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和谐视角看霍桑小说象征艺术

从语言和谐视角看霍桑小说的象征艺术
摘要文学的象征艺术往往对作品的抽象表达具有很深的影响，同时我们可以看到，任何作家都有其语言特色，特别是对于浪漫主义作家来说更是如此。

霍桑作为19世纪后期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的杰出代表，其语言有着鲜明的特色。

也因此，他成为美国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本文基于语言和谐视角，试从象征手法方面对霍桑的小说进行解读与分析。

关键词：语言和谐视角霍桑小说象征手法分析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
作家的特色具有鲜明的时代背景，也由于其鲜明的时代背景，作家的语言有了鲜明的特作品语言和谐视角的分析，可以真正落实作家思想的深处。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是19世纪后期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的杰出代表，也是美国文学的奠基人之一。

如果从时间的角度划分霍桑的创作，其小说创作可大致分为前期的“新英格兰传奇”部分，中期的“心之寓言”部分，和后期的长篇创作部分。

这种分类在文学界是非常普遍的。

例如，其小说《年轻人古德曼·布朗》（又译《好小伙布朗》）中的布朗缺乏最基本的人伦道德和人性，竟然不顾新婚妻子的反对，执意要参加魔鬼的约会，一次次伤害了妻子的爱心，侮辱了人间最美好的爱情，见证了人性的丑恶。

小说运用多种多样的象征手法，充满了浓郁的寓言感。

因此，分析小说语言的特色，可以很好地实现对小说语言的全面解读，而且这种视角的分析也让故事有了更多层次的价值。

一语言和谐视角的人物象征意义与细节整合
语言的和谐，往往是具有十分恰巧的细节进行跟踪才能完全实现。

这是因为，语言的特色往往是跟随在一些具体的环境中，特别是小说的细节取决于语言结构和表述技巧的把握。

男人往往期待妻子的忠诚，这对于很多男人来说是毋容置疑的。

在小说《年轻人古德曼·布朗》的描述过程中，同样分布类似的逻辑。

如在小说中，布朗并没有对妻子有过多的疑虑，他一直信任妻子对自己是忠实的，这一点，他一直埋藏在心中，深信不疑。

“这名字对她恰如其分。

”正是因为有忠实的妻子存在，才使布朗赶赴魔鬼约会的决心不断地动摇，且内心斗争激烈：“天国在上，费丝在下，俺还是在对抗魔鬼，坚定不移！”这是符合一般男人的心理思维逻辑的，特别是在一些重要场合，他们往往期待比较完美的结局。

因为男人的脚步往往需要一定的坚持，才能实现对目标的强力追逐。

也由此，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有价值的信息：在心灵崩溃之前，布朗仍然坚持自己对美好的向往。

但最终的结局却是很悲惨的：他一直向前，但在听到森林里费丝的哭声、确认自己最忠实的妻子费丝也来赶赴魔鬼的约会时，他开始感到绝望。

一般来说，爱情对人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在心理方面，往往表现出惊人的作用，尤其在心理与语言的磨合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影响力。

甚至可以说，布朗在这种环境下所表现出的道德感突然坍塌，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影响自身的价值取向乃至思维定势。

布朗属于清教徒第三代移民，其行为和日常心理思维表现出奇异的能力和能量，比如在信仰方面，他原本是最虔
敬、生活最圣洁的新教徒。

而在当时的环境下，很多思想的禁锢刚刚放松，尚未得到根本的肃清，很多文明的灯光还没有彻底照亮天空，很多人的思想也是刚刚开化，在那个时代，教会的思想对人们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如基督教的原罪说使笃信加尔文教的人们对人类的道德操守持怀疑态度，他们更容易认可人内心深处存在着阴暗、罪恶一面。

在这方面，他们往往很难实现积极和阳光的一面。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霍桑笔下的两个好人形象（布朗和费丝）代表着纯洁人类的典范，一旦发现巨大的变迁，他们可以瞬间实现思想的巨大变化，导致心理的扭曲以及难以企及的思想变化，而这是侮辱性的和难以扭转的。

当思维和心理的交织成为瞬间的永恒，那么一切也都将成为过去，难以真正落实其后的真实可能性。

而语言的和谐往往取决于小说的需要，现实的满足与人生的思考需要不断地完善与改变，才能真正踏入美好的未来。

正是当人们的信念倒塌，难以真正地实现目标的时候，他们的纯洁的个性才可能瞬时遭到毁灭。

在小说这里，象征寓意深刻。

象征手法的运用，让作品自身有了很多悬念和波澜，甚至成为很多文学作品人物和细节的惊人之笔，让人惊叹文学的力量。

作品中人物一次次的对于罪恶的忏悔让人感受到，时间的流失多么可悲。

当然，随着时间流逝的还有对生活的绝望以及梦想的撕裂。

而美好的向往是值得珍藏的，这也形成一种人性的回归。

二关于语言特色的背景与深刻思考
语言特色的背景是小说成功进行构思的基础。

作为小说表达的主
体，这些思想性的价值理论和观念，往往是渗透在思想领域的一种真实的体现。

事实上，任何文学作品的诞生都有其特定的语言背景与社会背景，而这些基础是必须的，也是可能的。

因为，小说在很多层面往往是渗透着很多思维的逻辑与超前的价值体系，而塑造一个美好的世界不仅是很多小说主人公的向往，也往往暗示着作者的某种思想寄托。

回溯19世纪30年代，我们可以发现，那个时代的美国发生了一场深刻的思想解放运动。

而这些思想的变化往往是造成小说现实环境变迁的重要凭证。

如美国著名小说家赫尔曼·麦尔维尔就曾这样评价道：“他（霍桑）的最伟大的成就就在于他擅长对黑暗的描写，在于他对于人类心灵深处的黑暗的描写。

”例如，在《年轻人古德曼·布朗》中，通过对相关场景的描述，我们可以看到相关思想的变迁。

如在描写人物复杂的内心变化时，作品中曾出现“翌日将在州议会上露面的人物”的场景描述。

虽然这些场景往往是复杂的，也是充满矛盾的，但文学的笔触介入这些，却也往往产生令人意想不到的效果。

因为作品中的人物往往是充满矛盾的，而且作者塑造形象的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的、甚至是可悲的过程。

也正因此，“罪人面对圣人也毫无愧怍”的奇怪场景，才会让布朗感到震惊。

其实，布朗震惊的不仅仅是他自己的一些行为，还有着对当时许多人的行为的难以理解。

在当时的环境下，男人的很多特权还仍然存在，还对当时的环境有着惊人的影响。

特权的存在，让男人可以肆无忌惮甚至是名正言顺地去占有和剥夺女性的正常权利，因此，我们可以一再看到，一些人的思维发散成为一些自相矛
盾的群体。

这些人面对名和利，成为一些道德败坏的人，而这个群体的庞大，又让人难以看到希望所在。

布朗这类男人，往往是虚伪的化身，在爱情面前，他甚至不如一个女人显得更有人情味；在很多方面，他也还无法负担起一个男人理所应当承担的责任。

在桎梏的环境压抑下，很多女性难以得到真正的解放，在身心疲惫的情况下，还无法实现对自己理想的追求。

由于人的内心深处都隐藏着深刻的罪恶，因此他们的所谓真诚与虔诚只能是建立在其自身利益得以确保的基础上，否则一切都难以实现。

一次又一次让人无法企及的思想变化，让生命变得非常多情，也让人们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短暂。

我们无法去准确预知生命的未来，但思想的堕落是不可原谅的。

由此，我们可以说，布朗的恶性行为才是导致小说情节波澜的导火索。

三关于语言的和谐与梦境的象征
语言的和谐与梦想往往有着美好的结合，即便在很多时候，语言的存在是很多细节的产物，也是戏剧性的产物，完美仍然在继续。

在一些现实无法企及的瞬间，完美往往产生在梦境。

于是，作者在小说的结尾处，非常让人惊讶地为读者设下了一个悬念：他让好小伙子布朗在魔鬼的受洗仪式就要实施的关口突然惊醒过来，好像从一场噩梦中猛醒过来：“邪恶的化身就在这里头（指一个天然的盛满鲜血的凹坑）浸湿他的手，准备在他们额头上留下受洗的印迹，好让他们分享罪恶的秘密……‘费丝，费丝，’丈夫叫道，‘仰望天堂，抵挡邪恶！’话刚出口，就发现自己已孤单单地身处宁静的夜，
正侧耳倾听风声沉甸甸地穿过森林，消失无声。

”这些细节的发生，让人感受到生命往往就是那么一个存在的符号，是不是快乐都取决于生命的地址和时间的巧合是否和谐。

语言的和谐，其实就是在那么一个巧合的位置实现了时间的价值，这就是梦想吧。

于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发现，小说中的描述是很难实现和谐的完美存在的，比如在小说的细节描述方面，可以看到很多细节的不完美也导致了小说的思想与语言的交融不和谐。

即便是一些虔诚的教徒，也难以拒绝那么一声呐喊：在一声对上帝的呼唤声中，很多虔诚变得艰难，变得难以置信，变得充满敌意。

这就是命运的存在。

原本嚣张的魔鬼突然消失，我们惊讶奇迹的阐述，我们惊讶生命的美好，同时也期待命运的美好。

森林归于平静，所有的人们都退去不见。

一切都是梦想吗？霍桑，在这里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美好的梦想，并使其成为一个象征性的寓意。

历史的现实存在让生命的梦想不断向前，从而实现了一个充满美好愿望的征程。

这是无法让人忘记的一个细节，也是语言魅力的所在。

因此，在很多方面我们发现，小说的描述是那么真切。

如果我们回味霍桑的身世会发现，因为出身于一个真正的清教徒世家之中，并且第一代祖先曾是一位殖民地法官、曾经有过很多罪恶的行为，特别是因对17世纪新英格兰贵格会成员进行残酷的迫害，使霍桑的小说丧失了很多真实的感受，丧失了许多心里美好的原始价值。

这些历史的存在，本是很多无聊和无法预测的事件的叠加与累积，也是很多思想无法弥补的结局。

而生命往往会因为存在的合理性与存在的价值而改变，这些往往是真诚的，
也是充满梦想的。

例如，霍桑的第二代祖先与1692年塞勒姆的“驱巫案”有关，并因此受到了严厉的诅咒，这些糟糕的背景，成为霍桑的枷锁，无法轻易挣脱，也难以及时改进。

而家族所有的这一切又都在霍桑敏感的心灵上留下难以忘却的、也无法抹去的阴影。

但令人无法理解的是，这些阴影却也并没有真正起到应有的作用，因为在家族的磨难中，单靠思想是无法解决根本问题的。

我们可以看到，小说《年轻人古德曼·布朗》中的主人公布朗的祖先所犯的罪行在他心中引起的罪恶感如此深重，以致他时常怀疑其家族的败落、父亲的早亡与此相关。

为此，他也很无奈，虽然他也多次采取措施，进行适当的补救，但终于也难以实现，他的命运的结局终究无法改变。

这些，作者霍桑也曾经多次模拟，也曾经多次改写，比如他曾经改姓，以示自己与家族祖先之区别。

事实上，这些变化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仅仅是给相关人物一个比较说得过去的印象罢了，没有什么可以原谅的，人性的堕落是最为惊险的。

但历史的车轮往往是无法因为个体的转变而改变方向的，而这所有的一切又都造成了霍桑创作上的独特心理：他既相信“原罪说”，又不肯全面接受“原罪说”；在很多场合，他表现出自己独特的一面，虽然既相信“一代人的罪孽要延续到后代”的说法，又不甘于顺从这种宿命的安排，这些都是他具体的矛盾性的一面。

即便在很多场合，他通过文学的描述可以消解价值观与时间的烙印，最终仍然显示出奇特的思维。

我们无法否认，霍桑小说中的那些奇特的人物和风景，让人充满了无限遐想，而这种矛盾的心灵往往也可以在他的代表作
《红字》的传奇性中有所体现。

霍桑的小说往往是纠结的，但他思想的矛盾往往集中在更多的层面，通过对其小说细节的把握是可以领悟的。

总之，通过对《年轻人古德曼·布朗》的分析和讨论，我们可以感受到，正确理解语言的和谐与梦境的象征，对分析和掌握霍桑的小说艺术具有积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 涂晓群：《压抑与扭曲的灵魂——霍桑〈红字〉主人公人物性格分析》，《江西科技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

[2] 丁燕：《论纳撒尼尔·霍桑小说的宗教性》，南京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3] 吴森：《试析〈红字〉的传奇性》，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

[4] 程杰、刘世生：《〈红字〉中双重否定的文体功能探讨——试析霍桑矛盾心理与双重否定语言表述之间的联系》，《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s1期。

[5] 廖四平：《论袁可嘉的诗歌》，《袁可嘉诗歌创作与诗歌理论研讨会论文集》，2009年。

作者简介：张萍，女，1968—，河南驻马店人，本科，讲师，研究方向：语文教育教学，工作单位：驻马店市卫生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