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医骨伤科

中医骨伤科学历史悠久，渊源流长，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其在理论、诊断、治疗及研究方面都取得啦长足的进步，为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作出了突出贡献，现将其发展历程做一简述。

一．发展历程

1.1840年（鸦片战争）前这是在中医发展史上最迅速的时期，由于中医在治疗及预防疾病中处于统治地位，中医骨科得以迅速发展，从原始社会及奴隶社会的萌芽，到隋唐宋元时期的发展，再到明清时期的兴盛，中医骨科的基础理论、诊疗技术及研究得以不断完善。

1.1 基础理论方面早在殷商时期（公元前16世纪），甲骨文即有骨折的描述[5]，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思想活跃，代表性著作《内经》，详细记载了人体解剖、生理、病理等基础理论，其阐发的肾主骨、肝主筋、脾主肌肉、气伤痛、行伤肿等学说，奠定了中医骨伤科的理论基础，随后的《神农本草经》，载骨伤科药物近100种，奠定了骨科用药基础，《伤寒杂病论》创理、法、方、药结合的辨证论治方法，为骨伤科内用药用药原则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隋唐时期，巢元方《诸病源候论》列有“金疮伤筋断骨侯”“金疮筋急相引痛”等专门症候[1]，进一步深化啦骨科筋伤的理论，唐·孙思邈《备急千金要方》、《备急千金翼方》对骨伤科内用药有啦新的发展，唐·蔺道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骨伤科专著，，其从病因、病理上对骨科疾病进行阐述，进一步深化了骨科理论，宋金元时代，出现了学术上争鸣局面，张元素《医学启源》总结了治疗骨伤的引经药；张从正《儒门事亲》主张采用攻下逐瘀法治伤；李杲《医学发明》创制疏肝活血逐瘀的方药——复元活血汤；张洁古《活法机要》提出骨伤的三焦辨证方法；朱震亨提倡养阴疗法，对骨伤科的继承、发展产生啦深远影响，其后，朱楠《普济方》辑录大量骨伤科方药，李时珍《本草纲目》载药1892味，其中骨伤药物170余种，进一步深化啦骨伤科内外用药基础，薛己《正体类要》重视整体疗法，创“气血学说”，使骨伤科辨证理论有啦新的突破，清代·吴谦《医宗金鉴·正骨心法要旨》总结了清朝以前的正骨经验，提出正骨八法，其理论基础影响至今。

1.2 诊疗技术及研究方面远在石器时代就出现了伤外科名医俞跗，擅长外科治疗伤科疾病，公元前 476年，据《韩非子·安危》记载：扁鹊治病“以刀刺骨”，公元前475年一公元 220年，战国秦汉时代之文献《五十二病方》记载了当时诊治剖伤、骨折的丰富经验，包括手术、方药等，记载用布带包扎固定外伤，可以说，这是最早应用的外固定疗法,其中应用水银膏治疗外伤感染是世界上应用水银于伤外科的最早记载。《内经》为中医骨伤的诊断奠定了基础，其《灵枢·痈疽》有论及运用截趾术治疗“脱痈病”，《金贵要略》记载导引吐纳膏摩等方法治疗，为伤科功能锻炼奠定啦基础，著名外伤科医生华佗擅长外科手术，他发明了麻沸散进行手术，这在世界医学史上遥遥领先。公元四世纪，晋·葛洪《肘

后救卒方》首先记载用竹片夹板固定骨折，并在世界上最早记载了下颌关节脱臼口腔内复位法，及最早的中医导尿术“口吹一液体倒灌式”。公元７３９年，陈藏器在《本草拾遗》中写道：“赤铜屑主折伤，能焊人骨，及六畜有损者，细研酒服，直入骨损处，六畜死后，取骨视之，尤有铜屑，可验”，这是较早记载中医骨科实验研究的文献[5]，隋·巢元方《诸病源候论》是我国第一部中医病理专著，提出清创疗法四要点：清创要早、要彻底、要正确地分层缝合、要正确包扎。在治疗开放性骨折、清除异物、结扎血管止血、分层缝合等方面的论述，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9]。唐·蔺道人《仙授理伤续断秘方》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一部骨伤科专著，提出正确复位、夹板固定、内外用药和功能锻炼的治疗大法，以及伤损按早、中、晚三期治疗的方案。首次记载了髋关节脱臼分前后脱臼两型，采用手牵足蹬法整复髋关节后脱位。宋代·王怀隐《太平圣惠方》，介绍用柳木夹板固定骨折；张杲《医说》，介绍了脚踏转轴及竹管的搓滚舒筋练功疗法；《夷坚志》记载了邢氏同种异体骨移植颌骨成功病例。元代李仲南《永类钤方》首创过伸牵引加手法复位治疗脊柱屈曲型骨折，创制手术缝合“曲针”。危亦林《世医得效方》在世界上最早施用“悬吊复位法”治疗脊柱骨折，创制麻醉药“草乌散”。明代《金疮秘传禁方》记载用骨擦音诊查骨折的方法；；钱秀昌《伤科补要》较详细地论述骨折、脱位的诊治方法；王清任《医林改错》尤善活血化瘀治伤，某些方剂至今仍广为采用。

2.1840年—1949年这是中医发展近乎停滞甚至频临灭亡的一百余年，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文化的侵入及国人盲目向西方学习，中医骨伤科受到歧视，基本处于自生自灭的境地，靠祖传或师承而延续下来，出现一批伤科名家，其对骨伤科理论与技术的继承发展，为解放后中医骨伤科领域内的蓬勃发展奠定啦基础。

2.1理论方面晚清名医唐宗海，对骨伤血证最有探讨，其在《血证论》中指出：“跌打折伤一切，虽非失血之正病，而其伤损血脉，与失血之理，固有可参，因并论之”，凡跌打已见皮破血出者，其症“无偏阴偏阳之病”，务从止血为安，“止得一分血，则保持一分命”『2』。其倡导的治骨伤血证当补气止血、祛瘀生新、消瘀定痛、通窍活血之法则，对后人有很大影响，民国时期骨伤科名医王子平、李广海、高云峰、刘寿山、陆银华等，无不尊其旨意而发挥于临床。对此，上海石氏伤科总结日：“理伤仅用外治，气血难复，恢复不易；仅用内治，则筋骨不正。理应调气血，壮筋骨，内服外敷、针刺手法、央缚活动、相互参用，使疗效显著·而少后遗、复发之虞”『3』。石氏伤科则侧重于气血之中的“气”，认为：“气血兼顾，以血为先是临床常用的治标之法，以气为主的气血兼顾为刻刻留意的图本之计”[3] 。

2.2诊疗技术方面晚清名医唐宗海认为：凡失血家忌汗、吐之法，当以和法“为血证之第一良方”，擅长运用小柴胡汤达表和里，升清降浊安徽徽州名医江考卿在其所著《江氏伤科方书}(1840年)中提出了检查骨擦音以鉴别骨折的方法『6』。晚清名医赵竹泉在其所著《伤科大成》(1891年)中，记载了一种观察指甲颜色来判断伤情轻重的方法：“以我手指甲，掐其手指甲，放手易还原色者易治，少顷始还颜色者伤重，手指甲紫黑色者不治”。『7』金倜生所辑《伤科真传秘抄》(1932年)中就要求学骨科者必须十分熟悉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