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籍本鉴定7-敦煌写本辨伪

3、要弄清敦煌遗书的格式：
鉴别敦煌遗书的真伪要多看敦煌遗书，熟 知敦煌遗书中各个时代、各种类型写本的 格式。这样假的敦煌遗书一望便知。
总之，敦煌遗书真伪鉴别十分复杂，写本 内容、题记和收藏印是三个应当充分考虑 的因素。 有时的原卷不伪，题记伪；有的 纸张不伪，文献伪，即利用敦煌古纸制作 的伪卷；有的利用现代纸张制作的伪卷， 纸张、文献均伪。
1997年6月23日，英国《泰晤士报》发表 《英国图书馆发现数百件敦煌赝品》，魏 泓(Susan Whitfield)博士转述了藤枝晃教授 的观点。
1997年6月30日至7月1日，英国图书馆召开 “二十世纪初叶的敦煌写本伪卷”的研讨 会。石冢晴通重申他与藤枝晃教授的观点： 斯坦因第二次探险和伯希和探险队之后各 国探险家所买的写本百分之八十以上是伪 卷。并对比一些写本的字体演变、纸质、 铅笔划栏的变化，确指S.6383等写卷为伪卷。
1986年1月22日日本《每日新闻》，藤枝晃 称日本所藏敦煌写本百分之九十八是伪卷。
1988年，藤枝晃认为中国藏的小收集品也是 假的。
藤枝晃先生进而认为：早在1911年，李盛铎 开始制造敦煌伪卷，1937年在其死后，他的 八个儿子继续作伪，一直到五十年代。这 种写卷很早就流入敦煌。
1911年以后来敦煌的大谷探险队、斯坦因、 奥登堡都曾买过这些伪卷。所以斯坦因第 三探险所获五百多卷敦煌遗书大部分是伪 卷。
李盛铎晚年牵涉官司，藏卷由其子女分次 售出，主要售给日本，现藏大阪杏雨书屋。
李盛铎的善本书在1937年他去世后，售给北 京大学，但因没有连藏书印一并入藏，因 而《书林掌故续编》称：传闻李盛铎的印 记都流落在北平旧书店中，店主凡遇旧本， 便钤上他的印记，以增高价。
李盛铎善本书有名，其敦煌写卷更有名， 这样，市场上便有大量钤有李盛铎藏书印 的写卷出现。
时已经不是同一件遗书了。陈垣在该条著 录下特意注明“ 纸色淡黄带灰, 质地颇类近 时洋纸。” 说明作伪者将白色洋纸即用现
代工艺制造的纸熏蒸成黄色, 以冒充敦煌写 经。陈垣所见时, 该纸已经开始氧化变色。
从陈垣对该纸质地的记载看, 当时陈垣对此 卷的真伪,已经有所怀疑。
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 当时的北图 成立写经组, 专门为馆藏敦煌遗书整理编目, 为《劫余录》部分8千多号遗书所编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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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鉴别真伪应该注意的问题：
1、要了解清末民初的历史和相关人物。
指称大谷探险队、斯坦因第三次探险、奥 登堡所获敦煌遗书为赝品的理由是，1910年 清学部将敦煌遗书解运到北京，商人们知 道敦煌遗书的样子以及它的价值，因此仿 冒，并兜售给上述三个探险队。
其实这完全是凭空想象，因为：第一、如 果是当地人伪造的话，当地非常容易获得 真卷，何必伪造？
第二，当时敦煌当地文化水平非常低，我 们很难想象当地人能造出斯坦因第三次探 险所获得那样精美的写卷。
第三，假如在兰州或北京伪造，然后运到 敦煌售卖，当时交通非常不便，而且土匪 出没，从经济上根本划不来。
第三，斯坦因他有丰富的考古学知识，而 且也见过大量真卷，如果是假卷，根本无 法蒙蔽他。
第四，李盛铎造假来源于其藏书印，没有 资料证明李盛铎本人造假。
自日本藤枝晃先生提出敦煌遗书中存有伪卷, 日本 所存敦煌遗书绝大部分都是伪卷以来, 有关敦煌遗 书伪卷问题已经被炒得很热, 乃至有些人谈虎色变, 见卷疑伪。但起初, 人们所讲的伪卷都还仅指内地, 特别是天津等地所制作的一批东西。1997年, 藤枝 晃先生又提出, 敦煌地区在藏经洞被发现后, 曾经
经完全变脆炭化, 无法展开。查阅七十年代末、八 十年代初拍摄的缩微胶卷, 当时这几件写卷, 有的 尚能展开, 因而拍摄了完整的照片。有的由于无法 展开, 缩微胶卷所显示的, 只是一个卷轴。 仔细考察这几件写卷, 可以发现它们的字体与写卷 的总体风格与其他敦煌遗书不类。颜色通卷灰黑, 与一般的敦煌遗书显著不同。其纸张与敦煌遗书 通常所用的纸张差异也较大。
“ 维摩” , 为三国支谦译二卷本《维摩诘经》、 姚秦鸠摩罗什译三卷本《维摩诘所说经》、唐玄 奘译六卷本《说无垢称经》等三部异译经的共同 简称。敦煌流行多为鸠摩罗什本。
根据《总目》著录的起止字, 我们可以按照《维摩 诘所说经》卷中的经文, 将本卷的原卷复原。
但依据陈垣《劫余录》著录, 该卷起字为 “ 喜文、维摩” , 止字为“ 菩萨、病亦” 。 止字虽然与《总目》相同, 起字却不相同。 这提示我们, 陈垣所见的写卷与1910年入藏
S.6383
泰晤士报的报道在第二年翻译成中文，发表在 《中国书法》上。
史树青先生发表《大英图书馆藏敦煌写经无伪 品》，指出李盛铎造假卷没有根据，并根据自己 的亲身调查，指出造假卷的是李盛铎的外甥陈逸 安。
陈氏伪造技术甚为高明，以致骗过了不少行家， 据说“他对古旧书伪造上有两种技术特长：其一， 仿唐人写经，其书体精美逼真。其做法是，用由 敦煌盗出之唐人写经纸和旧墨及其书仿之，以假 乱真程度实难查出破绽。其二，用印色钩摹藏书 名家之印字框逼真。”
佐伯好郎在揭示写卷来历时说：
1943年2月及11月，畏友小岛靖君从故李盛 铎氏之遗爱品中发现，由李氏的遗产继承 人相让得到的。
同年末，小岛将两篇经典照片寄赠他，为 了表示对小岛的感谢，将两篇经典命名为 小岛文书。
小岛文书A的原件在1945年9月从天津撤退 时，与其他物品一起被盗，而小岛文书B则 被运至日本。
李盛铎藏书印的流失为造假者提供了更好 的条件，造假者既把真印盖在假卷上，也 把真印该在价值不高的写卷上，以李家旧 藏的名义来求得高价。
2、要弄清写卷的来历
弄清一件散藏敦煌遗书的来历，有时是判 断其真伪的最好出发点。
如：四十年代日本小岛靖得到的《大秦景 教大圣通真归法赞》、《大秦景教宣元至 本经》，按照题记，都是开元年间写本， 由日本景教专家佐伯好郎和日本东方学家 羽田亨整理刊布，成为研究景教的基本文 献，这就是著名的小岛文书。
可能出现的事情却出现了。这些假卷是如 何进来的呢？
如果把一切可能性都考虑到, 那么, 可以有 如下三种解释
第一, 这些写卷是1910年解京之前在敦煌伪 造的, 混在解京的敦煌遗书中一并入京。
第二, 众所周知, 敦煌遗书抵京后, 先运到何 鬯威家, 李盛铎等人趁机大肆盗窃。这些伪 卷就是李盛铎等人为了掩饰自己的盗窃劣 行而伪造放入的。
现代的造纸工艺, 造纸时一般需用硫酸。由于纸张 含酸, 所以纸张容易氧化变脆。目前保存的上个世 纪二三十年代的不少书籍, 现在已经变脆炭化, 就 是这个道理。这几件写卷纸张的颜色所以灰黑, 也 是由于氧化的原因。
因此, 我们判定这些写卷是伪造的。
至于伪造的时间, 应该在民国时期。理由是： 第一、写卷所使用的是几十年前用现代造纸工艺
《敦煌石室写经详目》。他著录起字为 “ 喜文、维摩” , 止字为“ 菩萨、病亦” 。 长一尺四寸, 一纸二十八行。并特地注明 “ 此卷纸色淡黄带灰, 质地颇类近时洋纸, 殊未经见。” 与陈垣的著录完全相同。
1918年, 图书馆曾对敦煌遗书进行一次检查, 从八月底到九月初, 历时7日。凡起止字与 底簿即《总目》相符者盖一“ 查” 字印, 不符者均旁注更正。查《总目》第一册对 宙37号的著录, 起字为“ 喜心” , 未有改动。 止字原作“ 萨心” , 旁注将“ 心” 改为 “ 亦” , 成为“ 萨亦” , 并在改动处盖一 “查” 字印。可见年的这次检查曾经认真 地检查过这一卷, 改正了原来著录错误的止 字。
制造的纸张。 第二、这种纸张本来含酸, 再加上用醋熏蒸等作旧
手段, 使纸张的含酸量更高。虽然当时能够鱼目混 珠， 但随着时间的流逝，酸分发挥作用, 纸张开 始炭化，露出马脚。 第三、 七八十年代尚可展开的卷子, 九十年代已 无法展开, 可见其炭化速度很快。如果真是古代写 卷, 按照这种炭化速度, 绝对不可能保存千年, 早就 变成灰渣了。 但是, 这里有一个令人十分惊诧的问题, 就是这几 件写卷, 竟然都保存在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 “ 劫余录部分” 中。
古代纸张大抵表面粗糙, 偶尔亦有表面细密光滑的, 则大抵为采用槌打工艺制成的打纸。而这几件写 卷虽然表面光滑, 但所用的纸张则显然并非打纸。
古代的纸张大抵有帘纹, 少数没有帘纹, 则均为特 制的经黄纸, 特征非常鲜明。这几件写卷所用纸张 均无帘纹, 且显然不是经黄纸。
仔细观察, 它们原来是现代的机器造纸, 并非古代 的手工纸。
大量制造伪卷。斯坦因年第二次去敦煌所得到的 遗书, 几乎全都是伪造的。
现在, 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解京部分发现伪卷, 如果能够证实这些伪卷的确是从敦煌直接解京的, 那么, 可以为藤枝晃先生的观点提供强有力的证据。
查当年京师图书馆《敦煌石室经卷总目》第一册, 该号被著录为“ 维摩问疾品” , 《总目》并用苏 州码子著录该卷长度为尺寸，并注明起字为“ 喜 心” , 止字为“ 萨亦”。
我们知道, 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 敦煌 遗书开始为人们广泛关注, 社会上有些人出 于牟利的目的, 伪造过一些敦煌遗书。因此, 曾经在社会上流传过的“ 新字号” 、“ 简
编号” 等部分的遗书中, 有存在伪卷的可能。 但“ 劫余录部分” 是从敦煌直接解京的遗
书, 从情理上讲, 不可能出现伪卷。然而, 不
要判别一件遗书的真伪，最好能明了其来 历和流传经过，再对纸张、书法、印鉴等 外观加以鉴别，而重要一点是从内容上加 以判断，用遗书内容所涉及的历史、典籍 等方面的知识来检验它。我们不应轻易地 否定有价值的遗书，也不能把研究建立在 伪卷的基础上。
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BD00337伪卷考
主要据方广錩先生的研究 国家图书馆16000号敦煌遗书中有8件伪卷。现在已
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主体部分, 是年从敦 煌直接解京的。1910年入馆之初, 馆方就为 之编纂过一个目录, 名为《敦煌石室经卷总 目》,手抄八册, 录副一部, 至今未曾公开, 现 存于国图善本部。
1922年, 陈垣先生任馆长期间, 为这批遗书重 新编目, 即为著名的《敦煌劫余录》,1930年
由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出版。由于这 批遗书的目录由《劫余录》首次公布, 所以 国图内部将这8千多号遗书称为“ 劫余录部 分” 。
我们知道，李盛铎藏敦煌遗书已于1937年2 月4日去世前售给日本，而在1943年2月，还 有李氏藏卷发现并转让给小岛，这从来历 上就非常可疑。
荣新江与林悟殊先生进一步从印记、李盛 铎题记、开元年间题记以及文本内容进行 研究，最终认为：这是古董商人在李盛铎 去世后伪造出来的，作为者对于杜撰唐代 景教文献、李氏题记等所需背景知识严重 不足，因此在很多地方存在漏洞。
第三, 1910年敦煌遗书进入京师图书馆后, 被 有条件接触这批遗书的人偷梁换柱, 监守自 盗。
第二种可能性也不大。李盛铎等人在何鬯 威家偷盗敦煌遗书时, 解京的敦煌遗书只有 一个总数, 并无详细目录。而且这些遗书残 破不全, 长短不一。所以, 他们的偷盗手法, 是将选中的精品盗出后, 再将余下遗书中的 普通长卷, 一件撕成若干件, 以凑足原来的 总数。
古籍版本鉴定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写本 （敦煌遗书）
最早注意伪卷的是日本学者藤枝晃，他在 1961年就注意到京都国立博物馆所藏守屋孝 藏旧藏敦煌写经有伪卷，主要是根据上面 所盖的“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印。他这 一看法，由京都国立博物馆扩展到所有日 本小收藏品；由“德化李氏凡将阁珍藏” 扩大到所有盖着李盛铎藏书印的写本。
国家图书馆的藏品中, 现在就有不少较长的、 甚至完整的写卷被撕成十几件者。
由于解京敦煌遗书本身长短不一, 残破居多, 所以这种手法一般很难败露。
实际上, 我们现在虽然在国家图书馆的敦煌 遗书中发现很多被撕断而又可以缀接的遗 书, 但很难一一指实哪些是解京后干的, 哪 些是早在解京前, 甚至早在古代就已经被撕 断的。所以, 用撕裂长卷以凑数的办法完全 可以掩饰自己偷盗敦煌遗书的劣迹, 而不必 去专门费工夫假造一些伪卷来充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