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学方面的成就

马克斯·韦伯在社会科学方法论学方面的成就

马克斯·韦伯(1864—1920),德国人，社会学大师,是现代一位颇具生命力和影响力的思想家。科塞曾评价他说:“韦伯以永不停息的斗争为代价获得了清晰透彻的认识,很少有人达到他那样的深度,他带来的是对人和社会的深刻理解。”他对当代社会科学和社会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而这种贡献相当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他的方法论学说。《社会科学方法论》（马克斯韦伯著、韩水法、莫茜译:《社会科学方法论》,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收录了马克斯韦伯的三篇文章,它们分别是《社会科学认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文化科学逻辑领域内的批判性研究》和《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价值无涉”的意义》。这三篇文章集中地讨论和阐述了韦伯方法论里一些为世人所重视并且为方法论研究乃至一般社会科学研究无法回避的基

本思想,是了解韦伯方法论思想的重要线索。

一、“文化科学”的性质及其研究目的

通常所说的社会科学的范畴包括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等,而韦伯经常使用的“文化科学”这个概念,其范围兼顾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两大领域,因此本文尊重原著中的概念用法,亦随韦伯用此词的广义。

韦伯关于文化科学性质的基本观点渊源于狄尔泰和李凯尔特。

狄尔泰认为人类生活的每一刻承负着对于过去的觉醒和对于未来的参与,这种时间结构组成了包括感觉经验、思想、情感、记忆和欲望的人类生活的内在结构,所有这些构成了生活的意义。人们凭借“神入”他人的内在状态而理解人类生活,把握人类生活的意义便是“精神科学”的内涵和基础。

李凯尔特则认为,为人所承认的价

值划分了文化现象和自然现象,因而研究方法的特殊性使得两类经验科学从本质特征方面区别开来,这既需要建立质料分类的原则,也需要建立形式分类的原则。

韦伯基本上接受了李凯尔特的划分自然科学和文化科学界限的原则,同时也吸收了狄尔泰关于意义和理解的学说,把它与李凯尔特的价值学说、特殊性和个别性学说结合起来,形成他自己关于文化和文化现象的观点。

在《社会科学识和社会政策认识中的“客观性”》一文中,韦伯指出:社会科学(文化科学)的对象是文化事件;文化事件的规定包括着两种基本的要素,这就是价值和意义。

韦伯强调:“任何文化科学的先验前提,……是指我们是文化的人类,秉具有意识地对世界采取一种态度和赋予它意义的能力和意志。”他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不应仿效自然科学的方式建立某种可以从数量上来把握的合乎规律性,或者

依照规律的设想通过历史归纳法对其他事件加以化简。文化科学的研究目的在于对人们的理性行动作可能性的因果分析,并认识文化事件或实在的独特性质。

韦伯坚持认为文化科学是一门客观的经验科学,并要求维护其研究方法的独特性,反对自然科学的肆意浸染。这显然是符合社会科学研究的本质属性的,但其否认精神领域和社会生活中的因果联结合乎规律的思想却是黑格尔哲学的“改头换面”,事实上两大科学领域的交融已经成为必然趋势,尤其在参考材料、思维方式、研究方法及其各方面均已趋向统一。

因此，韦伯方法论的缺憾在于否认“规律对社会文化个体的认识的有效性”,过分强调了人的自由行动的理性实现程度,从而将对“文化科学的经验客观性”的理解导入了独立的理性世界。

二、解释社会学

在韦伯的时代,社会学还处于形成阶段,他的“解释社会学”是与“功能社

会学”和“还原社会学”相提并论的三大社会学理论体系。社会学研究主要应集中于探讨社会生活的本质上,通过研究社会的精神气质和分析人们社会行为的动机进而把握社会行动的意义。人们的社会行为既是主观也是客观,但主观理解才是社会学研究的真正意图所在,也是社会的学所独有的特点。韦伯认为,社会学研究的目的不是要寻找社会发展的规律,而是要对社会中人们的个别行为进行理解或作出解释。

三、“理想类型”( idealtype)

又译“理想型”“理念型”, 是马克斯·韦伯所提出的重要社会科学研究方法, 也是其社会学方法论的精髓所在。理想类型不是对实际社会存在的概括, 只是理论家为了分析现象、理解现实而构想的理论模式。它是韦伯试图为社会科学研究奠定坚实的逻辑基础而建立的, 这与康德以来的德国哲学关注概念建构的传统是一致的。

1.“理想类型”方法提出的原因

社会学从它产生的那天起就存在着一个方法论的问题, 由此也产生了两大对立的阵营: 实证主义社会学和反实证主义社会学。这两个学派之间的对立和斗争, 促进着社会学的发展。

以孔德、斯宾塞为代表的英法早期实证主义者, 在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和生物学方面取得巨大成果的背景下, 反对超自然力量和抽象思辨, 把社会现象视为与物理现象相同的自然现象, 期冀用自然科学方法和手段来研究社会和人, 建立一套完整而严密的研究范式。

而深受德国人文熏陶的狄尔泰, 则从本体论出发, 将科学分为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在他看来, 无论实证主义的自然主义, 还是客观唯心主义的历史哲学, 都无法反映社会生活和社会精神的特殊性, 自然科学所做的工作仅仅是依照自然规律,把一些观察到的事物与另外一些事物联系起来, 并对它们做出解释。正同他的名言, 我们解释的是自然, 而我们理解的是精神生活。这样, 他就

将各自的方法相对立起来。新康德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李凯尔特同狄尔泰一样, 反对将自然科学的方法移植到人文科学。他认为“,自然与文化是两种不同的东西: 自然是任其自生自长的东西的总和, 与自然相对, 文化或者是按照预计目的直接产生出来的, 或者是虽然已经现成, 但至少是由于它所固有的价值而为人们特意地保存着的”。

韦伯当然不能对这场旷日持久的人文科学方法论之争无动于衷, 他秉承了李凯尔特的思想, 认为文化科学的任务是获得关于具有完全特殊性质的文化现象的知识, 因此, 任何一般化概念都无法完成这个具体任务。于是, 韦伯认为要想社会学成为真正的科学, 就必须如自然科学一样, 建构一套精确而谨慎的概念体系作为衡量现实的标准, 审视现实与概念之间的差距, 并对此差距做出因果解释, 韦伯称其为“理想类型”。而理想类型的构造正是韦伯社会学的魅力, 也是其学说饮誉学界、闻名遐迩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