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保甲制度的困境

清代保甲制度的困境

在清代，保甲制度被皇帝当作弭盗安民的重要手段，在全国范围内热切地推行。他们希望通过建立保甲组织，监督不法，强化基层管理。不过，保甲制度的推行并不顺利，竟至于“数百年来此举几视为具文矣”[1]。究其原因，虽然保甲制度的设想看起来可称完美，但多少有些不切实际。况且，不论多么完美的制度总需要依靠人来实施，实施过程又总是夹杂着一些基于个人利益考虑的行为，这些行为有时会导致制度的实施偏离正确的方向。清代保甲制度在其实施过程中，地方官、衙门书役、保甲长等各有打算，地方百姓未受其利却先受其害，从而始终难以形成推动保甲制度正常运转的凝聚力，最终导致了这一制度的流变。

一、清朝皇帝一厢情愿

保甲制度在清初就已经实施，“顺治元年即议力行保甲”[2]。顺治年间缉捕逃人的谕令中多次提及保甲。比如，顺治三年七月之前的法令规定，如果逃人自己归还旧主，则将窝藏逃人者处死，其余九家及甲长、乡约处鞭刑一百后流放，主管官吏一同治罪。顺治三年七月则规定，若逃人自己归还，窝藏逃人者及其两邻处以流刑，甲长同其余七家之人各处鞭刑五十，主管官吏及乡约得免予处罚[3]。上述法令体现了清初十家为一甲，一家窝藏逃人、九家连坐的情形。顺治六年四月又曾谕内三院，对于各地逃亡人口，不论原籍何处，一定要广加招徕，编入保甲之中，使之安居乐业[4]。

至于编联保甲的办法，康熙四十七年曾规定：“一州一县城关各若干户，四乡村落各若干户，户给印信纸牌一张，书写姓名、丁男口数于上，出则注明所往，入则稽其所来。面生可疑之人，非盘诘的确，不许容留，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头，十甲立一保长。若村庄人少，户不及数，即就其少数编之。无事递相稽查，有可互相救应，保长、牌头不得借端鱼肉众户。客店立簿稽查，寺院亦给纸牌。月底令保长出具无事甘结，报官备查，违者罪之。”[2]道光年间徐栋所辑《保甲书》也记录了《户部则例》关于编联保甲的办法：“顺天府五城所属村庄暨直省各州县城市乡村，每户由该管地方官岁给门牌，书家长姓名、生业，附注男丁名数，出注所往，入稽所来，有不遵照编挂者治罪。十户为牌，立牌长，十牌为甲，立甲长，十甲为保，立保长，限年更代，以均劳逸。士民公举诚实识字及有身家之人报官点充，地方官不得派办别差，以专责成。”[5]

当时很多人对保甲制度的实施效果持乐观的态度。顺治时举人彭鹏说：“保甲行而弭盗贼、缉逃人、查赌博、诘奸宄、均力役、息武断、睦乡里、课耕桑、寓旌别，无一善不备焉，”[6]康熙年间黄六鸿说：“夫保甲之设，所以弭盗逃而严奸宄，法至善也。”[7]为了使保甲制度为全国百姓所接受，康熙十八年，浙江巡抚陈秉直对康熙九年颁布的上谕十六逐一解释——其中第十五条即“联保甲以弭盗贼”，经礼部奉旨复议后颁行各省，这篇注解行文甚是直白，关于第十五条陈秉直的解释是这样的：

你们百姓可晓得地方失盗是你们最不好的事么？大凡盗贼窃发，虽然

出自奸宄肆逞，也由地方防范疏虞。如今把失盗的利害说与你们听：地方上一家失盗，不但劫去家中财物，还要伤人性命，盗去之后，又要遍报各处衙门，各官就要差人拘问失事情形、伙盗数目，邻佑地方俱遭拖累，即使拿住盗贼，也要质审认赃，岂不受累么？即有司印捕防汛文武各官俱有干系，缉获不来的时节，或降或革，连累不知多少。如今皇上先教你们百姓一个弭盗之法，你们百姓一乡自有一乡的地界，一村自有一村的邻里，那十家为一甲，十甲为一保，……一家有盗，九家齐心救援；一甲有盗，九甲协力擒拿。保甲里边，或有面生可疑之人，大家详察，不许容留，就是甲内的人去做歹事，九家一齐首告，逐出地方，使一甲十家、一保十甲的人灾祸相同、患难相共、意气相通、约束相信，这方叫做联。皇上所以提醒你们，教你们去做、你们去联保甲，依了这法，何处藏得一个贼？何家容得一个盗？一保之中，设有一个可疑之人，几百双眼睛难道瞧不出？几百双臂膊难道擒不定？人心齐了，防察严了，团结牢了，栅栏、器械整了，纵使他方盗贼要来攻劫，这样念头也只得丢下了，此方是息盗贼的良法，从古及今，诛盗不如弭盗，皇上这一番训诲，更有好生不杀的念头，就是盗贼听了，也该化为良民，只是你们百姓宁可个个齐心联络，弗致疏虞，使盗贼不生，家家快乐，可不好么[8]？

可以这样勾画一下保甲组织的理想模式：每一保由一千户组成，其中每十家立一牌长，每十牌立一甲长，十甲即一千户立一保长。每户发给一张印牌，上面写明本户丁口、从业状况，户内有人外出或者有客来访都要注明行踪，牌头、甲长等平日对这些情况进行稽查，如有可

疑之人立即上报保长、地方官处理。各户之间联名作保，一家犯罪，其他各户依律连坐。通过推行保甲制度，以保甲为目，以牌头、甲长、保长乃至各级地方官吏为纲，就可以把全国百姓组织起来，使之互相监督，防患于未然。

这样的理想据说源于《周礼》比闾族党之制，“保甲一法，原于比闾族党之遗制，凡禁暴戢奸、化民成俗，皆由于此”[9]。所谓比闾族党之制，即“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10]。实际上，五家为比、五比为闾、四闾为族、五族为党、五党为州、五州为乡的组织规模，远远大于清代保甲，而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赒、相宾，也看不出类似清代保甲之间相互监视、连保连坐的意思，后者其实与秦商鞅变法时实行的“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11]更为接近，这已经背离了儒家“罪弗及嗣”[12]刑罚理念。至于宋代王安石所行“保甲之法，籍乡村之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皆授以弓弩，教之战阵”[13]，实则是寓兵于民的意思，清乾隆时吏科给事中陆曾禹认为：“王安石本意亦欲寓兵于农，但训练无时、妨农扰众，是以行之无成。”[14]若论清代保甲的历史渊源，最直接的当属明代王守仁巡抚江西时实行的十家牌法。其办法是：“在城居民，每家各置一牌，备写门户籍贯及人丁多寡之数，有无寄住蹔宿之人，揭于各家门首，以凭官府查考。仍编十家为一牌，开列各户姓名，背写本院告谕，日轮一家，沿门按牌审察动静，但有面目生疏之人、踪迹可疑之事，即行报官究理，或有隐匿，十家连罪。”[15]不过，讲究

连坐的十家牌法在江西一地实施过程中，仍然出现“各处官吏类多视为虚文，不肯着实奉行查考”[16]的状况，究其原因，王守仁认为：“大抵法立弊生，必须人存政举。若十家牌式徒尔编置张挂，督劝考较之法虽或暂行，终归废弛。”[17]说到底，还是人的问题。

无独有偶，保甲制度在清代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康熙时黄六鸿已经发现：”惟行之者不得其要，且视为具文，而又纷纷焉，日见其奉令之扰，究无其取效之实，遂以保甲为厉民之具而弛之。”[7]张伯行感叹保甲事务“奈有司奉行不力，地方人等视为故事，以致匪类潜藏，祸患弗恤”[18]。这种状况，连天子脚下也不例外。道光十六年，皇帝在一份上谕中称：“京师市廛云连，居民稠杂，奸匪最易潜藏，向来编次门牌，设立循环号簿，附近圆明园一带，复派令拣发司坊官分驻查察。立法本极周密，乃行之日久，奉行故事，视为具文，不可不严加整顿。”[19]

实际上，清朝皇帝对于保甲制度普遍被视为具文的情况也心知肚明。道光十六年二月，皇帝在上谕中说“保甲一法，著之令甲，立法本极周密，最为弭盗良规”，虽然“法立弊生，检防难及，以致编查徒为具文，未能徧收实效”，皇帝仍严令：“嗣后著各直省督抚，责成各道府慎选委员，会同地方正佐各官亲历编查，不准携带多人，致滋纷扰。傥虚行故事，或不安本分，地方官据实禀详，该上司即严行参办。如徇隐不报，亦著一并严参。”[20]同治三年六月，清廷在上谕中仍视保甲为“地方之要务”，要求各省督抚申明保甲章程，督促地方官力行保甲[21]。光绪十三年二月，有人因各省保甲废弛、请饬整顿，皇帝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