皇帝的时候，是项羽的大将，当时也是各为其主，皇帝要杀项羽的旧臣，杀得尽吗？做皇帝的怎么可以以一己私怨杀人呢？况且现在追杀的这个人很有才干，万一他跑到国外去了呢？当年楚平王就是这么追杀伍子胥的，结果若干年后，伍子胥倒杀回来鞭楚平王的尸。
这个道理，您还是给皇上说说吧！”朱家说。
侯爷猜测季布就在朱家的家里，但还是跟刘邦说了，刘邦赦免了季布，还给他封了个官。
季布在历史上算是个名人，直到今天，我们还有一句成语跟他有关：一诺千金。
《史记》记载，季布此人，为气任侠，在楚国一带很有名，楚国老百姓有一句民谣说：“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
”可见他当时的名望。
不过，作为侠客，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世，他的名头都远不如救他的朱家。
从某种意义上说，朱家可算是中国有史以来以行侠仗义而被树碑立传的第一人。
司马迁在《史记》之《游侠列传》中，虽然也把战国四公子：信陵君、平原君、孟尝君、春申君等列为侠客，但这些人都已被专门立有列传，最早为侠客立传的《游侠列传》记载的侠客首推朱家。
侠客之行，武为末节
侠客之行，武为末节作者：来源：《党员生活·中》2018年第12期说起武侠、侠客似乎一定要有一身“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绝顶功夫，然而，真正侠客以侠义为要，武不过是手段，末节而已。
秦汉游侠：事了拂衣去，深藏身与名《史记》里，有两种列传特别引人注目。
一是游侠，二是刺客。
让人诧异的是，不论是勇于献身的刺客第一人专诸，知恩图报的聂政，还是“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荆轲，在司马迁眼里，居然都算不上侠。
那谁才能算是侠呢？春秋末年，楚国请巧匠公输班制造攻城器械准备吞并宋国。
墨子听闻此讯，不顾个人安危，赶了十天十夜的路来到楚国郢都，先把公输班质问得哑口无言，又去说服楚王，让他打消了攻宋的念头。
墨子的奔走，让楚宋之间免于一场战火，如此作为，算不算侠？此事还未了。
墨子在归途中经过宋国，适逢大雨，但宋国守城门者不肯让他进城避雨，墨子也没有抱怨和解释。
是了，这正是先秦时期侠客祖师的胸襟。
和墨子一样，齐人鲁仲连也是深有大才却不愿为官，以游侠的身份周游各国，多次以智能化危难于无形。
他以三寸不烂之舌化解秦国攻赵的局势，平原君以千金相谢，他却说：“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取也。
即有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连不忍为也。
”如此，就很好理解司马迁为何不认同专诸、聂政之辈是侠了。
刺客甘愿以性命报恩，毕竟只是在报知己之恩，而不管大是大非，不免沦为政客和豪强的工具。
先秦时真正的侠客同刺客一样重诺、轻生死，但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上，并不只为了报恩。
他们往往在闾巷操持贱业，不依附于任何王公贵族，依靠自身的一技之长而安身立命，视信义高于性命。
此时的侠客，遵循的不是“忠”，而是“仁”。
汉晋侠客：救人，救人，重要事情做下去让孔融年少时扬名天下不只是让梨，更有救人。
让梨只是小道，救人却是大道。
张俭是当时一个正直嫉恶的官吏，他彈劾残害百姓的大宦官侯览，被奸佞诬告通缉。
张与孔融的哥哥孔褒是老朋友，便逃到孔家。
这天恰巧孔褒不在家，只有16岁的孔融在。
先秦两汉时期的游侠文化
先秦两汉时期的游侠文化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上的游侠文化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而在先秦两汉时期，这一文化达到了巅峰。
游侠是指那些无视官府的束缚，独立行动，为正义与道义而战的英雄人物。
他们以忠诚、勇敢和仁义为信条，为社会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本文将以先秦两汉时期的游侠文化为中心，深入探讨其特点、影响以及对中国文化的贡献。
一、游侠的特点先秦两汉时期的游侠具备一系列独特的特点。
首先，他们是独立的个人英雄。
游侠们通常不与官府或组织有太多的关联，他们独自行动，凭借个人的力量与智慧解决问题。
这使得他们既成为抵抗现实压迫的象征，又展现了个体价值的追求。
其次，游侠们信奉忠诚和义气。
他们以忠心耿耿的态度对待自己的朋友和同伴，即使面临生死考验，也不会背叛。
这种义气精神成为了游侠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并在后来的历史时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次，游侠们有着自己独特的行为准则。
他们尊重道德规范，以正义与仁义为准则行事。
游侠们常常代表着社会弱势群体，并通过与不公正现象抗争来维护社会正义。
这种行为准则塑造了他们崇高的形象，使人们为之敬仰。
二、游侠文化的影响先秦两汉时期的游侠文化对中国文化和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游侠文化促进了社会和谐与稳定。
游侠们以自己的行动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正面榜样，鼓励了其他人追随他们的脚步，为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做出贡献。
其次，游侠文化激励了人民对于正义的追求。
游侠们代表了正义与道义，并通过自己的行动展现了这些价值观的力量。
他们以身作则，鼓舞了人们的勇气和信念，推动了社会的发展进步。
再次，游侠文化对后世文化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游侠形象的塑造、游侠精神的弘扬，在诸多文学作品和传说中得到了广泛的体现。
这些作品不仅丰富了文化内涵，也为后代人传递了崇高的道德理念。
三、游侠文化的中国化特色先秦两汉时期的游侠文化不仅在特点和影响方面独具特色，还在中国化的过程中兼容并蓄。
游侠文化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相互交融，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
侠之精神与行事准则
侠之精神与行事准则作者：程应峰来源：《现代养生·上半月》2020年第02期关于侠，《说文解字》言：“夹，持也，从大，侠二人。
”“侠”的本意为跟从扶持大人物之人，也就是说侠最开始是供大人物差遣的人。
法家韩非子言：“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礼之，此所以乱也。
”战国四公子皆以养士名动天下，从博徒卖浆者到鸡鸣狗盗之徒，其间不乏任侠者。
士阶层中的尚武者在春秋战国时期分化为侠，这一时期的侠多投身于他人门下为客，“侠客”便因此而来。
司马迁在《史记·游侠列传》言：“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
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焉。
”在汉代独尊儒术的大背景下，司马迁看到了“游侠”的阳刚血性和英雄气概。
最早为侠下定义，他在《史记·太史公自序》中说：“救人于厄，振人不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倍言，义者有取焉。
”后世侠文化的序幕由此拉开。
侠客不同于刺客。
先秦时刺客甘愿以性命报恩，实现人格信念和道德理想，重名好义的精神与游侠看似无二致，但司马迁并不认同。
这在于刺客是报知己之恩，甘心舍命相报，刺杀政敌，如豫让刺杀赵襄子，专诸行刺吴王僚，要离刺庆忌，聂政刺韩累，荆轲刺秦王，皆因报恩而以性命赠人，而不管大是大非，沦为政客和豪强的工具，有“立气势，作威福，结私交，以立强于世”之嫌。
游侠虽然同刺客一样重然诺、轻生死，但在立身行事的动机上，并不只为了报恩，“施恩以仁”是侠客与刺客的本质区别。
《三侠五义》对“侠”作过这样的阐述：“行侠作义的人，到处随遇而安，非是他务必要拔树搜根，只因为见了不平之事，他便放不下，仿佛与自己的事一般。
”凡侠义做事，无须声张，保守机密，能够隐讳，宁可不露本来面目，只图剪恶除强，扶危济困。
这种有侠义本色、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能够机智勇敢地扶贫济困的人，就是大众心目中的“侠”。
侠客来去无牵挂，不为世俗情感所牵绊，最后大多是孤身立世，退隐江湖，飘然远行，不知所终。
先秦两汉时期的游侠文化
先秦两汉时期的游侠文化(本文摘自《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作者：王学泰出版社：同心出版社)“侠”的本义游侠，在两汉是一种社会现象，也是让统治者感到头痛的一个社会问题。
游侠之中，品类复杂，高尚者路见不平，拔刀相助，一诺千金，存亡死生；恶劣者或呼朋引类，招摇过市，或武断乡曲，称霸一方。
由于两汉时期游侠的兴盛，并且有着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从而演变成一种心态，一种生活追求，并成为一种文化现象。
后来“侠”竟成为一种关于人的品格或作风的形容词，说某人“好任侠”，某人有“侠气”，某人有“侠风”等等，成为某些人的品格特征。
什么是“侠”历来有多种解释，但这些解释往往局限在“武”字上。
《中国武侠史》的作者陈山认为，先秦“剑”又称之为“铗”，“因此，…侠‟在形、义两个方面都可能从…铗‟字转化而来”。
《中国武侠史》，P40。
这是把侠解释为剑客。
前辈史学家吕思勉先生在《秦汉史》中讲到，春秋之后，失职之士，“ 好文者为游士，尚武者为游侠”。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这些说法都是受到韩非子《五蠹》篇中的“侠以武犯禁”、“游侠私剑之属”等话头的影响。
实际上，论者并没有抓住这些话的主旨所在。
韩非子说到这些人窝藏“私剑”(属于个人的武装力量)，并敢于“犯禁”，目的在于揭露他们“以匹夫之细，窃杀生之权”，《汉书？游侠传》。
而这个“杀生之权”在法家看来只能专属于君主。
韩非子认为这些“侠”的目的在于“肆意陈欲”(使自己的欲望不被约束)，要想成为“侠”，就要“弃官宠交”《韩非子？八说》。
(官员放弃职责去结交朋友)，私设属于自己的武装力量。
可见韩非子尽管强调“游侠”的暴力作用，但他对游侠的理解还是在于“侠”有一帮子人(私剑)为后盾。
最早被称为“侠”的并不以“武”闻于世。
司马迁在《游侠列传》中说：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
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
比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
武侠
早熟的幼儿：先秦的游侠执剑之族——远古的尚武习俗与侠的萌芽1．远古尚武习俗的流传2．先秦好剑之风的兴起3．剑崇拜心理的蔓延4．“士”的文武分途“国士”和“游士”——侠的初始形态1．从“国士”到“游士”2．养士之风的初起3．墨家的推波助澜4．专门刺客的出现5．侠的诞生在群雄并峙的历史机遇中成长——战国游侠的活跃1．战国社会风气的剧变2．养士之风的兴盛3．游侠的活跃侠的文化沉淀，即民族性中的侠文化心理或称“侠性为国为民，侠之大者！见不平仗剑而起，是英雄；难酬蹈海，有所为有所不为，是英雄舍身点化，我不如地狱谁入地狱，是英雄苍茫大地，英雄浮沉，谁是真英雄！《侠的诞生》侠——言必信，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拯救士民于困厄水火，使亡者存，死者生……侠的行为和气质，植根人心！快意恩仇，挥洒博豪情——豪爽而豪迈；轻生重义，仗义为游侠——壮伟而崇高；一诺千金，剑出不空回——气出正如虹；横行长街，浪迹走天涯——潇洒又逍遥。
还有惊世骇俗的武功，神龙不见首尾的身影，飞腾而永不止息的追求……侠，在中华的民众意识里，就这样树起一座光荣与梦想的丰碑。
侠，带给苦难深重的芸芸众生一种希望和惊叹——《何谓侠义》侠是一种行为，也是一种理想，一种饱含着梦幻与荣光的意志，无论于理是合是悖，无论于法是反是违，侠永远固执著心中不变的追求。
而这追求，是在呼天不灵时的替天行道，是在叫地不应时的代地执法，有所不为，有所必为，在执法不公正时，在合情不合理时，侠者蓦然回首、横空出世，代行着公平执法、救难救急的使命……这种品格，叫做“义”。
以侠的方式行义，就是“侠义”。
“义非侠不立，侠非义不成”，“义”这一种人格意气，这一种理想和梦幻，靠了侠的果敢急难而发扬光大。
“侠”又秉持着“义”一道义、正义、侠义而渗人千千万万老百姓的心灵，贲张、激动、沸腾。
快意恩仇，挥洒博豪情——豪爽而豪迈；轻生重义，仗义为游侠——壮伟而崇高；一诺千金，剑出不空回——气出正如虹；横行长街，浪迹走天涯——潇洒又逍遥。
侠和武侠精神
侠和武侠精神胡贤内容摘要：探析侠的源流及其在先秦时期的分类，了解武侠精神。
关键词：武侠文化侠武侠精神作者简介：贵阳·花溪贵州民族学院民族文化学院2002级民族学胡贤武侠文化在中国有着极其特殊的文化地位。
从诸侯纷争的战国时代到今天，我们的民族对这一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和执着的偏爱。
武侠人物受到崇拜，武侠文学不断掀起阅读热潮，而武侠精神作为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现象，已经悄然扎根在中国人的道德观念之中。
一、先秦时期侠的分类中华民族的尚武性格，可以追溯到上古时期。
部落之间激烈频繁的交战促使原始先民们非常重视武备教育，并对孔武有力、轻命勇猛的战士倍加推崇。
而侠则是到三千年前的周朝才诞生。
先秦时期，民间社会出现了一批武艺高强的武士。
司马迁《史记·周本纪》中记载了先秦时神射手养由基事：“楚有养由基者，善射者也。
去柳叶百步而射之，百发而百中之，左右观者数千人，皆曰善射。
”成就了流传至今的“百步穿杨”传说。
汉赵晔《吴越春秋》里还记录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位有较完备记录的女剑士——越女，她开创的越女剑法在金庸小说中仍能找到影子。
真正将武与侠合而为一的是春秋战国时期那一批刺客客、游侠。
“侠”是“养士”之风盛行的产物。
当时的侠主要分为三类。
（１）布衣之侠：《韩非子》给“侠”下的定义为“弃官宠交谓之有侠。
”在最早的武侠中，最著名的有晋国的豫让，吴国的专诸、要离，齐国的聂政，卫国的荆柯。
他们并不全都精通武艺，但经历却非常相似：最初都是蛰伏民间下层的豪杰或游侠，后来受到某些权贵的赏识和敬重，于是他们为了报答知遇之恩而舍身行刺这些权贵的仇人。
如豫让，为了报答智伯的尊重和重用，不惜入宫作太监，伺机行刺其仇敌赵襄子。
一次行刺不成，被赵释放，又自毁容貌，行乞于市，埋伏于赵必经的桥下再次行刺。
再次失败后，豫让要求赵在处死自己前成全他的“死名之义”，乃拔剑三跃，猛击赵的衣裳，仰天大呼“可以下报智伯矣”，伏剑自杀。
他们这些生活在民间社会，不图富贵，崇尚节义，身怀勇力或武艺，为报知遇之恩不惜损身以殉的人，就是布衣之侠。
古代最伟大的五位侠客
古代最伟⼤的五位侠客第⼀位：墨⼦侠客祖师墨⼦，名翟，墨家学派的创始⼈。
他出⽣卑微，懂得百姓的疾苦，⾝处乱世之中，他建⽴墨家学派，带领⾃⼰的弟⼦游⾛于各国之间，帮助弱⼩的国家，抵制强⼤的国家恃强凌弱的做法，⼒争和平。
在⿊暗的战乱年代中，墨⼦凭借⾃⼰的⼒量承担起了传承道义的使命。
风尘仆仆，来去奔⾛，追求着乱世⾥最难能可贵的和平，兼爱、⾮攻！墨⼦是墨家第⼀代巨⼦，之后后期墨家分化成⼆⽀﹕⼀⽀注重认识论、逻辑学、⼏何学、⼏何光学、静⼒学等学科的研究，是谓“墨家后学”（亦称“后期墨家”），另⼀⽀则转化为秦汉社会的游侠，这些游侠们⾝怀⾼超的技艺，可是却不⽤武⼒征服天下，⽽是⼀路⾏侠仗义，维护和平的⽣活，他们虽然不可以被载⼊史册，可是在世间仍然掩盖不住他们留下的光辉形象，墨⼦的侠义精神与思想也由他们渐渐传遍神州⼤地！第⼆位：侯赢、朱亥救国家于危难⽽不惜⾝，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移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家喻户晓，然⽽故事背后却缺少不了两位当时名满天下的侠⼠--侯赢、朱亥！侯赢前257年，秦军攻赵，包围邯郸，赵向魏求救，魏王本来派了⼤将晋鄙率⼗万⼤军救赵，却因中途受到秦国威胁⽽停滞不前。
信陵君欲救赵国于危难，侯赢阻⽌其飞蛾扑⽕之举，并献“窃符救赵”之计，解赵围，并在事成之⽇，⾯北⾃杀⽽死。
朱亥战国时魏国⼈，历来是⼈们传颂的⼀位侠客。
早年在⼤梁（今河南开封）藏⾝市井屠狗为业。
公元前258年因侯赢的推荐，成了信陵君的上宾，在“窃符救赵”中袖藏铁锥四⼗⽄诛杀魏国主帅晋鄙，晚年隐居朱仙镇。
李⽩在《侠客⾏》诗中就写道“将炙啖朱亥，持觞劝侯蠃；救赵挥⾦槌，邯郸先震惊”，⾼适也在诗《古⼤梁⾏》中有“侠客犹传朱亥名，⾏⼈犹识夷门道”之句，⽽朱仙镇更是因为朱亥旧⾥和朱亥封仙⽽得名。
第三位：朱家扶危济困，深藏功与名朱家是秦汉时期游侠，与刘邦项⽻⽣活于同时期，鲁⼈。
齐鲁⼤地素来都是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然⽽正是这样⼀个重儒学，谨周礼的地⽅，偏偏⽣长出了⼀个名重于世的“侠”。
从《韩非子》看先秦的“侠”
从《韩非子》看先秦的“侠”【摘要】战国时期，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并不喜欢游侠，在《韩非子》中将游侠视为五蠹之一，但是同时他们也说明了什么人才算是游侠，无疑这给游侠的身份确立了一个标准。
【关键词】韩非；游侠标准；先秦时代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0125（2015）12-0278-01侠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群体，他们产生于中国先秦时代，而后一直存在于中国的社会中，在今日的文学作品中，侠的身影依然清晰可见。
关于先秦侠的具体情形，司马迁的《游侠列传》与《刺客列传》中对一些代表人物进行了描绘。
而在先秦文献中，游侠的记载仅在《韩非子》中有所涉及，不过也只谈及了游侠的标准，未谈及具体人物事实。
一、关于游侠标准《韩非子》成书于战国晚期，说其中观点为韩非之说，有点牵强，但是要说是法家的观点，这或许还是中肯的。
《韩非子》中的一些篇目，尤其是《五蠢》《八说》《显学》三篇，其中涉及游侠的篇幅较多，通过对这些篇目的归纳分析，无疑能从中得出有关先秦侠的一些标准。
从这些篇目的内容和成文的年代可以看出，在战国后期，侠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并形成了一个较为稳固的社会群体。
我们可以《韩非子》中看看什么人才可以算是真正的“侠”。
《五蠢》中有：“儒侠以武犯禁。
”《八说》：“有侠者，官职旷也。
”《显学》：“不知事类者也。
”在上述这些论述中，可以看到侠是私家所用的“剑”，实际上是私门的武力构成要素。
而且他们奉行自己的一套伦理规则，为达到自己的利益，可以不顾国家的法禁。
从后世的《游侠列传》中还可见，他们既不从事生产获得衣食，也不靠从事政治活动获得俸禄，更别说靠从事艺术类的活动。
总之，私剑、非官方性、非生产性，这三个特征，无疑就《韩非子》中的法家人物从先秦游侠中总结出来的侠的标准，这样的标准放之于整个中国古代的游侠文化之中，也是可以说的通的。
二、先秦游侠具体考述关于具体的“侠”，根据《韩非子》提出的标准，再加上《史记》的记载，我们完全可以从中窥探一二。
浅论中国古代游侠
浅论中国古代游侠司马迁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阸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蓋亦有足多者焉。
”游侠是游走于社会之中具有诚信重诺、言行必果、舍生取义、仗义助人等侠义精神和价值取向的仁义之士。
历来有不少学者对游侠进行研究，本文试从游侠的形成及演变这一角度去探究，力求对其有更深的认识。
一、游侠的起源关于游侠的产生原因《史记·》中记述道：“古布衣之侠，靡得而闻已。
近世延陵、孟尝、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亲属，藉于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贤者，显名诸侯，不可谓不贤者矣。
”游侠的兴起，是正值古代奴隶社会的崩溃时期。
随着春秋战国社会的动荡不安，国家秩序的变革使国君的权力削弱，许多贵族豪强竞相养士，“陵夷至於战国，合众连联衡，力政争彊，由是列国公子，魏有信陵，赵有平原，齐有孟尝，楚有春申，皆藉王公之势，竞为游侠，鸡鸣狗盗，无不宾礼。
”在这种大变革、大动荡的时代各种势力为了自己的利益对人才、门客的重视和盛养，对游侠的产生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列国争雄的乱世下，弄潮儿们需要一些武艺高超，轻生死、重气节的侠士来为自己服务。
像严仲子就屡次求见聂政请他刺杀韩相侠累；专诸也是在得到伍子胥的赏识后推荐给公子光的，早有刺杀吴王僚想法的公子光如获至宝，对专诸“善客待之”，专诸倍受感动决心以死相报，刺杀吴王僚助公子光登上王位。
在战乱的年代，社会对于重气节而薄生死的侠义之士的需求以及社会形成的尚武风气滋养了游侠生长的土壤。
二、游侠的演变（一）游侠转变成豪强旺族游离于王权控制之外的游侠，在王权的支配下向权利靠拢，一部分成为权力体系的一员，同时随着豪强旺族势力的形成，一些游侠失去独立存在的基础，为了自身势力的发展及延续转而依附豪族，纳入豪族秩序之中，成为豪族势力的重要力量。
游侠的来源广泛而复杂，一些游侠在激烈的社会变革中财富逐渐膨胀，转化成豪族强宗。
《汉书?循吏传?黄霸传》师古注曰“：身为豪族而役使乡里人也。
古代游侠,究竟是豪情义士,还是乱世暴徒？
古代游侠，究竟是豪情义士，还是乱世暴徒？作者：我方特邀作者喀尔拉翻开《辞海》，找到游侠一页，我们可以看到三种释义：1.古称豪爽好结交，轻生重义，勇于排难解纷的人。
2.犹任侠。
3.指无赖之徒。
三种释义差距甚大，这十分明显地体现出中国人对游侠二字的不同认识。
游侠，他们究竟是舍生取义的英雄，还是无法无天的暴徒？追溯历史，这种分歧其实从最早记录游侠的两本史籍《史记》与《汉书》之间就已经产生。
司马迁认为游侠是“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的轻生重义之士。
他在《史记·游侠列传》颂扬了游侠急人之难、言而有信的高尚道德和舍生取义、追求自由的精神，并区分了布衣之侠与豪暴之徒、民间盗跖的不同。
而班固则把游侠视为“惜乎不入于道德,苟放纵于末流”的下三滥暴徒。
继而在《汉书·游侠传》中批评游侠破坏封建礼法，引发社会混乱。
甚至说“杀身亡宗，非不幸也”。
其实游侠并没有明确的定性，纠缠司马迁、班固孰对孰错是毫无意义的。
《史记》与《汉书》中描写的游侠之所以不同，这与他们的视角、史书性质、作者价值取向是有着密切的联系的。
“100个人眼中有100种游侠。
”司马迁私修《史记》，他心中对当时时代的愤懑和不平从来都是表露无遗的。
他欣赏游侠们言必信行必果、重义轻利、崇尚自由的精神特质。
而班固著《汉书》是政府行为，必然要为专制君主打压这种破坏法律，破坏封建社会制度的不正之风。
因此，二人眼中游侠出现如此大的差距，其实是不难理解的。
从表面上看，二者所谓游侠都具有以下品质：重承诺、讲义气、轻生死。
但司马迁笔下的游侠们有情有义，为了自己的信念不惜违反法律，舍弃财富与生命。
而班固描写的游侠，在仗义疏财、救人不赡的壮举背后却是阴诈好杀，肆意破环法律的凶暴嘴脸。
同样是游侠，为什么在不同的角度差距就如此之大呢?实质上，二者讨论的游侠在狭义上根本不是一种人。
司马迁赞扬布衣之侠，他佩服他们虽只是普通平民，却能有着舍生取义的壮举。
中国武术文化鉴赏之侠义精神
中国武术文化鉴赏之侠义精神中国武术文化鉴赏之侠义精神中国武术文化更加受到人们的推崇。
关键字中国武术文化武侠电影侠义精神武侠小说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之一就是助人为乐路见不平拔刀相助。
顾带刀的人就不会是我们平常所讲的白面书生即带刀就与武术有关中国古书上常常有武侠这个字我想侠就是带刀的侠客。
望舞林大会把大侠的精神留住赠舞林大会愿与大会共勉之。
—————季羡林中国武侠文化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
它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与民俗文化相结合的产物亦是文本文化与平民文化相融合的结晶更是一个民族理念的精神价值取向。
侠产生于春秋战国墨家与侠的生长和发展有着密切的关系提出了完整的任侠观念和理论主州。
《墨于·经上》日“任士损己而益所为也。
”注日“谓任侠。
”这里墨于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任侠”观念“损己而益所为”也就是损己利人。
接着在《墨于·经上》中墨于进一步阐述了任侠的实践方式“任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
”是说要尽力牺牲自己来解救他人的急难这正是侠的行为准则。
《墨于·兼爱下》主州“言必信行必果便言行之合犹合复节”。
并且为求“兴天下之大利”便不得不用“天之罚”以除天下之大害甚至必要时“不惜以身为牺牲”。
侠一般指的是有着过人本领的人称得起侠。
但侠义往往是跟后面那个义连在一起的。
一个品格高尚助人为乐除暴安良甚至劫富济贫的人大家都会把他当作侠客。
反之就是你本事再大也称不起侠。
义也有大义和小义像武侠小说中经常提及的助弱帮困是一种小义。
而像天龙八部中的肖峰像三侠五义中的展昭白玉堂。
他们的行侠仗义都是上升到国家政治上去的那可算是大义。
而大义和小义之间又是相互转换的像国家政治上很难说得清是谁对谁错最后才会有肖峰这样结局。
而你时常行小义积累多了也会被人民传诵为大侠。
中国古代有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豪迈有劫富济贫打抱不平的勇气这些都是侠义精神的一个简单的表现。
大家熟悉的“五鼠”即钻天鼠卢方、彻地鼠韩彰、穿山鼠徐庆、翻江鼠蒋平、锦毛鼠白玉堂以及他们大闹东京的故事在电视、电影中已经屡见不鲜。
冷知识：一篇文章告诉你，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的“侠文化”
冷知识：一篇文章告诉你，春秋、战国和秦汉时期的“侠文化”古代侠客！自古以来，我国的侠文化都十分盛行。
'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
'的报恩理念深刻地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热血男儿舍生取义，杀身成仁，他们在千秋史书上留下了无数跌宕起伏、激昂澎湃的侠客故事。
这些热血男儿以'蔑视权贵、不畏强权'的气概立身于社会；以'千金一诺、视死如归'的态度待人接物；以'英雄不问出处'的洒脱结交四方朋友。
他们以这种慷概豪迈、肆意洒脱、快意恩仇的风采为我国的侠文化添光增彩，使侠文化日益发展壮大！特立独行的侠客！弘扬侠文化的主要人物—士侠文化不同于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思想文化。
诸子百家是以君主为服务对象而制定出一系列的定国安邦之策，虽然诸子百家关于定国安邦的具体措施各有差异，但他们毫无例外地都强调要构建稳定的社会秩序；都强调国内臣子百姓要安分守己地服从官府；都将国家稳定、社会发展的重大希望完全寄托在君主一人身上。
诸子百家以君主为服务对象！侠文化则不然。
一方面，侠文化是以自己的主公为效忠对象，它信奉'士为知己者死'的理念；另一方面，侠文化又是一种代表底层民众的文化，它希望以个人或小团体的力量来除暴安良、惩恶扬善。
尤其在君权膨胀，君主暴政时期，侠文化便是'士之怒'的集中爆发，正所谓'伏尸二人，流血五步，天下缟素！'侠文化是一把悬挂在君权、皇权之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底层人民对上层贵族的反抗和底层人民对社会公平正义的向往。
侠文化代表了底层人民的反抗！侠文化的出现并不是偶然，它有着深刻的社会现实和文化背景，是一种社会集体心理的共同需求。
春秋战国时期，天下大乱、礼崩乐坏，社会阶层变化重组之剧烈程度闻所未闻。
在这个漫长而又复杂的演变过程中常常伴随着残酷的暴力和血腥的杀戮。
在当时，贫苦无依的普通百姓既没有强大的能力和也缺乏足够的勇气来抗衡现实的暴虐，因此广大底层人民只能将惩恶扬善、除暴安良的美好愿望寄托于有能力、有勇气的人物。
从刺客、游侠看先秦两汉侠形象变迁
从刺客、游侠看先秦两汉侠形象变迁严振南【摘要】春秋战国时期，《韩非子》所载的“侠”是一个群体性名词，它包括了勇士、私剑、刺客和游侠等多重角色，其中刺客凭借“以武犯禁”的特征，成为这一时期“侠”的典范代表。
秦末汉初，太史公《史记》中所论述的游侠，不仅具有周急救穷的侠义，还有高尚的道德修养，是这一时期“侠”的典范代表；班固《汉书》中新增加游侠，暴力凶杀特点突出，虽有济危救困的侠义，然而却缺少德性修养，游侠沦为豪暴之侠，成为威胁国家君主权威和正常社会秩序的异端群体，刺客和游侠成为侠的两种重要典范形态。
%In the Pre-Qin Period, chivalrous swordsman was a mass-word including warrior, private swordsman, assassins, paladin and played multiple roles in the society. Among the group, the assassins due to their characteristics of sword became the typical role model of chivalrous swordsman in this period. While in the period between the end of Qin and the beginning of Han, the paladins according to Historical Records not only had chivalrous character of aiding the poor, but also had noble morality, so they became the role models of the chivalrous swordsman in that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Han Dynasty, Ban Gu mentioned some new paladins, who had prominent violent features and lacked morality and became a threat to the national monarchy and the normal social order, so assassin and paladin became the two important typical images of the chivalrous swordsman.【期刊名称】《广东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年(卷),期】2016(037)006【总页数】8页(P94-101)【关键词】侠群体;私剑;刺客;游侠;侠义精神【作者】严振南【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 530000【正文语种】中文【中图分类】I207.41关于“侠”的记载，集中见于《韩非子》《墨子》等先秦诸子文集中，同时，又散见于《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汉书》等史传文学中。
史记司马迁看战国秦汉的游侠
史记司马迁看战国秦汉的游侠史记是中国古代史书中的一部重要著作，而司马迁则是史记的作者，他通过对战国秦汉时期的历史事件和人物的描述，呈现了一个丰富多彩的社会图景。
在这个时期，游侠成为了当时社会中一群独特而又有影响力的存在。
本文将从史记的角度出发，探讨史记司马迁对战国秦汉的游侠的观察以及他对其背后深层次含义的思考。
在史记中，司马迁对战国秦汉的游侠进行了广泛的描述和评价。
他首先对游侠的定义进行了阐释，将其视为一种独立且独具风采的存在。
游侠身份的特殊性源自于他们在战乱年代以及动荡时期，以个体的方式追求正义、勇气和荣誉。
他们常常以武力和智慧相结合的方式，秉持着自我价值观去拯救世道、为民除害。
司马迁称赞游侠为“义侠”、“侠士”，认为他们以勇猛、正直和慷慨为美德，并对其胆识和忠诚心怀敬畏。
然而，与游侠的崇高形象相对应的是他们在社会中经常陷入困境和矛盾的处境。
司马迁指出，许多游侠常常被局限于个人英雄主义和小团体利益，缺乏对更广阔社会责任的意识。
他们虽然勇猛无畏，但却缺乏整体的战略和长远的目光。
同时，游侠也容易因为对于仇恨、冤屈或个人恩怨的执着而陷入无休止的争斗中。
司马迁认为，这种个体主义的偏差是游侠形象中不可忽视的弱点。
除了对游侠个体形象的描述，司马迁对游侠文化和社会现象的影响也给予了关注。
他指出，游侠文化在当时社会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
游侠们通过击败恶势力和保卫正义来赢得民众的敬仰和信任，这为他们的形象树立了强大的社会影响力。
游侠的奋斗精神也影响了许多后世文人和武士阶层，成为他们努力追求的目标。
司马迁进一步指出，游侠文化是社会动荡时期流行的一种心理释放和精神追求方式，反映了当时社会的不安与矛盾。
然而，司马迁也对游侠文化中的某些负面现象进行了批评。
他指出，一些游侠因为缺乏对内心控制和自律的能力，常常陷入无目的的纷争和混乱之中。
他们的行为往往缺乏合理性和可持续性，无法真正造福于社会。
司马迁认为，游侠文化应当与社会的稳定和共同利益相结合，才能发挥出真正的积极作用。
418_先秦的游侠-上
那时，佩剑是一个人身份和地位的标志，也是男子显示仪表和风度的服饰。《说苑·反质》描绘身处富贵乡的经侯“友带羽玉具剑，右带环佩，左光照右，右光照左”，真是不可一世。沦落在社会底层的诗人屈原不止一次地在诗中描绘了一位“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的行吟泽畔、上下求索的爱国诗人形象，这是当时社会现实的写照。《说苑·善说》述楚国的王族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玉、带玉佩剑，履缟，立于流水之上”。可见佩剑还是一种册封贵族仪式上的服饰。朋友问相互赠剑，在当时体现一种相当深厚的友情。吴国贤公子季礼挂剑于知友徐国国君的墓旁，表示“吾心已许之”，一时传为美谈。
数以万年计的漫长的史前时代形成了中国初民独特的生活方式。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中，习武占据着十分重要的位置。那个时候，农耕和习武大概是一般百姓最主要的生活内容了。在人们聚居的乡间，平时大家在“春蓖夏苗，秋祢冬狩”的间隙演习武事。据《周礼·大司马》记载，在春天，军事长官挥舞旗帜召集乡民，在田野练习布阵和战法，了解击鼓鸣金等军事号令的含义；到了夏季，乡民们铺草宿营野外，还进行夜战训练。并识别军事标志；秋天时，乡民们练习出兵行军，辨明军队中各种旗物的用途；入冬后，进行全面的检阅，且进行大规模的实战演习。像这样的举动一年四季周而复始地进，久而久之便成了平民百姓的生活习惯。每隔三年，则举行更大规模的集体军事训练。“四时讲武，三年大习”，虽带有儒家对于古代社会的理想色彩，但毕竟透露了中国初民习武生活方式的消息。
德国宗教学家麦克斯·缪勒把从有限物中感受到对无限物的体验看成是“宗教的根据”。像楚王和风湖子这样的对“剑之威”的超越性神秘因素的感受，类似一种宗教的体验。但是按照古代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往往不对神秘因素作本体论的思考，而把它与人事密切联系起来，因而对剑的崇拜心理也由对神秘因素的类越国的相剑者薛烛替越王允常相剑时，感应到鱼肠剑“逆理不顺”，劝越王不要佩带。后来此剑由越入吴，果然被吴公子光用来刺杀吴王僚，做下了“臣以杀君、子以杀父”的违背人伦常理的事。古人还有所谓“观变而服剑”的说法，都是把剑与人事密切相联的物人合一的主客观心灵感应现象。
先秦诸子思想对游侠人格精神的塑造——以儒、墨、道三家为例
先秦诸子思想对游侠人格精神的塑造——以儒、墨、道三家
为例
严振南
【期刊名称】《成都师范学院学报》
【年(卷),期】2016(032)004
【摘要】游侠人格的形成是一个历史化过程,体现在其"知行合一"的人生态度上,是周穷救急的侠义之举与内在德行修为并重的结果.游侠人格精神的形成,是先秦诸子
思想之间互相扬弃、融合的结果,尤以儒、墨、道三家最为显著.儒家之于侠,在于"仁",以仁爱之心救他人于危难;墨家之于侠,在于"任",损己益所为,杀己存天下,不惧死亡、勇于献身;道家之于侠,在于"施",施财于天下,周穷救急,以富而不有、功而不居、为而不恃为原则.
【总页数】5页(P81-85)
【作者】严振南
【作者单位】广西民族大学文学院,广西南宁 530000
【正文语种】中文
【中图分类】I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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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时期的游侠与侠士精神
姓名：宋志
班级：中141-2
学号：201451501208
关键词：士阶层侠文化游侠列传游侠的社会地位诸子百家
内容摘要：先秦时期的游侠是当时社会中不容忽视的一个阶层，他们仗义疏财舍己为人，或行侠仗义，或劫富济贫，或刺杀王僚，我行我素来去匆匆。
而自秦建立统一封建王朝之后，这个阶层便沉寂下去了。
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对侠士也有着不同的看法，侠士精神与百家思想也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在对抗和演变中共同合并成为了中华文化精神，影响着后人。
正文：
先秦时期，社会动荡战乱纷争四起。
到了春秋战国之际，“周室衰微，礼崩乐坏”，在这样的乱世里，诸侯纷起，争权交兵，各国诸侯都纷纷礼贤下士，渴求人才，这种社会政治环境是士阶层逐渐崛起。
游侠的社会地位
当时的“士”主要有三种：凭借口才、善于奔走游说的策士（即纵横家）；研究学问、授徒讲学的学士；还有就是带剑好武、有胆有勇的侠士。
在这三种“士”中，侠士的地位最低。
策士如苏秦、张仪都先后封相，一度权倾天下；学士如孔子、孟子，虽然政治地位不高，但他们名气大，在思想领域中建立了自己的学术体系，思想以及著作在后世成为文化主流。
与之相比，侠士纵然勇猛无畏，视死如归，但大都没有自己独立的地位，只能依附在贵族的门下。
由此可知，先秦之侠士的受重视，与当时那个纷乱的政治环境有关，落难的君主贵族等等无法在军事上击败对方，就想借助与侠士的暗杀手段来达到获胜目的。
如曹沫执匕首为鲁国劫持齐桓公，专诸为公子光刺杀吴王僚等等，都受到了极优待的礼遇，但并不说明侠士的社会地位很高，只是反映了先秦侠客成为君主贵族利用的工具而已。
诸子百家论侠
在“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的思想十分活跃。
主要有儒、墨、法、道、阴阳等五家。
先秦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子曰：“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他给侠下的定义是：“其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以显其名，而犯五官之禁。
”韩非站在法家的立场上指出侠是“五蠹”之一，是为了迎合统治阶级得到的结论。
法家以法为天，强调吏治，反对侠士，对侠是十分明确的仇视态度。
以邹衍为代表的阴阳家，他们的理论指出了历史发展是受五行规律支配的。
这种阴阳五行学说除了对后来的武侠小说出现奇门遁术有所启发，在对待侠士的认识上也不会采取褒扬的态度。
相比之下，儒、道、墨三家的思想学说都与侠有些关联，也可以说中国侠士的发展，都从某一方面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一部分，但又与这三家学说持相对立的态度。
据说，孔子也有武功。
《列子·说符》中记载道：“孔子之劲，能拓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
”意思是孔子虽有力气却不屑于以力气来闻名于世。
但孔子创立，的思想学说却与侠士精神有吻合之处。
比如，儒家的“士可杀不可辱”、“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等思想，就与大侠追求的境界高度一致。
并且，儒士与侠士都把名誉和承诺看得很重要，都好名又讲究信誉，因此后世出现了“儒侠”的艺术形象，在他们身上，融合了儒家温文尔雅、从容不迫、入世报国、舍
生取义等处世态度。
但儒家与侠客又在某些方面相互对立。
孔子主张仁政，他不语“怪力乱神”，从根本上轻视武侠的存在。
儒家所讲的仁义，是建立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三纲五常的限制上的，而游侠则不受这样的世俗的限制。
此外，孔子提倡“中庸之道”和“宽恕之道”，这也与侠的任性偏激、豪爽不羁、快意恩仇相对立。
游侠的行为经常不符合儒家的行为规范。
说到底，是二者所代表的立场不一样，儒家代表了士大夫的道德观，而侠客则代表了平民的道德观。
从整体上来看，儒家注重整个社会的教化，通过思想来控制民心，而侠客则更加有个体意识，更能主宰自己的命运。
道家与游侠，在某些方面具有相同点。
老子否认社会制度的约束力，提倡无为而治，庄子向往自然，回归自然，以避身山野为乐，这显然符合侠士不受世俗与礼教的约束，敢于对抗压迫而逍遥自在的追求。
金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里的令狐冲，他具有乐观豁达追求逍遥自由的天性，在我看来是道家思想与侠士的完美结合体。
但是二者的对立面也是存在的老庄标榜清静无为、与世无争，而侠士则好打抱不平、伸张正义，更有甚者喜欢争强好胜，二者的风格出现了差别。
侠士做不到道家那样超脱于世，依然在现实中存在发展，虽然好逍遥自由，但并不放弃对现世的追求。
墨家与侠士的关联性最大。
第一，墨家学派的人都具有不怕死，敢于牺牲的精神，这与侠士舍己为人、行侠仗义的作风一致。
第二，墨家与侠士都有强烈的正义感，都乐于助人，墨家的兼爱思想与侠士的行为方式也有一些关系，侠士大多为人豪爽，乐于帮助他人。
第三，墨子集团有严格的家法，这与侠士遵守江湖帮规而轻视皇法有共同之处。
第四，墨家与侠士大都出身于下层庶民，他们都代表了平民百姓的利益。
墨家与侠的对立处体现于墨子提倡“非攻”，反对用武力解决问题，而侠士主张快意恩仇，用个人的武力去解决仇恨。
另外，墨家子弟生活简朴，自愿吃苦，严于律己，而侠士则有个人英雄主义作为行为准则，生活自由散漫无拘无束，甚至挥金如土花天酒地，在生活行为方式上有着极大的差别。
总之，先秦时期的侠士是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独立的阶层。
他们的行为准则分别吸收了儒道墨的一部分，然后形成了自己的处世方法原则。
但是他们这个阶层并不受到统治者和诸子百家的欢迎，一方面触犯了统治者的利益，另一方面又与各家思想不一致，这就导致了中国的侠士的命运注定是坎坷的。
史记与侠士
侠士不被社会其他阶层所看好，一诞生就收了统治阶级和诸子百家的仇视。
但是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对侠士另眼相看，史学家司马迁就为侠士立名著书，把侠士写进了《史记·游侠列传》、《史记·刺客列传》。
司马迁的四象学说很杂，基本思想倾向于道家，他一方面受父亲的影响，另一方面也由于他自身经历的不幸，从而导致了这位大史学家具有不凡的眼光。
班彪、班固父子曾指责司马迁“是非颇谬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力而羞贫贱”。
由此可见，司马迁不承认儒家独尊的地位，很多观点都与当时的正统思想不一样。
通过班氏父子的指责能够说明司马迁思想中的平民意识。
并且他作为一个封建时代的史学家能够宣扬侠士，十分难能可贵。
在《太史公自序》中司马迁给“侠”下了明确的定义：“救人于厄，振人不
赡，仁者有乎；不既信，不背言，义者有取焉。
”在《游侠列传》中进一步说明：“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行，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
由此概括出了侠士的基本特征：疏财济贫，助人为乐，一诺千金，忠于知己，舍生取义，视死如归。
司马迁是第一个肯定侠士的知识分子，他一次提出了侠的道德品行与行为规范。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他认为真正的侠应该是“仁者有乎”，即有仁爱的风范，不能仅仅靠武功来战胜对方，更需要有爱人之心。
侠士的种类和典型代表
在先秦时期，侠客主要包括刺客、游侠、卿相之侠、儒侠、盗侠这五个种类。
刺客的典型代表有很多，司马迁在刺客列传里记载了曹沫、专诸、豫让、聂政、荆轲、田光、高渐离七个人。
其中专诸、豫让、荆轲和没有在列传里的要离合称“战国四大刺客”。
在这四个人中，我认为豫让最具有侠士之风，他为了给智伯报仇，改名换姓，吞炭涂漆，后来被赵襄子抓住，请求刺砍衣服，然后自杀。
游侠的代表是侯嬴与朱亥，他们平时隐没在市井之中，但他们以行侠闻名。
一旦有人重用他们，他们便赴汤蹈海在所不辞。
侯嬴与朱亥，一个智谋出众，一个勇力过人，但都有舍生取义的胆识，也都可称为真正的侠士。
朱家是儒侠的代表，朱家是鲁国人，当地人都尊儒学，但朱家也任侠出名。
他本人并没有武功，但他行侠好义，具有仁者之风采，其品行高于以武术为能事的刺客。
他自己并不富裕，吃穿很简朴，却用钱财救济贫者。
他曾帮助过季布的忙，当季布获得尊贵地位后，他就避而不见。
卿相之侠的典型代表是战国四公子，他们都是贵族，又都乐于接纳各式人才。
盗侠也是侠的一种。
为盗者一方面为了生存，另一方面也是对豪富之家仗势欺人的不满，由此成为反抗者，而一些盗的行为也与侠的行为有相通之处。
尽管侠文化在中国传统历史文化中被排除在主流文化之外，但依然是中华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已熔铸在中华民族精神之中，其中所蕴含的平民意识和反抗意识透露着中国人的血性和尊严。
侠文化突出自己独立的人格，在中国强调集体意识的传统中透露出了自己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