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湄公河行动》中的意识形态传播的表现

电影《湄公河行动》中的意识形态传播的表现摘要电影作为一种艺术形式，一种在当今世界盛行的文化形态，对于权力集团来说是一种能够传播其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观念的良好媒介，基于其广泛的受众群体电影成为了国家文化领导权实现的一种手段，本文从意识形态含义、电影意识形态性的表现等角度对影片《湄公河行动》进行了意识形态角度的分析阐述。

关键词：意识形态舆论导向传播效果主体建构一、电影本体具有意识形态属性的表现层次（一）形式：电影从拍摄到放映都具有意识形态的先验主体性在让·路易·博德里的《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的意识形态中，指出电影本身具有一种主体的先验性，电影摄影机的拍摄时人操作的，人被社会意识形态有意无意的询唤为主体，因此在拍摄阶段就会有主观或客观，主动或被动的意识形态因素；电影放映阶段类似于柏拉图的洞穴学说，我们所看到的电影银幕上的画面内容，首先是，基于我们心理认同和视觉暂留原理，是一幅幅单个画面组成的假定真实的连续画面，但是画面与画面之间会具有故事性，因此我们被吸引至电影内容中，其次我们看电影时，意识不到背后放映机的存在，而会认为银幕上的真实就是真的现实，只不过隔了一道银幕而已，可以把银幕想象成透明的玻璃。

在这人，电影中的意识形态仅是一种观念，一种意识的传递，并未有过强的功利成分。

拉康的“镜像误识”当婴儿在前语言能力期，从镜子中看到他人和自己时，误以为那就是真实存在的，并且从镜子中婴儿有了“我”的意识，认识到自己的存在，同时也认识到他人的存在，并且将自己与他人分开，有了主体性意识。

而现实社会中所存在的意识形态观念和他人对自我所传递或反馈的信息，实质上也是一种镜子，我们建构自我主体意识的过程就是从意识形态和他人哪里进行自我观照，将自己完善，询唤为主体的过程。

（二）内容：电影作为舆论传播工具需要具有意识形态性质阿尔都塞在前人意识形态理论和拉康的“镜像误识”理论得基础上，写出了著名的文章《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其“意识形态理论”所说的，意识形态将个体询唤为主体，所谓个体，姑且可以将其理解为独立于社会生活的一种存在，而主体是指通过意识形态将独立于社会意识的个体纳入到整个社会文化背景和深层心理的存在，在这里，“询唤”类似于潜移默化的影响，“意识形态”在这是作为一种工具，一种手段而存在。

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这篇文章中表明国家是一种工具，是进行良好社会群体管理一个运行系统，而运行国家系统的方式客从属性上分为两种：1.强制性国家机器；2.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前者指的例如军队、警察、法庭、行政机构、阶级斗争等等，此类国家机器是通过强制性的手段进行符合统治阶级功利性目的地国家运转；后者指的是例如教育、宗教、法力、传媒、文艺等等能够在观念层面诗意影响的潜移默化的统治工具。

因此当据偶独立观念活动能力的个体接触到某一统治阶级性所运转的意识形态具体内容，如艺术、影视、教育系统等等时，会逐渐的在观念层面被意识形态所传达的意志所影响，被潜移默化的“询唤”为主体。

此外，电影作为一种大众传播媒介，本身就具有阶级性、意识形态性，是引导舆论，统治阶级进行管理的一种工具。

在这儿，电影故事内容所传递的意识形态观念，是具有较强的功利性和目的性，是权利阶级贵被统治阶级群体进行主观性观念植入的过程。

电影史上成功的政治纪录片《意志的胜利》从形式到内容都在为统治阶级服务，电影所面对的是一个具体的群体，是低智商、无秩序并只有图像思维的被统治阶级，用用电影视听语言的象征手法将所要表达的意识观念在有意无意之间灌输至受众的精神层面.毫无疑问, 无论从现实情况还是生存(或者按现在的说法叫发展)需要来讲, 一个国家不仅不可能没有主导的或规范的意识形态, 而且更不可能否弃意识形态本身(不管在口头上怎么讲)。

①因此作为一种能够强有力控制社会舆论传播的典型媒介，电影是一块权力集团必争的舆论高地，影片《湄公河行动》最终以过十亿票房完美收官，是最近几年较为成功的主旋律电影，不仅具有电影艺术的娱乐审美功能，在无形中隐含的意识形态观念也被传播。

二、电影《湄公河行动》的意识形态表现电影《湄公河行动》根据2011年真实的10·5金三角中国船员遇难事件改编，讲述了一支中国云南的季度净对捣毁并抓捕金三角制毒贩毒罪犯的故事，并解开了中国船员被害的真相。

与常规警匪故事片中注重故事情节和案件侦破进程不同的是，本部影片中树立中国警方正义果敢，中国政府关心人民的意识形态宣传的目的性更强。

本文主要从视听语言运用、典型人物的构成与象征认同几个0层次对其中隐含的意识形态观念进行剖析（一）典型视听语言与放映机制电影作为一门具有独立的视听表达手段的艺术，无论从前期拍摄或后期剪辑合成阶段都无可避免的具有有意无意的意识形态渗透。

在路易·博德里的文章《基本电影机器的意识形态效果》一文中认为电影从摄影机的拍摄运用开始，就具有了意识形态的先验主体性。

摄影机功能的愈发全面，让人们可以不再被其机器的本性所限制，不仅可以以人所想要的随心所欲的速度进行拍摄，还可以在摄影机的和摄影机镜头的运动当中进行影像记录，与麦克卢汉所说的“媒介即人的延伸”相同，电影摄影机本体对人眼的观看和记录功能的替代性越来越强。

“如果眼睛不再为身体、不再为物质和时间的法则所束缚，如果没有对于眼动——拍摄影片能以实现的条件——的那些更多的特定限制，这个世界就不仅是被眼睛所构成，而且也是为眼睛构成的了”。

②可见，在摄影机科技高速发展至今天，其越来越能为人所用、为人所看，而拍电影导演作为一个社会的主体，难免具有所处时代的意识形态特征，并根据影片的主体立意对其进行不同程度的表达，因此在拍摄阶段电影的视听语言本身就具有意识形态的主体先验性。

影片《湄公河行动》中从场景设置角度来看在中国国警方等正面人物出场时，多用的是明亮的光线以及景物设置，而在毒贩出场时多为阴暗密闭的自然环境中或建筑物内，本身这种管线的差异就会给观众一种正义与邪恶的象征，并且这种与日常思维惯性相符的认识是在无意识情况下就被观众所接受。

其次在14分钟到15分30秒期间队高刚的独白与影片画面内容声画合一，独白内容是充满着正气豪情的“出征誓词”，画面内容展现的是中央高层的会议部署，看似两个不匹配的生化内容，但在其因生的背后含义却是一直，这种双重的观念灌输更增强了影片的意识形态效果。

此外，在对象征正义和安全的警方出场时景别多使用大全景，远景等，拍摄角度多使用仰角拍摄，背身这就有出去拿地个观众在观看室内心的一种仪式感，更易萌生出崇敬的心理。

因此从独立于其他艺术形式的电影语言表达方式来看，本身在语言单位构成层面就会因为拍摄人员背身的主体性而表现出电影内容主体性，在这儿电影银幕其实是一块“广告板”，是一种传播信息的载体和中介，其承载的是具有社会的人属性的导演的意志，当就宏观角度来看，国家对于文化领导权的掌控需要通过此类文化形态进行实现，因此无论是从国家宏观还是个人微观来说都具有意识形态的先验主体性。

从放映机制来讲，电影的放映实则是一种否定差异的过程。

“‘人们’在意识形态中‘表现出来’的东西不是他们的实际生存状况即他们的现实世界，而是他们与那些在意识形态中被表现的生存状况的关系”。

③因此，当观众看到电影放映出来的一张张图片组成的影像时，观众所感受到的是一种处于“想象性畸变”状态中的虚拟现实。

影片被放映时，试想如果是以日常欣赏图片的速度进行观看时，那一张张胶片之间是存在相互的差异性的，是一种独立的存在，不会构成完整的故事情节。

观众在看电影时到的断片化的图像，而本身就是接受的放映机制已经排列好的连续的活动影像，而随着这种连续的活动的放映，其本身的含义也被重构，差异被消解，意识形态随之重构完成。

丹尼尔·达扬认为不仅电影的故事层面具有意识形态效果，并且在电影的话语组织层面同样具有意识形态成分。

经典好莱坞的剪辑方式就试图抹除电影镜头与镜头间的剪辑点，而让观众对电影的镜头拼接毫无意识，认为电影本身就是真实的。

“在电影院里，观众被置放到一个全知主体的位置，这个位置是观众与摄像机认同，他无法意识到自己被设定的过程是如何发生的，观众受到电影文本的询唤，电影构建出主体”④。

因此，当观众在黑暗的电影院环境中观看电影时，是在无形中接受意识形态传播的一个过程，并且这个过程通常是发生在观众意识不到的情况下的。

（二）典型人物个人英雄主义的象征认同在故事叙事中人物可以作为行动元出场，也可以作为典型人物出场，而作为典型人物的塑造，不仅仅是在故事情节上的推动作用，本身起就会有着一种象征或者传递文本主题观念的功能。

影片中缉毒队长高刚作为一名长期工作在缉毒战象的老警察，具有丰富的工作经验。

第一次高刚作为典型人物进行塑造，是缉毒小组去地下黑市进行救援行动时，由于被毒贩发现导致救援行动为按照原先计划进行，高刚不得不与行动组人员分头行动，于是上演了一场飞车追逐大战，加以紧张激烈的音乐音效更能够将观众的心理缝合进影片中，而在此时观众会与影片中的情感共鸣，从而树立起高刚这种无畏果敢的英雄形象。

第二次是在整部影片进行到高潮即当缉毒小组对主要案犯进行抓捕，此时毒枭糯卡与其上级已然决裂，于是因杀人灭口而遭到上级追杀，因此，整个追捕的过程是糯卡上司与中国缉毒警方争夺糯卡，糯卡孤身一人逃命的情节。

典型的能够展现高刚、方新武等典型人物个人英雄主义的一场戏是发生在水草密布的湄公河上，此时高刚孤身一人驾驶快艇，载着已身受重伤的糯卡向深处驶去，而糯卡上级所派追杀糯卡的人就在高刚的快艇之后，此时镜头运用完全俯视大全景，象征的是中国缉毒警方在困难和荆棘面前不畏艰险、劈波斩浪、勇往直前，之后方新武驾驶快艇赶来增援，随着方新武的快艇与敌人的快艇剧烈相撞，高刚顺利将毒枭糯卡带回行动组，但于是相随的时方新武为了掩护高刚撤退不幸牺牲。

高刚的不畏艰险，方新武的不幸牺牲，包括“大师”双腿被截肢等这都是一种意识形态元素的象征，与好莱坞制片模式中的个人英雄主义形象的塑造相同，此时这类典型人物不仅仅是存在于电影现实当中的一个纯粹个体，而是一种具有意识形态传递功能的象征符号，其身上所下带的时电影的主体观念，时国家权力集团的意识，而当观众在电影院看电影时往往是作为一个被动的接受者进行观看的，是一种被电影粉饰过的现实，虚幻的现实，但在视觉暂留与心理不成的双重作用下，观众往往会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将电影内容完全信以为真，认为是现实生活中真正发生过的，并且对于某些观众来说，还会形成一种个人的内心关照，将自身想象成影片中的人物，这种代入感的产生随即而来的就是意识形态观念的成功植入，这个过程或是有意的，或是意识不到的。

当观众被缝合进电影内容时，其所存在于脑海中的独立个体的思维在无形中消失了。

小结电影从形式到内容层面所具有意识形态主体先验性和其所要达成的意识形态传播效果，从本质上说仍然是为文化的传承和权力集团的舆论控制而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