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作品中关于道的思想

韩愈作品中关于道的思想

引导语：在韩愈看来，儒家的基本原则是仁义，而仁义最基本的精神是教人如何做人，以什么样的精神做人，做什么样的人等等，今天我们来看一下韩愈作品中关于道的思想。

摘要：以往对于韩愈“道统论”的研究，大多数都侧重于研究"道统论"的形式意义，但是对于韩愈“道统论”中关于“道”的思想内容却很少重视。其实，韩愈的“道统论”思想不仅的的确确影响了以后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而且其思想内容以及历史性作用还具有一种深层次的理论上的意义。因此，总结其思想及历史性的作用，将对关于中国哲学的历史以及未来的发展有一定的意义。

关键词：韩愈儒家思想道统论

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儒家思想作为封建阶级的统治思想，始终处在支配的地位，它深深地契入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的各个领域。在儒学发展史上，汉儒和宋明理学家们根据时代的社会需要，对传统的儒家思想进行了新的理论阐释。被后人誉为“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的韩愈是唐代的文学家、思想家的教育家。在学术思想中，他一生以复兴儒学为己任，首次提出了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和人文价值为核心的道统论，为之后的中国哲学文化发展提供了一种文化形式的可能性选择。历史表明，其对宋明理学的影响作用，不只是历史性的，而且还具有深层的文化意义和理论意义。韩愈的“道统论”思想，主要体现在《原道》、《原性》等作品中，本文也以《原道》、《原性》等著作为基础，概括总结韩愈的“道统论”思想以及其历史作用和意义。

一、“抵制异教，攘斥佛老”的道统论思想

韩愈终其一生都在追求建立一套“抵制异教”，重振儒学的道统论体系。纵观中国从春秋开始之思想历史，春秋时期，孔子继承文王和周公之仁政和礼制，创立儒家学派。战国之间，各国争霸，并且进行改革，都欲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应时代的思想体系来，于是出现了儒、墨、道、法等百家争鸣的局面。汉朝时吸取秦朝之经验教训，董仲舒

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最终确立了儒家思想在社会中的正统地位。两汉之后，中国历史又一次出现分裂的状况，由于西汉时期“丝绸之路”的开通，随之带来了所谓的异教——佛教，而此之间道教也开始兴起，使得中国传统思想——儒家开始面临严重的挑战。隋唐时期，中国政治得到大一统，但是思想方面并没有统一。唐朝之初，佛教盛行，加之唐代帝王和老子同姓之缘故，更加推崇道家老子之学说，所以形成了儒、佛、道三家并立的这样一个局面。当然，在当时的社会之下，佛老之学能够盛行的原因也是因为它们对于封建统治者的'统治毫无疑问是很有利的。

韩愈生活的年代正是中唐时期，当时社会危机日益严重，藩镇割据、权臣倾轧的状况是甚之又甚。特别是中唐后期的安史之乱带来的影响也是特别的沉重，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政治日趋腐败严重。这是当时的政治背景。另一方面，当时佛教、道教势力日益蔓延，尤其是信佛佞僧风气尤为严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韩愈认为必须要重振儒学，强化儒家的正统地位，排斥反对魏晋以来流传广泛的佛道思潮。并且韩愈敏锐的感觉到佛教的思想里有着不事君父和不承担赋税这样给社会带来的经济损失和离心倾向的消极面将会越来越严重。而韩愈生长在儒学世家，父辈们即以尊崇儒学并且身体力行儒行而著称于世的，他深受其影响，所以韩愈感觉到务必要进行儒家的重振，于是他走向复兴儒学，攘斥佛道的道路。韩愈五十二岁那年，虔诚信佛的唐宪宗大张旗鼓的将凤翔之佛骨迎来长安，并且留置禁中(天子居处)三日，然后送入寺庙，于是上有好者，必有甚焉，当时的王公士庶，奔走施舍，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而求供养。韩愈当朝为官看到此景，大为痛心，于是不顾自己安危，大胆向唐宪宗上《谏迎佛骨表》，痛陈这是“伤风败俗，传笑四方”的丑事，并对皇帝提出“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永诀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患。”[1]他公开批判佛教曰：“夫佛本夷狄之人，与中国言语不通，衣服殊制，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义、父子之情。”[2]由此可见韩愈的《论佛骨表》着重从纲常伦理方面批判佛老之学。不仅是这样，而且也从佛老对社会政治、经济生活方面

造成的消极负面的影响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他在《原道》中指出：“古之为民者四，今之为民者六;古之教者处其一，今之教者处其三。”[3]这样出家人剧增，他们不担赋税且不牢而食，增加了社会的危机给社会经济带来严重的负担，不利于社会的发展。

二、以“仁义”为核心的道统论思想

在韩愈看来，儒家的基本原则是仁义，而仁义最基本的精神是教人如何做人，以什么样的精神做人，做什么样的人等等，也就是人道。儒家的道德原则在人道中被赋予了充实的内容。韩愈在《原道》一文中指出：“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谓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故道有君子小人，而德有凶有吉。” [4]

这里韩愈给仁、义、道、德下了定义，仁义二者有其特定的内容，是儒家所特有的;道德二者的意义比较宽泛，哪一个学派都可以用，对“仁”韩愈用“博爱”释之(与孔子“仁者爱人”相通)，意即对人充满关怀和热爱，始于孝敬父母、友爱兄弟，进而推及于任何人“泛爱众”;这种“博爱”的心情必须通过行为表现出来落实到具体的实践中，如得体适宜，即是“义”(与孔子“克己复礼”相通)。所以仁、义二者，一表现为内心修养，一表现为行动。按照仁义的标准去做即是“道”，不必要外界的帮助和安慰，切实具备仁义，达到自得自乐的地步，即是“德”。韩愈在这里是用“仁义”来限制“道德”，用“仁义”来充实“道德”。“道德”是以仁义为具体内核，“其道易知，其教易行” ，能够达于四海，通于万世的“天下之公言”。而真正能体现“仁义”原则的是“除天下之害，兴天下之利”的“圣人”。韩愈弘扬仁义，给仁义道德寓于“定名”作为儒家总纲，其理论完整表现在韩愈以《大学》为纲领的儒学思想体系中，将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则与个人的道德修养联系在一起，用“将以有为也”的仁义道德，贯通内外两个方面，融二者于一体。

韩愈对历史上儒学受到多次挫折表现了极度的感慨。为了倡导先王之道的崇高和悠久，给仁义道德寓于“定名”。他创造了对后世儒学发展颇有影响的“道统论”，“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