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行的管理学

五行的管理学：“五行学说”在管理中的应用

运用“五行学说”，实现管理平衡

我们的祖先对“九”和“五”似乎有特殊的偏爱，历代的皇帝就称为“九五之尊”，因此，“五”也同“九”一样，成为一个神秘的数字。在中国古代，五行是作为一种物质观出现的。比如，古代的哲学思想、中医学理论和占卜术等都运用五行学说来说明和解释自然规律和现象。五行学说认为，大自然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要素所构成，大自然的变化是五个要素相互作用的结果，它不但影响到人类的命运，同时也推动着宇宙间的万物循环运动和变化。五行学说的意义在于它强调的是物质的属性关系，是整体的概念，系统的概念，描绘的是各种事物的结构关系和运动形式。我们讲的阴阳是古代对立统一的思想，那么，五行则是一种原始的系统论，是多个阴阳关系的总和，所以，它对于领导者的系统管理是非常有意义的。

早在战国之际，道家“黄老学派”的医书《黄帝内经》就已经开始运用阴阳五行来对个体生命进行功能性的分类。“五行学说”作为中国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互动与变化就是一个例子。在中国古代的思想体系中，“五行”是合作的、轮替的而不是对立的。不知是“五行学说”的盛行，还是“五”成为事物内在规律的原因，“五”也就成了天地成物之数。我们的祖先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以五指计算物品数量的行为习惯影响了他们的思维，成为一种最原始的计算方法，更是一种思维方式。五行学说之所以尚“五”，就是体现了古代先民的智慧、体察自然界的一种辩证思维。“五”广泛地应用于人类生活之中，比如，从五个方位来看，有东、南、西、北、中；从人身体“五脏”来看，有肝、心、脾、肺、肾；从“五气”来看，有风、暑、湿、燥、寒；从“五金”来看，有金、银、铜、铁、锡；从“五经”来看，有《易》、《书》、《诗》、《礼》、《春秋》。除此之外，在日常生活中还有我们熟知的以蝎、蛇、蜈蚣、壁虎、蟾蜍五种动物来表现的“五毒”；“五岳”则是五大名山的合称，即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和中岳嵩山；音韵学上按照发音部位的不同分成唇音、舌音、牙音、齿音、喉音五类，叫做“五音”；封建社会称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五种关系为“五伦”；武术中的“五禽”戏模仿虎、鹿、熊、猿、鸟（鹤）五种动物动作，以保健强身的导引方法等等。这些，不得不使我们多几分深思。几千年前，我们的祖先就从天地的自然变化之中发明了“五行学说”，这是人类的大智慧，它揭示了宇宙万物的发展和变化的规律。

“五行学说”可概括天地自然和人粪社会一切活动的相互之间的联系。宇宙间的任何事物，在局部中都可分为阴阳两个方面，此消彼长；在整体当中，又表现为各个矛盾体之间，也就是事物的各种因素之间既相互联系、相互促进，又相互作用、相互排斥的相生相克现象。中国古代五行相生相克的思想，描绘了事物之间矛盾、统一的模式，体现了事物内部的结构关系以及事物运动、发展的系统思想。相生，就是事物之间互相滋生、促进、助长的意思，而相克则是说明事物之间互相制约、克制、抑制的关系。正是由于五行之间的相生相克作用，才使得事物在动态和碰撞中不断寻求新的平衡，从而推动事物的发展。“五行学说”的意义在于，我们认识事物、观察事物或解决事物的矛盾要运用“五行思维”的观点去思考，而不是单一的思维方式。因为，事物的发展规律中蕴涵了“五行”因素的运动，当然，这里所说的“五行”并不是单纯的数字概念，而是多种因素的集合。随着社会的发展，“五行学说”被广泛地运用到中国的社会制度、思想文化、行为科学中去。我国当代著名哲学家庞朴对阴阳、五行思想有独创性的解释，他曾经说过：“如果不明白阴阳五行图式，几乎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文化。”比如，政府各个部门的职能既有分工又有制约；在一个社会里各行各业彼此之间的协调配合；人体中各个器官的功能的调和等等，都是“五行”的体现。

《阴符经》开头的第一句话是：“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尽矣！”这句话的意思是，无论看待事物、观察事物或人的行为都要体会、认识和领悟宇宙和自然界运行的原理、原则和规律，然后遵循和依照这些原理、原则和规律去作为，人就能达到完善和完美的境界，就能成就一切。领导者管理能否成功，关键是能否“观天之道，执天之行”。就是能否根据自己的知识、智慧和能力去观察、感悟和把握事物的本源和规律，并按事物的规律去实践。只有把握宇宙、自然界规律，社会机能才能平衡运行，才能发展。只有把对宇宙、自然界规律的认识作用于管理之中，管理才能实现平衡。

那么，什么是“天之道”呢？

《阴符经》中有一句话，说明我们的祖先很早以前就观察到管理人的方法。这句话是这样说的：“天有五贼，见之者昌。五贼在心，施之于天。宇宙在乎手；万物在乎身。天性，人也。人心，机也。立天之道以定人也。”这里所说的五贼就是五行。

《宋史·五行志》中说：”天以阴阳五行化生万物，盈天地之间，无非五行之妙用。人得阴阳五行之气以为形，形生神知而五行动，五行动而万物出，万物出而休咎生。和气致祥，乖气致异。莫不于五行见之。”意思是，天通过阴阳五行的变化演化万物，充盈于天地之间，无非是五行演变的神妙作用。人禀受阴阳五行之气以成形体，形体产生精神知觉，就会有喜怒欲乐忧五性，当五性在心中萌生后就出现了万事万物，万事万物一出现就有了吉祥和不祥。和平之气引致吉祥符瑞，悖戾之气引发灾异乱象。这都可以从五行中表现出来。比如，我国的中医之道就体现、包含着有机论和系统论的因素。中医是一个重结构、重功能的医学，中医把“五行学说”运用到医道之中。如中医主张肝、胆配木，心、小肠配火，脾、胃配土，肺、大肠配金，肾、膀胱配水。人体脏腑与脏腑、脏腑与肢体、肢体与肢体之间分布着复杂而有序的信息渠道，从而将各个部分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们可以根据这些经络，发现由不同脏腑所传达出来的信息进行诊断；人们也可以利用这些经络将信息传达给特定的脏腑，从而进行治疗。在中医看来，人体绝不是一些器官的机械组合，也不能用简单的因果关系来加以解释。人体是一个复杂、生动、和谐、有序的生命系统，它有其协调、共生、循环、反馈的辩证规律。

《黄帝内经·素问》中说：“天有四时五行，以生长收藏，以生寒暑燥湿风；人有五脏化五气，以生喜怒悲忧恐。故喜怒伤气，寒暑伤形，暴怒伤阴，暴喜伤阳。厥气上行，满脉去形。喜怒不节，寒暑过度，生乃不固。故重阴必阳，重阳必阴。”古人正是利用这种传统的思维结构，以发现自然中所存在的矛盾运动的辩证规律。

“五行学说”始于夏商之际，完善于春秋战国时期，它属于中国古代自然哲学的范畴。“五行”一词，最早出现在《尚书》的《甘誓》与《洪范》中，在《甘誓》中说的是“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说的是有扈氏不尊重“五行”，违背民意，因此，夏启“替天行道”讨伐有扈氏。《洪范》中说的是“鲧镬洪水，汩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禺洪范九畴，彝伦攸叙…”意思是鲧蠖洪水时，采取的是堵的办法，这违背了自然规律。水的特性就是往低处流动，阻流以治，自然违背了水的“性格”，也就是违背了水的自然特性，所以，是不能成功的，因而也必然导致部族首领和人们的怨恨。鲧被杀头之后，禹继承了父亲的事业，因势利导地治理水患，赢得了人们的赞扬。

“五行”在《洪范》中被认为是首要之事。这里，我们应该对“五行”有一个正确的了解，“五行”的“行”，不是行走的意思，而是运动的意思，是自然的呈现与持续运动。所谓“行”指的就是一种自然的“运行”，是依循着本身之为呈现所固有的一种规则而持续运动，是一种自然的作为。金、木、水、火、土称它们为五行，是因为它们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经常处于相互的变化之中。这种变化，就是相生、相克的关系。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五行”是物质的运动规律；是宇宙万物之宗。遇事应依循自然，因事而治，不能逆规律和民意而动。

距今大约3000年前，在《尚书·洪范》中记述了周武王打败商纣王之后与被俘虏的箕子的一段对话。箕子是商纣王的叔父，中华第一哲人。周武王向他询问怎样顺应天命来治理国家，箕子向周武王陈述了《洪范》九畴，即治理国家的九项原则，其中就谈到了五行，这段话是这样说的：“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曰稼穑。润下作成，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这充分表明“五行”理论在西周时期就已经具有很大的影响。

“水曰润下”。水的特性和状态是润泽、清润的，它是自然界植物和生物生存、成长不可缺少的条件，另外，它是向低处流淌。

“火曰炎上”。火的特点和性能是炎热，它的运行状态是向上。

“木曰曲直”。树木的特性是向上向外舒展，它代表的是植物和生物。

“金曰从革”。金是一切矿物质的代表，也称金属。它的特性，就是能杀伤有生命力的生物。

“土曰稼穑”。“稼”是种植，“穑”是收获。土是大自然万物生长的基本物质。

上述的五行学说，我们不能仅仅理解为物质现象，它告诉人们的是思维方法。虽然“五行”将事物或现象分为五大类，但它是按照“五行”的特性，把宇宙间事物的不同性质、作用和形态，采用“比象取类”的方法分别归属金、木、水、火、土五行之中，并在五行属性归类的基础上，根据五行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规律，说明各类事物或现象的联系和变化。所以，它并不是单纯地指五种物质本身，而是作为事物属性的抽象概念来应用。

后世将五行与自然现象相联系，进而与社会现象中的五常相联系，与人自身的五脏、五体相联系，与人的情感、意识的五志相联系，从自然到社会，到人身，再到情感意识，从生成论的角度以五行学说论证了人的自然性，在中国人的生活文化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五行学说”在管理中的应用

前面我们讲到，“五行”不是指五种物质，而是五种状态和运行的方式。箕子向周武王介绍了《洪范》九畴，其中第一项就讲到“五行”。这说明，我们的祖先在管理国家的过程中，已经把“五行”的理论引入治国方略之中。战国时代思想家邹衍用五行相胜的理论解释历史上朝代的更替，被称为“五德终始说”。如黄帝时代是土德，所以称黄帝；秦始皇相信“五德终始说”，统一六国后，就是推翻了周朝，秦朝是水德，这样，按水德规范，旗帜和服装等都用黑颜色；明朝为土德，所以在故宫里面是以黄色为主色调，就是明黄色；清朝推翻了明朝，克土者木，颜色是青色，故有青龙旗。我们都知道皇帝下诏书时，经常说的一句话就是“奉天承运”四个字，奉天就是奉天命，承运就是承受五德之运，把天命与五运结合起来了。我们经常说的“命运”就是这么来的。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奉天承运”可谓最具权威性。“奉天承运”作为尊皇帝为绝对权威的语言是从明太祖朱元璋开始的，一直延续到清朝。“奉天承运”四个字把帝王的超然性、必然性与合理性做了简要的概括，所包含的思想文化也是很丰富的。我们先看看“奉天”这个词的意思。“奉天”这个词表达的是帝王与天之间神秘性的词汇，也就是说“君权神授”。《尚书·洛诰》有“奉答天命”之语。《泰誓》明确提出：“惟天惠民，惟辟（君主）奉天。”汉代的董仲舒提出圣王应以“奉天法古”作为政治的永恒原则。“运”，在中国思想文化中也是一个重要的字。运的本义是移动、旋转。在词义的扩展过程中，增加了形而上的内容。特别是邹衍五德终始说论述了阴阳五行主历史之变、朝代更替、帝王移姓以及国策调整等思想，意思是朝代的更替是应运而兴。邹衍的这一理论为维护古代封建王朝的统治及兴替提供了所谓的依据。到了明朝，“奉天承运”成为皇帝“圣旨”的固定用语。这四个字表达了帝王的神圣、不可超越性和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必然性，是君主合理性的最高依据，同时也是人们的政治认同的最高价值准则。

在中国古代，“五行学说”的顺序有阳性循环和阴性循环两个方面。比如，西汉时期的董仲舒把五行进行重新排列，以此来说明事物的相互联系，顺序是：木、火、土、金、水，提出五行相生的关系。相生的关系是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又生木。他把相生与相克结合起来，概括为“比相生而间相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