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黄远生和邵飘萍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

浅析黄远生和邵飘萍的新闻实践和新闻思想

在中国新闻史上,有两位名人,一为黄远生,一为邵飘萍。黄远生被称为“中国新闻通讯的创始人”,邵飘萍则被誉为“新闻全才”。在中国新闻史上,他们是先驱,是不可遗忘的人物。即使在今天,我们追溯二位的人生轨迹和新闻生涯,研究他们的新闻主张,对于我们现实的新闻事业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一、黄远生

黄远生作为一个体现了新闻职业化思想萌芽的名记者，其新闻实践与思想表现在三方面：

首先，他是近代一位弃绝功名的名记者，身体力行地倡导了独立职业和新闻职业的“公共性”。黄远生对“新闻职业化”的贡献首先就在于上述他对于“职业”敏锐与深刻的认识。

其二，他反思政论，开创通讯的时代，他重视采访，追求新闻的真实、客观、全面、公正，这展示了他对新闻职业行为模式与准则的摸索。黄认为“新闻记者，需尊重彼此之人格，叙述一事，要能恰如其分，调查研究须有种种素养。”他提倡新闻写作要做到“诚实无欺”，要“归纳”、要“具证”，那就需要注重事实，一一收集材料，第一手材料最可靠，能和事主对证明白，这样很自然。采访是必要的手段，他写新闻通讯的材料，大都是亲自采访获得的。

其三，他在忏悔中强调了记者职业化的“四能”素养，这是新闻职业自律精神觉醒的明证。黄远生指出，“新闻记者须有四能：一、脑筋能想；二、腿脚能奔走；三、耳能听；四、手能写。

二、邵飘萍

邵飘萍他以报纸和通讯社为武器，宣传真理,抨击邪恶，锐意改革，为新闻事业贡献了毕生精力。后人誉之为“乱世飘萍”、“一代报人”、“铁肩棘手，快笔如刀”等等。更有“飘萍一支笔，抵过千万军”的高度评价。他的新闻思想是：

一、独立的办报方针

邵飘萍认为：新闻事业具有不同于其他事业的特殊性质，是“社会公共机关”、“国民舆论代表”。他确定了独立办报方针，一是监督政府；二是唤醒民众，教育民众。三是“顺时代进步之潮流”，表达报纸“对于解决时局的意见”。邵飘萍独立办报的思想旨在反对军阀政府、派系以及反动党团操纵报纸；为爱国主义、民主主义的报纸争得权利和地位；旨在团结教育更多的报界同仁扫除新闻界沉迷现象，振作起来。

二、强调记者的品德修养

记者应该具有品性。邵飘萍说：“所谓品性者，乃包含人格、操守、侠义、勇敢、诚实、勤勉、忍耐及种种新闻记者应守之道德”。“品性”就是新闻职业道德的全部要求。

记者的独立精神。记者完全独立、不受社会恶风之熏染、不为虚荣利禄所羁勒。

记者的责任。记者在道德人格的修养上，必须具备强烈的社会责任心。

三、致力于新闻改革

邵飘萍提倡唯物主义的新闻反映论，认为新闻来源于社会生活，是社会生活的真实、迅速的再现。在新闻业务的实践上，邵飘萍是一个勇于创新的人。他重视报纸的经营管理。在新闻教育事业上，邵飘萍同样是个开拓式的人物。他讲课时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并且十分注意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

三、两者之间的异同

相同之处

1.都是辛亥革命后中国新闻事业发展的主力军。黄活动于1911—1915年，而邵则为1911—1926年。两人都因为致力于新闻事业而遭到杀害，所以说他们是中国近代新闻先驱当之无愧。

2.两人都不是单纯意义上的记者，而是身兼多职。黄远生以一个学者的眼光来审视社会，启蒙社会。引导了中国思想上的一次大改革。而邵飘萍则从记者开始，转而总结归纳自己的实际经验，成为了一个新闻理论家与新闻教育家。二者都主张通过关注时政来记录事实，虽然他们的文章有那个时期政论文的痕迹，但也体现了他们忧国忧民的思想。

3黄远生与邵飘萍对新闻的态度也有相同之处。认为报道应是：真实，精确，客观，系统。并强调新闻对社会环境和政府的监测与监督。这是那个时代背景下共同的产物。

4.二者对待政党的态度上基本相同。黄曾宣布过脱离一切政党而存在。邵也认为，记者是独立的，记者是超越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第三者，是“无冕之王”，犹如法官。因此，记者应保有职务上，精神上之自由，保持经济、思想、人格的独立，既不参与任何党派团体，也决不从事于实际的何种运动。只许“坐而言”，不能“起而行”，保持客观的态度。二人都反对政府压制新闻，追求自由。要求新闻要体现民意。

不同之处

1.在对新闻记者的要求方面。二者各有侧重。

（1）.黄远生提出“四能”要求：脑筋能想，脚腿能奔走，耳能听，手能写。

（2）.邵则认为：理想之新闻记者，必须政治经济社会诸学，皆有深之研究；此外应有一二门专门学科。

2.在新闻观上，他们也有不同。

（1）黄远生擅长报道重要人物的重大事件。如袁世凯大借款，内阁接二连三倒台，武昌起义功臣张振武被杀等事件。这些事件是当时社会矛盾的反映。从某种意义上说，.黄远生是当时社会的一面镜子。

（2）邵飘萍的新闻观是：是爱国主义，人道主义的新闻观。他说：“苟见有强凌弱，众暴寡之行为，必毅然伸张正义。而为弱者吐不平之气，使豪暴之徒不敢逞其志，不能不屈服于舆论之制裁”。这并不是说他不关注大事件，而是报道的角度不同。一个从上层人物开始，一个从民众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