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景观的城市空间演化与影响——以明朝中叶以来的上海基督教教堂为例

2012年5月

山东社会科学

SHANDONG SOCIAL SCIENCES

收稿日期：2012－05－02

作者简介：魏良臣，西北大学大学本科，研究方向：城市与环境学院、城市规划专业。

基督教景观的城市空间演化与影响研究

———以明朝中叶以来的上海基督教教堂为例

魏良臣

（西北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陕西西安710127）

［摘要］自唐朝以来，基督教想传入中国的行动就从未停止过，但由于统治阶级的原因以失败告终。随着国门被战争打开，基督教真正传入中国是在明朝中叶后，并在中国落地生根，逐渐发展起来。本文选取了最具代表的实宗教体景观—

——教堂，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分析城市的相关因素对其分布规律及空间演化的影响，剖析基督教在上海乃至中国的发展情况。

［关键词］宗教景观；布局演化；上海基督教堂［中图分类号］

K901［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2］专辑－0057－02

一、研究地与研究时期的选择（一）研究地选择：上海

上海，

坐落于中华大地的东南，凭借其特殊的地理位置与良好的水运条件，在鸦片战争前夕就已经成为中国乃至东亚的主要商业枢纽。随着《南京条约》签订，上海成为中国首批涉外港口，

外国人可以通过上海进入中国内地游历、通商、传教，英国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往来。因此，上海外贸经济发展迅速，为基督教的研究提供了充实的理论基础。此外，江浙一带的南京等地遭受“太平天国”运动影响，城市动荡不安，上海由于政策的原因成为当时中国相对安全和平稳的传教城市，

提供有利的传教环境，避免了战争对教堂及传教具有的毁灭性影响。

（二）研究时段的选择：明朝中叶后

由于中国封建儒家文化的冲击及政治局势的变动，早于明朝的数次传教运动之间缺乏传承，最终以失败告终，其中的借鉴意义相对较弱。根据史料可证，天主教于明中叶传入我国，

而新教于天主教传入后两百年后再传入上海。上海第一所基督教教堂的原型也是在该时期（1640年）建成，所以可以基本确定基督教最早是在明朝中叶传入上海。因此我们的调查研究以明中叶为节点，讲述明朝中叶至新中国成立，上海基督教堂的布局与演变。

二、基督教教堂各时期分布规律

（一）上海市基督教教堂的总体发展态势

基督教伴随着其第三次大规模的在华传教行动，于明代初期传入上海（新教则是在第四次传教行动中，

由传教士普鲁士人郭士立传入上海）。尽管基督教入华已久，但由于国

人深受孔儒之道的教化，加上历代帝王的政策打压，基督教一直无法在我国真正扎根。

随着1842年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开通上海等五个通商口岸，正式授予了外国传教士在上海设立教堂、医院、学校并进行传教行为的权利，但基督教整体发展态势缓慢，

至1850年，上海仅3间基督教教堂（圣三一堂、第一浸会堂、圣母圣心堂），且建筑简陋、人数稀少，经常需要修缮。随着国人对这一外来文化的认可度逐渐加深，基督教不断壮大自身。1843年至1899年仍是上海基督教教堂的快速发展阶段，教堂数量迅速增长，全市教堂总数达300余所。1900年至1927年，由于租界界线在列强的计谋下被逐渐打破，教堂的受众面域空前提升，加之“五四”时期学生与工人阶级对基督教的推崇，基督教进入空前繁荣阶段，全市教堂总数达600多所。1928年至1949年期间，

基督教教堂的成长在政治、战争局势不稳定的情况下艰难发展。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基督教的自立运动受到很大的挫折，教堂到1935年只剩下200多处，1938年日军侵入上海后，许多教堂损毁于战火之中，其数量锐减。

（二）各时期教堂分布规律1．萌芽期（1640—1842）

随着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上海既是南北洋海运中转港，

又是江河海水运枢纽，在国内外贸易中占有重要地位。在经济发达的江南地区，早期的上海还不能算是核心城市，但是已经具有了空前的发展潜质。与此同时，实时的许多官员都接纳了基督教，

第一位传教人为明代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徐光启，历史上常以1608年徐光启引入天主教作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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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天主教的起始时间。此时基督教在上海开始萌芽，为以后的成长打下的坚实的基础。

2．移植期（1843—1899）

伴随着上海不断融入国际贸易，外商在上海投资开办船舶修造、缫丝、轧（棉）花和打包等加工厂，并投资棉纺织、日用轻工业、印刷等行业。同时杭州受到太平天国运动的负面影响，最终导致江南地区城市中心等级的重新排序。因此上海成为地域发展核心，各国先后辟设租界，整个城市由华界地区和租界地区组成，城市建设相应独立进行，形成多方经营，各自为政的格局。1853年的小刀会起义等民间起义运动在客观上推动了租界的迅速扩张，从此，租界内的人口增加与面积扩大形成相应的循环模式。正是由于外来人口的不断增加，导致城市对基督教这一外来文化的需求增长，导致了文化从不同地域移植至上海租界，租界同时保证了上海的教堂未被战火波及，带来了近代上海教堂的繁荣。

3．转型期（1900—1927）

《马关条约》的签订对于外商而言是一个转折点，企业从原来的从商品输出演变为资本输出，工商业不断扩大生产能力。此时上海已成为国际贸易中心，与全球100多个国家300多个港口城市有贸易往来，对外贸易约占全国50%。当时上海工业资产总额约占全国40%，工人人数约占全国43%，工业产值约占全国50%，市镇经济依都市区市场需求而相应调整，工业型市镇出现。工业的发展使得上海经济空间繁荣，人均生活水平得到了巨大提高，市民对于精神文化方面的需求加大，使得基督教的群体不断扩展。同时1900年的义和团事件让清朝政府将国家富强的希望放在西化改革上，政策上接纳外来文化，基督教也因代表西方文明而备受推崇。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与深入，“民主”与“自由”的大旗高高举起，国内扬起学习西方先进文化技术的风潮。在这一背景下，基督教得到巨大的推崇，教堂也在上海落地生根，茁壮成长。该时期为基督教在上海发展最为迅速，生长最为健康的时期。

4．艰难期（1928—1949）

抗日战争爆发使得上海经济全面停滞，从根本上改变了上海城市发展的走向。1937年八一三事变，上海经济损失惨重，随后日军侵沪行动爆发，上海航政局内迁。由于日军实行经济统制，因此上海内河航线几至全部中断，发展几乎停滞。全市市政公用设施因原租界地区自成系统，网络支离分割，基础设施更是残缺不全，城市建设基本停顿。战争时期，教堂或毁于战火，或被日军占用，损毁非常严重，教堂数量锐减。抗战胜利后，由于因内战等原因，市政公用基础设施建设处于修复和维护状态，基督教依旧没有复苏。1946年开始的大规模内战又使教堂复兴雪上加霜。直至其后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后，才结束了上海跌宕起伏的百年近代史，同时也终结了轰轰烈烈的近代上海基督教堂建设运动，教堂逐渐从城市中淡出，最终淹没在城市化的进程中。

三、影响基督教教堂分布的因素

（一）城市经济发展

上海独一无二的地理位置造就了其经济的繁荣，可以说

上海经济的增长与基督教的发展息息相关。经济进步使得上海更加具有文化的兼容性，越来越多的外商流入上海，不同的文化在上海各界交融，而宗教正是其直观体现。城市经济发展为教堂提供了物质基础、文化环境、传播渠道，在经济正向增长这一背景下，人们有精力去思考在物质生活意外更高层次的精神文化生活，教堂也随之兴起。早期由于中国在科技文化方面落后于西方，传教士的文化活动客观上促进了上海文化的近代化。正因为上海具有兼容并蓄的品性，使传教机构更愿意在上海建立据点、开展其经济活动，进一步促进上海天主教和基督教的发展，这种互为因果的关系促使上海宗教地位和文化地位同步提高。无论使得上海在经济上取得突飞猛进的原因是什么，无可否认，上海整体出色的经济状况使得教会有资本除直接传教外，办了不少科技、教育、卫生、出版、慈善事业，使城市多元化发展。

（二）城市空间形态、货运交通

上海交通在近代得到了充分的发展，航运、铁路的建设使上海逐渐成为远东中心城市。1915年，上海租界已扩大为32．82平方公里，为原面积16倍。20年代之后，市区已经包括公共租界，法租界以及华界南市，闸北，浦东，江湾等多个地区。此时的上海，已是完全开放的通商口岸，一座新兴的城市由于西方商业的介入而诞生。此外，战争使其他江南城市几乎无一例外遭受到破坏，上海因有租界的庇护，未受到战争的摧残，江南区域内大量人口、资金以超常速度涌向上海，促使这个通商口岸快速成长。至1920年，已建成的港码头岸线长10．48公里，航线通达100多个国家300多个港口，吞吐量、集散力均居国内各港之首，居世界港口第十四位。港口使教堂沿河流支流集聚，并在租界区内大量分布。此时近代上海城市的格局己基本形成，城市进入了一个迅猛发展的时期，租界内的教堂也大量的重建、改建，稳步发展。

（三）城市人口变迁

自殖民者在上海划分租界以来，外侨人口数量一直呈稳步上升，租界地内的人口密度却也随着租界的扩大而增加，租界人口逐步占据了上海人口的大部分。传教士基数庞大，他们除了创办教会，从事传教活动外，也开办医院、学校和慈善事业，各国教会也派遣教士自由开设学校以加速基督教的传播。而伴随着华人大量嵌入迁入租界，西方的宗教具备了与中国人交流更好的机会，华人在租界内居住历史，可分为“华洋分居”和“华洋杂居”两个时期。租界开辟初期，实行“华洋分居”，禁止华人在租界内居住，1853年9月小刀会起义军攻占上海县城后，大批华人进入租界避难，打破了“华洋分居”的禁例，华人大量入居租界为基督教的传播提供了庞大的人口基数。

随后由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破坏，上海的经济发展以及城市建设转入低谷，几经波折最终彻底崩溃，伴随的是基督教的发展突然基本停滞，新建教堂不多，且形式较为简单。战争不但对基督教在上海的继续传播产生了严重阻碍，还对其已在上海取得的成就造成了巨大的损害，特别是八一三事变后，江浙大部分地区先后沦陷，上海除租界以外全部沦陷，虹口、闸北等地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下转第1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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