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当代人

在这个研讨会[1]的开头，我要刻写的问题是：“我们是谁和什么的当代之人？”而首要的问题是：“成为当代的人意味着什么？”在研讨的进程中，我们将有理由去阅读那些作者距离我们许多世纪之久的文本，同样还有更为近代，甚或极其近代的文本。无论如何，我们都有必要努力以某种方式成为这些文本的当代之人。我们研讨的“时间”是当代性（contemporariness），因而就有一个紧迫的要求去和这些文本以及它们所审查的作者处于同一个时代。这一次研讨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它——还有我们——符合这种紧迫性（exigency）的能力所决定的。

最初，为我们对上述问题的追寻指明一个临时性答案的暗示来自尼采（Nietzsche）。罗兰·巴特（Roland Barthes）在法兰西学院讲座的一个评注里总结了这个答案：“当代的人是不合时宜的。”1874年，弗雷德里克·尼采——一个年轻的语言学者，他对希腊文本的研究到达了这样的地步，在两年前就凭借《悲剧的诞生》（The Birth of Tragedy）获得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声望——出版了《不合时宜的沉思》（Untimely Meditations）。在这本书里，他试图与他的时代妥协并在现时中采取一个立场。“这种沉思本身是不合时宜的”，我们在第二篇沉思的开头读到，“因为我试图把这个时代有权引以为傲的东西，即它的历史文化，理解为一种弊端、无能和缺陷，因为我相信，我们都在被历史的高烧所毁灭，而我们至少应该认识到这点。”[2]换言之，尼采把自己与现时是否“合宜”、“当代”的宣言，放到了一种断裂和瓦解当中。那些真正的当代的人，那些真正地属于时代的人，是那些既不合时代要求也不适应时代要求的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们是不合宜的（inattuale）。但恰恰是因为这种条件，恰恰是通过这种断裂和时代错误，他们能够比其他人更好地感知和理解自身的时代。

当然，这种不一致，这种“时代错误”并不意味着，当代的人是一个生活在别的时代的人，是一个在伯利克里的雅典，或罗伯斯庇尔或萨德侯爵的巴黎比他实际所处的城市和时代更有在家感的思乡病人。一个明智的人可以鄙夷他的时代，尽管他知道自己不可回避地属于这个时代，他无法逃离自身的时代。

那么，当代性就一个人是与自身时代的一种独特关系，它既依附于时代，同时又与时代保持距离。更确切地说，它是一种通过分离和时代错误来依附于时代的关系。那些与时代太过于一致的人，那些在每一个方面都完美地附着于时代的人，不是当代的人；这恰恰是因为他们无法目睹时代；他们无法坚守自身对时代的凝视。

1923年，曼德尔施塔姆（Osip Mandelstam）写下了一首题为《世纪》的诗（“世纪”[vek]在俄语中亦作“时代”或“年代”）。这首诗并没有对世纪进行一种描述，而是对诗人与他的时代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描述，也就是说，对当代性进行了描述。打开了第一节诗的词语，不是“世纪”，而是“我的世纪”或“我的时代”（vek moi）：

我的世纪，我的野兽，谁能

直视你的眼睛

用他自己的血焊接

两个世纪断裂的椎骨？

诗人——必须为他的当代性付出生命的代价——不得不把他的凝视牢牢地固定在他的世纪-

野兽上，他必须用自己的血来焊接时代断裂的脊骨。两个世纪，两个时代，不只是已知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同样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一个单独个体的生命长度（世纪[saeculum]原本就意味着一个人生命的时期）和集体的历史时期——在这里，我们称之为二十世纪。我们在上述的段落中得知，这个世纪的脊梁已经断裂了。而诗人，只要他是一个当代的人，就是这种断骨，他要阻止时代自我构成，同时他又是必须缝合这种断裂和创伤的鲜血。一方面是时代和生物脊椎之间的平行关系，另一方面，时代和世纪的脊椎构成了诗歌的根本主题之一：

生命只要活着

它必须挺起脊梁，

就连波浪也有

一根无形的脊柱。

新生地球的世纪

像婴儿柔嫩的软骨。

另一个重大的主题——这里和前面一样是一种当代性的形象——是关于世纪脊椎的断裂和焊接的，两者都是一个单独个体（在这里就是诗人）的工作：

为了将世纪从奴役中解放

为了世界重新开始

一个人必须用一根长笛

连接岁月支离破碎的膝。

这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或至少是一个矛盾的任务；接下来的诗句证明了这点。世纪-野兽不仅打破了脊椎，而且为了注视它自己的踪迹，以这种方式展露其疯狂的面孔，新生的世纪还要转过身来（对脊椎断裂的人而言，这是一个不可能的姿态）：

然而你的脊骨已经断裂

哦，我完美而不幸的世纪。

带着愚蠢的微笑

像一头曾经无比轻巧的野兽

你回首，虚弱又残酷，

只是为了一睹你自己的踪迹。

诗人——当代的人——必须坚守他对自身时代的凝视。但审视时代的人到底看到了什么？他世纪脸上的这种疯狂的笑容又是什么？我要在这里提出当代性的第二个定义。当代的人是一个坚守他对自身时代之凝视的人，他坚守这种凝视不是为了察觉时代的光明，而是为了察觉时代的黑暗。对那些经历当代性的人而言，所有的时代都是晦暗的。当代的人就是一个知道如何目睹这种晦暗（obscurity），并能够把笔端放在现时的晦暗中进行书写的人。但“目睹晦暗”，“觉察黑暗”意味着什么？

神经生理学的视角给出了一种初步的回答。当我们发现自己处于一个没有光的地方或当我们闭上眼睛的时候，发生了什么？我们随后看到的黑暗是什么？神经生理学家告诉我们，光线的缺席激发了视网膜上的一系列名为“闭合细胞”（off-cell）的外围细胞。当这些细胞被激发时，它们就产生了一种特别的视觉效果，我们称之为黑暗。因此，黑暗并不是一个否定的

观念（光明的简单缺席，或某种非视觉的东西），而是“闭合细胞”活动的结果，是我们视网膜的产物。这就意味着，如果我们现在回到关于当代性之黑暗的主题上，这种黑暗就不应该被当作一种惰性的或消极的形式。相反，黑暗表达了一种活动或一种独特的能力。在我们的情形里，这种能力等于对时代之光明的中和；中和是为了发现时代的晦暗，其特殊的黑暗——黑暗是可以与光明相分离的。

那些可以自称为当代者的人，只是那些不允许自己被世纪的光明所蒙蔽并因而能够一睹那些光明的阴影，一睹与光明密切相关的晦暗的人。说了这么多，我们还是没有回答我们的问题。为什么我们应该怀着极大的兴趣去觉察时代显现出的晦暗？黑暗难道不正是某种在根本上难以理解的无名经验吗，难道不正是某种从不指向我们、从不关注我们的东西吗？恰恰相反，当代的人把时代的黑暗当作某种关注他的东西，当作某种从不停止吸引他的东西。黑暗是某种比光明更直接地、更独一地转向他的东西。当代的人就是那些眼睛被自身时代的黑暗光波击中的人。

年轻时代的阿甘本在电影《马太福音》中扮演使徒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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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夜幕降临，我们遥望星空的时候，我们看到了闪烁的群星，围绕它们的是沉厚的黑暗。由于宇宙中发光的星系和星体的数量几乎是无穷的，我们在苍穹中目睹的黑暗，根据科学家的说法，就需要一种解释。我要讨论的恰恰是当代天体物理学对这种黑暗做出的解释。在不断膨胀的宇宙中，最遥远的星系以一种极快的速度逃离我们，它们的逃离是如此之快以至于它们发出的光线无法抵达我们。被我们觉察为宇宙之黑暗的东西，就是这种无法抵达我们的光线：虽然它们一直驶向我们，但产生它们的星系远离我们的速度要远远大于光的速度。

要在现时的黑暗中觉察这种努力驶向我们但又无法抵达我们的光明——这意味着成为当代的人。因此，当代的人是稀少的。出于这个原因，做一个当代的人，首要的就是一个勇气的问题，因为它不仅意味着能够坚守对时代之黑暗的凝视，也意味着能够在这种黑暗中觉察一种距离我们无限之远、一直驶向我们的光明。换言之，成为当代的人就像等待一场注定要错失的约定。

这就是为什么当代性觉察到的现时已经打破了脊椎。实际上，我们的时代，现时，不只是最遥远的：它无论如何也无法抵达我们。它的椎骨已经破裂，而我们发现自己就处在这个断骨的位置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已经是当代的人了。认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即当代性中讨论的约定并不简单地发生于线性时间：它是某种在线性时间内部运作的东西，它催促、挤压并改变线性时间。这种催逼是不合时宜的，是时代错误的，它允许我们以一种既“太快”又“太晚”、既“已经”又“尚未”的方式来理解自身的时代。进而，它允许我们在现时的晦暗中辨识光明，那种无法抵达我们却又永恒地驶向我们的光明。

阿甘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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