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试题及答案

一．论述题
1.孟子的仁政对孔子的仁学有哪些发展？
孟子的仁政思想是在继承和发展孔子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

孟子将孔子所倡导的仁之爱亲、爱人原则及自己主张的人性善理论用之于现实政治领域，把根置于血缘亲属关系中的仁爱原则推之于整个社会，即“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

”如果说孔子的仁学思想及德政思想还只是一些语录式治国原则的话，那么，孟子的仁政理论则具有了相当系统完整的内容表述。

孔子虽然从各方面对“仁”加以阐释和规定，但更多是局限于道德伦理、人生哲学领域；由于孔子罕言“性与天道”，从而使其仁的论说缺乏终极价值依据。

为了使孔子之仁具有本体论依据，孟子着重发展了孔子关于“仁”的思想，从内在性（心性）与外在性（天命）两个层面为“仁”寻找终极的价值依据，在其仁政学说与人性善理论之间建构起了密不可分的内在逻辑联系，为其仁政思想的提出奠定了坚实的人性论基础。

孟子的仁政学说，无论在儒家政治思想发展史上，还是在中国政治思想发展史上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后世的政治理论也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仁政学说。

孟子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德治思想，发展为仁政学说，成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

他把“亲亲”、“长长”的原则运用于政治，以缓和阶级矛盾，维护封建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

2.谈谈中庸之道。

中庸之道是一种坚持正道，注重变通，原则性与灵活性并重的处事方法。

从实际出发，各方面统筹兼顾，度的正确把握和关系良好协调，平衡中寻求发展的科学有效的方法论。

中庸之德：中庸是一种以礼的约束为前提，不走极端，以和为追求目标的道德境界。

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是谓中庸。

中庸之道的主题思想是教育人们自觉地进行自我修养、自我监督、自我教育、自我完善，把自己培养成为具有理想人格，达到至善、至仁、至诚、至道、至德、至圣、合外内之道的理想人物，共创“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太平和合”境界。

中庸之道的理论基础是天人合一。

天人合一的表现方面（1）天道与人道合一（2）天性与人性合一（3）理性与情感合一（4）鬼神与圣人合一（5）外内合一中庸之道的具体内容主要包括五达道、三达德、九经等。

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则有三条：一是慎独自修，二是忠恕宽容，三是至诚尽性。

中
庸之道除了上述三条主要原则之外，尚有信友、亲亲、诚身、明善等原则
3.孟子性善论和荀子性恶论的基本论点是什么？
性善论主旨在于，人生来是善良的，后天环境对人有很大影响，决定人的好坏，性恶论主旨在于人生来是恶人，只有通过后天的改造和学习才能成为一个完善得人。

孟子认为，性善可以通过每一个人都具有的普遍的心理活动加以验证。

既然这种心理活动是普遍的，因此性善就是有根据的，是出于人的本性、天性的，孟子称之为“良知”、“良能”。

荀子说：“好恶、喜怒、哀乐，夫是之谓天情。

”又说：“性之好恶、喜怒、哀乐，谓之情。

”荀子和孟子一样，认为食色喜怒等是人的先天性情，是人情之所不能免，是人所共有的。

但是，在性情与仁义的关系上，荀子则与孟子不同。

孟子把食色和仁义都看作是出于先天的人性，其中仁义是大体，食色是小体；仁义好比是熊掌，食色是鱼。

荀子则认为
人性只限于食色、喜怒、好恶、利欲等情绪欲望，不论“君子”“小人”都一样。

所以荀子说：“人之生也固小人。

”
“孟子说的“性本善”。

孟子举了个“孺子坠井”的例子，看到别人的孩子掉到井里，我们的第一意识是快去救人。

你是为了受嘉奖吗？不是。

你与这个孩子有亲属关系吗？没有。

你为什么要这样去做呢？因为这是你仁慈的本能，是你善良的本性，这就是天赋之性。

《荀子》书中有“性恶”篇。

他说人性本来是恶的。

小孩子生下来就会吃奶，两个小拳头攥的紧紧的，一降生就来捞世界。

长大一点和别的孩子一起玩就会抢别人的东西，这些行为都不用教天生就会。

善良之性在哪里呢？不教育绝对出不来善，善是后天环境和教化学习的结果。

人之生也固小人”就叫作“性恶”。

至于仁义，则是由后天所学、所行、所为而获得的。

性善论和性恶论是儒家思想在同一前提下两个不同的分支观点，它们都是儒家思想的精华，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都是们宝贵的民族遗产，对于性善论和性恶论们都应理性的去对待去认识。

4.试述三纲五常的基本内容及理论依据。

“三纲”是指“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要求为臣、为子、为妻的必须绝对服从于君、父、夫，同时也要求君、父、夫为臣、子、妻作出表率。

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君臣、父子、夫妇之间的一种特殊的道德关系。

▲“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整、规范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人伦关系的行为准则。

三纲、五常语出西汉董仲舒着《春秋繁露》，但其思想内容则源于先秦诸子之学，如孔子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之说；韩非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为“天下之常道”。

三纲五常连用始于宋代朱熹.
三纲五常（纲常）是中国儒家伦理文化中的架构。

三纲、五常来源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但最早渊源于孔子。

何晏在《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中集解：“马融曰：‘所因，谓三纲五常也。

”。

这种名教（名份与教化）观念是儒家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即通过上定名份来教化天下，以维护社会的伦理纲常、政治制度。

▲三纲、五常这两个词，来源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

但作为一种道德原则、规范的内容，它渊源于先秦时代的孔子。

孔子曾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观念。

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

董仲舒按照他的大道“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对五伦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

董仲舒认为，在人伦关系中，君臣、父子、求全责备三种关系是最主要的，而这三种关系存在着天定的、永恒不变的主从关系：君为主、臣为从；父为主，子为从；夫为主，妻为从。

亦即所谓的“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这三纲。

三纲皆取于阴阳之道。

具体地说，君、父、夫体现了天的“阳”面，臣、子、妻体现了天的“阴”面；阳永远处于主宰、尊贵的地位，阴永远处于服从、卑贱的地位。

董仲舒以此确立了君权、父权、夫权的统治地位，把封建等级制度、政治秩序神圣化为宇宙的根本法则。

董仲舒又认为，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则是处理君臣、父子、夫妻、上下尊卑关系的基本法则，治国者应该给予足够的重视。

在他看来，人不同于其他生物的一个重要特点，在于人类具有与生俱来的五常之道。

坚持五常之道，就能维持社会的稳定和人际关系的和谐。

从宋代朱熹开始，三纲五常联用。

名教观念最初也始于孔子。

孔子强调以等级名份教化社会，认为为政首先要“正名”，做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董仲舒倡导审察名号，教化万民。

西汉武帝时，把符合封建统治利益的政治观念、道德规范等立为名分，定为名目，号为名节，制为功名，用它对百姓进行教化。

称“以名为教”。

其内容主要就是三纲五常。

但“名教”这个词的出现是在魏晋时期，用来指以孔子的“正名”思想为主要内容的封建礼教。

魏晋时期围绕“名教”与“自然”的关系展开了论辩。

王弼糅老庄思想于儒，认为名教出于自然；嵇康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西晋郭象则认为名教即自然。

宋明以后，名教被称作“天理”，成为禁锢人们言行的桎梏。

如违犯封建伦理纲常，即被视为“名教罪人”。

三纲五常和名教观念，为封建阶级统治和等级秩序的神圣性和合理性而辩护，成为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基本理论，为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维护和提倡。

它们作为封建社会的最高道德原则和观念，被写进封建家族的族谱中，起着规范、禁锢人们思想、行为的作用。

2000多年来，它一直影响着中国人的国民性。

当然，这种思想在一定时期也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规范人际关系的作用。

5.朱熹的理一分殊包含了什么样的哲学思想？
朱熹把理一分殊作为其理一元论哲学的重要命题，从本体论角度指出，总合天地万物的理，只是一个理，分开来，每个事物都各自有一个理。

然千差万殊的事物都是那个理一的体现。

他说：“天地之间，人物之众，其理本一，而分未尝不殊也。

”知其理一，所以为仁，便可以推己及人；知其分殊，所以为义，故爱必从亲人开始。

朱熹又把总天地万物之理，说成太极。

太极便是最根本的理，理一分殊就是太极包含万物之理，万物分别完整地体现整个太极，“人人有一太极，物物有一太极”。

二．命题作文
1.谈谈儒家思想对古代和现在社会的影响及借鉴意义。

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这种影响在短期内不会消除。

不过由于中国大陆官方意识形态等种种原因，许多人仍无法纠正对儒家的偏见，以至儒教无法在中国大陆得到应有的尊重和重视。

儒教对中国人的正面影响要多于其负面影响。

1、汉朝兴起
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强调以儒家思想为国家的哲学根本，杜绝其他思想体系。

汉武帝采纳了他的主张。

从此儒学成为正统思想，研究四书五经的经学也成为了显学。

此时，孔子(551 BC – 479 BC) 已死百余年。

董仲舒在具体的政策上将道家，阴阳家和儒家中有利于封建帝王统治的部分加以发展，行成了新儒家思想。

在汉代的儒家思想普及过程中，很多社会问题的到解决。

儒家思想倾向于施用仁政管理国家，政治家们以此为根据，限制土地过分集中，建立完善的道德体系。

提出了包括“限民名田，以澹（瞻）不足”，“三纲五常”，等政策。

西汉武帝在位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

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

董仲舒吸收了道家、法家等有利于君主统治的成分，对儒学进行了改造，增加了“君权神授”和大一统的思想，这在客观上有利于封建中央集权的加强和国家的巩固，也利于社会的稳定，从此儒家思想逐渐成为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正统思想。

纵观两千多年来儒家之所以能独领风骚，一方面是因其思想内核即哲学上的天人观念、伦理上以“仁”为核心的“三纲五常”、政治上的大一统主张，在根本上都有适应了封建专制统治需要的因素。

另一方面是因为儒家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能够随时代需要的变化而不断改变面目。

先秦儒家没有为当时的统治者所接受甚至还遭到了秦始皇毁灭性的打击，这是由先秦儒家初创时自身的理论缺陷导致的。

先秦儒学的内容体系充满着浓重的、温柔淳朴的伦理亲情色彩，显得“迂远而阔于事情”。

例如，孔子的“仁学”，目的在于通过“正名”恢复“周礼”所代表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所以孔子的思想不会为新兴地主势力所青睐。

孟子的“仁政”说，虽已转到新兴地主势力的立场上，但其“仁政”说是建立在“民为贵”、“君为轻”的基础上的，过分突出了小农利益，因而也不会得到统治者的赞赏。

历史发展到汉武帝时期，封建国家强盛，这给封建统治稳定创立了前提。

为维护大一统的局面，必须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思想体系，儒学随之有了恢复生机的条件。

儒家提倡德政、礼治和人治，强调道德感化；法家提倡“一断于法”，实行法治，强调暴力统治；道家提倡顺乎自然，“无为而治”，三者具有很大的互补性。

经过秦、西汉
初年的治国实践从正反两个方面证明：在动荡年代，军阀割据，难以用儒家路线实行全国大一统，而法家路线却能收到这样的效果；在动荡结束之初，人口凋弊，生产破坏，应该实行道家无为政治，与民休息，以恢复和发展生产；当国家稳定，走上正常运行轨道之后，不能再实行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而以儒家路线为宜。

三者之间表现出了互相融合趋势。

到了汉武帝时期，董仲舒以儒家路线为基础，以法家路线为辅助，兼采道家的合理思想，奠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思想的基本格局。

从此以后，以儒家伦理道德为中心，以法家的严刑峻法为辅助，以道家权术政治为手段的治国模式基本上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统治阶级奉行不变的治国圭臬。

对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认识：西汉前期，封建统治者迫于经济凋弊、民心思治的社会形势，以退为进，奉行黄老之学为统治思想，试图达到无为而治。

但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到汉武帝时期开始实行有为政治，统治思想也必然面临新的抉择。

汉兴以来，除黄老之学外，儒家思想也一直比较活跃并有所发展，景武之际的董仲舒便是西汉儒学的代表人物。

元光元年（前134年），董仲舒以贤良对策。

他在《天人三策》中提出，思想统治，也应遵循“大一统”的“常经通谊”，而“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因此他建议，“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

”董仲舒从理论上阐明尊崇儒学的思想统治原则，受到汉武帝赏识。

随后武帝采取一系列措施，从而确立了儒学的统治思想地位。

建元五年（前136年），武帝设置儒学五经博士，同时罢免其他诸子博士，把儒学以外的百家之学排斥出官学，史称“抑黜百家，表彰六经”。

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下诏批董仲舒、公孙弘建议，在长安兴办太学，用儒家经书教育青年子弟，从此儒学成为官办学校的主体内容。

武帝改造选官制度，规定博士弟子成绩优异者可任为郎官，吏有通一艺者可选拔担任重要职务，还打破常规起用布衣儒生公孙弘为丞相。

这样随着儒学地位的上升，封建政治与儒学密切结合起来，西汉皇帝诏令和廷议中多称引儒家理论，司法过程中以《春秋》义例决狱。

武帝时遵循儒家思想，举行封禅、改正朔、修郊祀、定历数等重大礼制活动，初步形成儒家政治的历史传统。

2、历代变迁
汉朝以后，历朝历代四书五经被无数次修订，孔子原作已面目全非。

儒学在魏晋时期演变成玄学。

唐代政权基本上以儒家思想为主导，但是也渗透了道教和佛教。

宋代时发展为理学，尊周敦颐、程颢、程颐为始祖，朱熹为集大成者。

后取得官方地位。

现在所说的儒家思想，绝大部分来自宋朝(960 AD-1279 AD)的文献。

元明清时期，科举考试都以朱熹的理学内容为考试题目，对思想产生了很大的束缚。

直到五四运动才取消了儒学的统治地位。

（1）孔子是儒家学派创始人，他提出“仁”，具有古典人道主义的性质：主张“礼”，维护周礼这是孔子政治思想中的保守部分。

儒家文化后来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正统文化。

（2）孟子是战国时期儒家的代表，他主张施行仁政，并提出“民贵君轻”思想；主张“政在得民”，反对苛政；主张给农民一定的土地，不侵犯农民劳动时间，宽刑薄税。

（3）西汉的董仲舒以儒学为基础，以阴阳五行为框架，兼采诸子百家，建立起新儒学。

其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

他的思想集中于《天人三策》和《春秋繁露》。

（4）魏晋之际出现的玄学用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的易经，这是为士族辩护的一种消极思想。

《周易》、《老子》、《庄子》称之为“三玄”。

玄学主张君主无为、门阀专政，主要活动在洛阳。

代表人物有何晏、王弼和竹林七贤。

（5）唐朝中期的儒学大师韩愈，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用儒家的天命论和封建纲常来反对佛道的观点。

（6）理学是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吸收佛教和道教思想形成的新儒学，是宋代主要的哲学思想。

朱熹是理学发展的集大成者，朱熹继承了北宋哲学家程颢、程颐的思想，进一步完善和发展了客观唯心主义的理学体系，后人称之为程朱理学。

其核心内容为：“理”是宇宙万物的本源，是第一性的；“气”是构成宇宙万物的材料，是第二性的。

把“天理”和“人欲”对立起来，认为人欲是一切罪恶的根源，因此他提出“存天理，灭人欲”。

这实际上是为封建等级秩序辩护。

（7）明中叶的王阳明反对朱熹把心与理视为两种事物的观点，创立与朱熹相对立的主观唯心主义理论——心学。

理学由客观唯心主义向主观唯心主义演变，说明它已经走到极端。

（8）元朝的邓牧：自称“三教外人”，着书大胆否定封建君主专制统治，其非君思想，对明清进步思想家有一定影响。

（9）明朝：李贽是明后期“异端”进步思想家，他指责儒家经典并非“万世之至论”，揭露道学的虚伪，反对歧视妇女和压抑商人。

他是我国反封建的思想先驱，他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萌芽时代的要求，带有民主性色彩。

（10）清初：
①黄宗羲：在明亡后，隐居着述，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进行激烈的批判，提倡“法治”反对“人治”，反对重农抑商，他的思想震动了当时的学术界，对晚清民主思潮的兴起也有一定的影响。

②顾炎武：明末清初思想家，强调“经世致用”的实际学问。

主张把学术研究与解决社会问题结合起来，力图扭转明末不切实际的学风。

着《天下郡国利病书》，他提倡“实学”的目的在于批判理学，反对君主专制政治，顾炎武的学风对清代学者影响很大。

③王夫之是一位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他认为“气”是物质实体，“理”是客观规律；提出“气者，理之依也”和“天下惟器”的唯物主义观点，朱熹的理学和王阳明的心学，给予批判，他还提出“静即含动，动不舍静”，否定理学家主静的形而上学思想。

他用发展观点来看待历史，认为历史发展是有规律的，他提出在政治上要“趋时更新”。

王夫之的思想闪烁着革新的光芒。

3、近代的研究和发展
现存的儒家思想(不同于孔子的思想)作为封建王朝的正统思想，将阶级视为人类社会的基础，鼓吹封建道德观，强调通过个人的自我约束，而忽略法律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

西方学者认为儒家思想是亚洲国家难于接受西方民主思想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待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态度问题，近代以来一直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一是国粹派，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切都好，甚至对二十四孝也不加批判地完全肯定：一是西化派，把中国落后的一切根源归之于文化传统，主张完全抛弃中国的传统文化而全盘西化。

这两种观点都是错误的，我们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和方法应该是古为今用，批判继承。

但是如何进行“古为今用，批判继承”呢?我们认为：
（1）对哪些在长期历史实践中形成的优秀价值原则，可以转化为时代精神来继承。

例如《周易大传》中“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有为精神，《论语》中所提倡的舍生取义、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的品质，以及“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的历史使命感，《孟子》中提出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独立人格以及“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的忧患意识，《春秋公羊传》中强调的天下统一的思想等，都是很容易转化为新的时代的。

尤其是强调统一的思想传统，更具有现实意义。

（2）对有些内容可抽取其封建性的思想内核，提取其有用的精神因素，使之成为今天新文化建设有用的思想要素。

如“民本”思想。

从西周初年的“敬天保民”到孟子的“民为
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再到荀子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

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民本思想构成了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然古代“民本”的真正内涵，不是也不可能是人民的利益。

今天我们剔除其封建内核，则可以从人民当家作主的角度来转化古代的民本思想，将其发展为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的社会主义观念。

儒家提出“修己安人”、“正心修身”等命题，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具现实意义。

今天我们仍需要提倡自身修养和为社会主义而献身的精神。

（3）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必须否定和抛弃。

如“三从四德”的女性观，“天不变道也不变”的自然观，“别尊卑，明贵贱”的封建等级观等。

儒学在东亚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东亚各国都有广泛的影响。

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都受到了儒家仁、义、礼等观点的影响，至今都还很明显的。

在韩国，信奉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是在伦理道德上却以儒家为主。

在西方文明侵入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有所增加，但是韩国政府以儒家思想的伦理道德作为维护社会的稳定的制约力量，在教育中深化儒家思想。

儒家学说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工具，同时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了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

儒家学说不仅在中国，在东亚世界也占有重要地位。

儒学和汉字、律令以及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围国家，并对那里的思想和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朝鲜，早在公元1世纪初，就有一些人能背诵《诗经》和《春秋》等儒家典籍，这说明儒学早已传入朝鲜。

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学，把它视为维护秩序、加强王权的思想武器，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

高句丽于372年设立太学，传授儒家学说。

百济于4世纪建立儒学教育制度。

儒学在新罗传播，大约在6世纪。

新罗统一后，进一步发展儒学教育，在中央设立国学，置博士、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

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亲“幸国学听讲”。

与此同时，还向中国派遣留学生，其中一些人考中状元，出现了一些着名儒学者，如强首、薛聪、金大向、金云卿、金可纪、崔致远等。

高丽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国家最高学府国子监，在地方十二州设立乡校，广泛推行儒学教育。

958年，高丽开始举行科举，把儒家经典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推动了儒学迅速发展，并且出现了私学（私塾）。

12世纪初出使高丽的徐兢称赞朝鲜儒学之盛说：临川阁藏书至数万卷，国子监里“选择儒官甚备”。

大街小巷上经馆和书社三三两两相望。

少年们聚集在一起，跟随老师学习经书。

年岁稍长者，便自己找志趣相投的朋友，借寺观之类的地方讲习切磋。

社会各阶层的子弟，都“从乡先生学”。

李朝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十分重视儒学教育，尤其推崇程朱理学，把它视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极力加以推广。

李朝的儒学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

官学系统，中央设成均馆，是为国家最高学府。

另外在首都汉城还设有中学、东学、西学和南学等四学。

成均馆和四学是中央直接管辖的教育机关。

地方各道和邑设有乡校。

这些学校都由国家提供一定的土地和劳动者，用以作为办学的经费。

私学是各地的儒家学者创办的私塾或书堂。

私学日益发展，成为李朝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影响。

李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吏。

科举分文、武两科。

文科考试须经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以及有关现行政策和各种形式的汉诗。

武科也进行三次考试，考试科目除兵学外，也考部分儒家典籍。

总之，程朱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李朝的500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