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与传统冲突下的中国现代诗歌语言问题

翻译与传统冲突下的中国现代诗歌语言问题

诗歌在中国文学史上享有非常高的地位，其中古典诗歌因其在众文学体裁中的特殊性和悠久的历史，向来被视作中华文明的精髓所在。较之于传统，中国现代诗歌产生于动荡的世纪之初，随着大量西方思想的译介，汉语本体受到了外来语言的巨大冲击，加之新文学家们一方面迫切要求语言形式的革新，另一方面又无法快速摆脱旧体文学的惯性，中国现代诗歌成为了一种非常特殊的语体，其稚嫩来源于形式和思想上的不完善。因此，很多的研究者们对于现代诗歌的价值并不看重，把它视作翻译背景下的复制品。然而，如果从文学创作的工具，即语言的角度来看，诗歌的发展实际上是语体的不断变革（常文昌，2004）。语体指的是按功能风格对话语进行的分类，其变革主要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研究：语境和语言手段（王德春陈瑞端，2000），前者涉及到大的文化背景和社会背景，较为抽象笼统，而后者则可以分别从词汇手段和语法手段来进行系统性的描述。

从20世纪初期到30年代，翻译的文学作品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原创作品的数量（陈玉刚，1989），大量涌入的西方思想促使文学创作的语言开始寻求新的、更加自由的形式，这就导致了诗歌根深蒂固的传统和革新冲突下的一系列语言问题。对于现代诗歌的价值探讨，若轻视语言变革的根本性原因，及中国知识分子在特殊社会背景下的文化身份挣扎，则往往有失公允。那么，新文学的语言产生是个怎样的过程？为什么要从语言变革来发动文学革命？翻译给汉语本体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具体反映到典型的欧化诗人创作上的语言情况又如何？前人主要侧重依托文艺理论评估诗人的价值，很少考虑到翻译背景下的语言问题（朱自清，1982；温儒敏，1993等），本论文意在突破对待中国现代诗歌单纯的文学评批，从语言学的角度，形成较为理性的分析手段，考量翻译给新文学家们带来的创作视野，从而客观的看待现代诗歌的价值问题。

五四时期大量西方作品通过翻译的形式进入中国，对汉语本体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欧化一词最早由傅斯年（1896-1950）提出，指的是汉语在语言结构上对欧洲语言的模仿。如何看待汉语受西方语言影响下的异化现象？首先应从当时人们对待翻译的态度来思考。翻译不仅仅是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化过程，其中还有译者自身价值观以及文化态度的处理。1930年，鲁迅与梁实秋之间的鲁梁笔战可以说明当时知识分子对待翻译态度的分歧。鲁迅提倡保持西方语言的异质特征，采取包纳和吸收的态度来对待欧化问题，梁实秋则认为这种异质特征只会对汉语产生破坏作用。这种争议到了50年代还在保持着广泛的影响。事实上，对于翻译中的硬译还是意译，保留异质语言特征还是维护汉语原貌，到现在还引起学者们的极大关注。如王家新（2011）就赞成语言异化给汉语带来的是积极的创新，而反对严复式的信达雅，认为这种过度的向汉语靠拢的翻译完全失去语言文化相融合的魅力，失去了语言冲击的力量和意义。那么翻译对新诗创作带来的是怎样的影响呢？

首先，翻译对新诗的规范化语体的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如何在白话文的基础之上来形成独立的诗歌体裁，并在此基础之上写出真正有美学价值的诗歌，是文学运动中最核心的问题。其中，20年代小诗的流行，对诗歌的体裁规范化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冰心的翻译和创作，体现了这一时期诗歌语言的特点。其次，翻译为诗歌语言带来了新奇的创造力，正是因为翻译使得一些诗人的创造显示出异质的特征，并折射出他们在创作过程中的价值转向，诗歌语言异质的成分使得诗歌和受众之间产生了陌生感，而正是这种陌生感推动了人们对新事物和自由的追求，反抗思维的惯性，这一点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新诗萌生之初，诗最后，我们必须客观地看到，当诗歌摆脱了传统，接收和吸纳了外国的语言形式，混杂了口语，但新的自我却没在这种尚未成熟的体裁中成长起来，可以说真正的原因还在于缺乏独立的语体。从胡适提出文学改革以来，新文学家们致力于体裁的规范化探索，新诗的成长是一个缓慢而坎坷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乏如闻一多，徐志摩，戴望舒，北岛等成功的诗人，他们的价值不仅仅是作为一个诗人来定义的，如王家新所言：在引入外来语和翻译体的过程中，虽然也留生

硬或幼稚的痕迹，但总的来看，它出自一种新的诗歌语言强行突围和建构自身的历史需要。汉语本体的发展本身就是一段奇妙的旅程。

人为什么在传统和西化之间摇摆，创造出一些并不符合汉语文法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