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城市化发展进程及未来展望

重庆城市化发展进程及未来展望

[摘要] 重庆设市以后，近年来，城市化步伐加快，已经逐渐成为了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对于重庆城市化的进程，我们是有目共睹的，究竟这个新兴的都市发展背后有着怎样的艰辛以及对于这个十分有前景的都市我们应该寄予怎么样的期望，这些问题都有待我们去进行一个全方位的思考。

[关键词] 城市化新型工业化人口迁移发展展望

1、重庆城市化发展与新型工业化

重庆的城市化发展与新型工业化息息相关。新型工业化是指国家坚持用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再通过工业化促进信息化，与传统工业化相比，具有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少、环境污染小、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特征。城市化也称城镇化，是由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社会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的现代城市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二者的发展在理论上具有密切联系，其相互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1.1新型工业化对城市化的作用

新型工业化为城市带来新的发展机遇、要求和动力。在新型工业化条件下，中国必须加快城市化进程，改变城市化落后局面；采取多途径发展方略，形成合理的城市体系；把握国际化发展趋势，推进信息化城市建设。这样，才能使城市化发展达到一个新的水平，成为新型工业化的重要支撑。

新型工业化有利于实现资源的合理配置与节约。新型业化道路的核心是经济发展的低成本、高效益，特别是资源的低消耗，以实现可持续发展。

1.2城市化对新型工业化的作用

城市化是新型工业化发展的主战场。城市是第二、三产业的载体，聚集了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等多种经济活动，直接为新型工业化提供公共基础设施，是工业生产的基地。通过整合城市内部的各种创新体系，增强综合实力，能够提高城市的经济发展速度，使城市成为我国新型工业化发展的强力支撑。

城市化为新型工业化的深入发展提供支撑。城市是服务业的重要载体，相比于工业，服务业对非农产业有更强的带动效应，能够吸纳更多劳动力，减少城镇

登记失业率和农业就业人数占全部就业人数的比重，优化产业结构和劳动力结构，为新型工业化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配套合理的经济、人力结构。

在重庆，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在初期能够相互促进，当发展到一定程度时，城市化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不再明显，当二者发展到一定水平时，再次表现出相互促进的作用，新型工业化对城市化的促进作用显著于城市化对新型工业化的拉动作用。城市化进程不足，成为制约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良性互动的主要因素，探索合理有效的城市化发展道路至关重要。

2、重庆城市化发展与人口迁移

自1937 年7 月7 日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 我国许多地方相继成为沦陷区, 内迁成为保存中国抗战力量唯一而正确的选择。抗战时期的被迫内迁固然是中华民族的不幸, 然而对于迁入地而言却并非是不幸的。大量的人口迁移为重庆城市的近代化发展提供了契机, 给重庆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国民政府1942 年对重庆抗战以来的巨变这样描述道: 数年前, 城区之一隅,道路狭隘, 房屋简陋, 犹遗有古城市之残迹。自抗战军兴, 国府西迁, 重庆一埠, 成为全国政治、文化及工商业之中心。重庆设市以后, 虽市政建设和城市经济均有一定发展。但总体而言, 抗战前的重庆, 城镇化水平较低, 而且城市发展水平不高。后来抗战时期重庆成为陪都, 使重庆自设市以后, 在行政建置的级别上达到了历史最高。在国民政府迁都和东部工业、文教事业内迁的强烈刺激下, 这对加速重庆城市现代化, 开发各项事业, 具有空前深远的促进作用与贡献。抗战时期重庆城市经济结构出现多样化, 城市规模逐渐扩展, 城市人口增加, 城市功能发展以及卫星市镇兴起。抗战时期的人口迁移, 给重庆注入了活力, 发展遂有日进千里之势, 重庆城市建设迎来了一个明媚的春天。当时的重庆被称为“小上海”, 重庆的小什字被誉为是中国的“华尔街”。

抗战前的重庆城区由嘉陵江、长江汇合处的北岸、南岸及半岛前端等3 部分组成。部分在半岛的前端, 东、南、北3 面临水, 西南与陆地相连,但老城区不出临江门, 通远门, 南纪门。市区以半岛山脊为线, 山脊以北为上半城, 山脊以南为下半城。全面抗战前, 下半城为一沿江的东北——西南的走向的狭长地带, 长约3 公里, 宽仅300——600 米。主要商业区分布在下半城沿江一带, 历代政府机构也设置于此。到抗战前夕, 重庆有城市建成区12 平方公里, 这一时期重

庆的经济有缓慢的增长, 为抗战时期作为“陪都”奠定了基础。抗战爆发后重庆市升格为抗战时期的陪都, 随着沿海沿江工矿企业和国民政府各机关及大量的

人口涌入重庆。狭窄的市中心很难容下众多的机关, 学校和企业, 重庆市区面积必须逐渐扩大, 开辟新城区。由于人口的大量迁入和向郊县的分流, 重庆的城市规模迅速扩大。

1939 年9 月, 全市就由原来的6 区增加为12 区, 到1940 年底全市的范围包括: 江北方面, 自大兴场对岸的梅子岗岚垭江边起到上游的沱江边止。包括郭家沱、唐家沱、黑石子、寸滩、江北城、溉澜溪、相国寺、石马河等地; 南岸方面, 市区越过了涂山, 自大兴场起到金沟岩止。包括放牛坎、大佛寺、弹子石、龙门浩、崇文场、海棠溪、南坪、铜元局等地; 西郊方面, 北起嘉陵江渡溪沟, 经歌乐山背斜层, 南达长江边的余溪浩处, 包括詹家溪、磁器口、沙坪坝、小龙坎、新桥、歌乐山、上桥、石桥铺、九龙坡等地。1939 年至1940 年, 巴县、江北县位于城郊的区域陆续划归重庆市。后来, 重庆市调整区以下行政组织, 将全市划为18 区,408 保,7177 甲。1942 年, 重庆市的辖区范围东至大兴场( 今南岩区峡口乡) , 北至石马河( 今江北区石马乡) 嘉陵江边的堆金石, 西至歌乐山,

南到马王场( 今九龙坡区九龙乡大堰村) 和川黔公路二塘( 今九龙坡区花溪乡

二塘村) 以北。1944 年1 月, 市工务局测定市区面积为294. 3 平方公里。

新城区的开辟, 一定程度可以缓解旧城区的日益增加的人口压力和适应城

市发展的需要。开辟新城区的同时也对渝中半岛旧城进行改造, 当时以都邮街广场( 今解放碑) 地区为重点, 使上下半城形成整体, 促进城市中心地区由下半

城向上半城的转移。重庆到1938 年底, 城市建成区面积扩大到近30 平方公里左右。到1945 年, 重庆城市建成区发展到45 平方公里。重庆的城市规模不断扩展。

抗战期间造成了民国时期规模最大的向西部地区的人口流动潮。大规模的政府机关、军队、工厂企业、高校以及官员、平民内迁到大后方。陪都重庆成为了内迁人口首选的聚集地和落脚点, 大量的人口迁涌入重庆, 使重庆城市人口急

剧增加,城市人口密度增大。战前重庆市人口约47 万人。抗战开始后, 重庆人口迅速增加, 由于日机轰炸人口疏散, 1939——1940 年市区人口有所减少。到1941 年后由于市区范围扩大, 先前被疏散出市区的大批人口再次纳入市区范围, 加之邻近四川的湖南战况告急, 大批人口再度涌向重庆。1938年11 月13 日, 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