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齐桓晋文之事章》看孟子的论辩艺术

从《齐桓晋文之事章》看孟子的论辩艺术
从《齐桓晋文之事章》看孟子的论辩艺术
纵观《齐桓晋文之事章》此篇文章，此文系统而具体地阐述了“保民而王”的王道思想和仁民、富民、教民的仁政主张，孟子的“性善论”思想被体现地淋漓尽致。

但除此之外，孟子的论辩艺术也是其中之一亮点，对话方式的辩论使人耳目一新。

下面则将从三个方面分析此文中所体现的论辩艺术。

一、投其所好，妙设机巧。

论辩中极其忌讳的一点就是长驱直入，不顾对方的反感点在何处。

这样的话，将会使自身失去对话的主动性，整个对话的气氛也将产生一种尴尬的气氛，也不利于对话的继续进行。

孟子在《齐桓晋文之事章》中便十分注意到了这一点，本文意在宣扬王道，却不直言王道，而以齐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发端，引出孟子的一段立场鲜明的谈话。

孟子的答语既表明了对霸道的态度，又机智委婉地把谈话引向王道。

但下文又不正面谈王道，而以“以羊易牛”的事例肯定齐宣王有不忍之心，具备行王道的基本条件，借此打开话题，鼓起齐宣王行王道、施仁政的信心和兴趣。

到齐宣王提出疑问之时，孟子仍不直说自己的仁政学说，而是以一系列比喻，说明齐宣王不行仁政非不能而是不为。

要使齐王真正倾心王道，必须根除他心中以霸道得天下的大欲。

对此，孟子明知齐宣王的大欲是什么，却故意不直说，欲擒故纵，先说五种不足，才引出大欲。

然后以缘木求鱼和邹与楚战，说明齐王之大欲的行
不通和危害。

到这里，文章已渐入尾声，紧接孟子才阐述自身的最终观点，如此也水到渠成，另齐宣王心服口服。

孟子从容不迫，由远及近，步步巧设机关，使齐宣王不得不同意他讲的道理。

二、笔带锋芒，气势逼人。

相比较孟子与齐宣王两人在辩论中的气场而言，齐宣王地位较为尊贵这点无可否认，但是，在气场的大气压下，不得不说，孟子的气势更强，充满这纵横家的气概，具有说服力与感染力。

孟子的论辩多以事实为基础，论辩起来有理有据，而且有的放失，言必有中。

孟子散文的气势与他个人的性格有关，出生与战国的孟子，性情刚烈豪爽,泼辣直率,始终是一种傲岸不逊的气度,保持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人格。

谈起话来理直气壮，刚柔相济，词锋犀利。

但本文不仅波澜起伏，气势磅礴，而且逻辑上十分严密，一环扣一环，表面上散漫无纪，实则始终围绕“保民而王”这一中心论点，层次清晰地步步深入。

如王兴甲兵，危士臣，构怨于诸侯，然后快于心与?”王曰：“否，吾何快于是，将以求吾所大欲也。

”曰：“王之所大欲可得闻与?”王笑而不言。

若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

”曰：“可得闻与?”曰：“邹人与楚人战，则王以为孰胜?”曰：“楚人胜。

”此处一连五个排比句蓄势待发，故意铺开，烘托下文。

由齐宣王的不忍之心推出他有行王道的基础，进而论述不行王道是不为，而非不能。

不为王道是因其心存霸欲，所以又力论霸道的不可行及其危害。

至此，孟子才展开仁政蓝图，令齐王心动目眩，迫切希望实行王道，于是孟子又向齐宣
王说出了实行王道的具体措施。

全文如滔滔江河，感情激越充沛，语言晓畅犀利，也给予了文章不同的感觉。

三、巧譬连喻，寓理于形。

孟子善用比喻与小故事，使抽象的理论具体化，深刻的作品浅显化，整个作品形象化，也给了文章一定的趣味性。

如，“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挟太山以超北海”“为长者折枝”“缘木求鱼”“邹人与楚人战”等等，非常生动而又言简意赅地说明了道理。

孟子这些比喻，并非实际存在的事物，而是凭空造说，带有寓言性和夸张性，却并不给人虚假之感，而是更显道理之真，情事之实。

除此，孟子在阐明事理时，常常使用比喻这种手法可以使文章生动活泼，明白晓畅。

据统计，《孟子》全书二百六十章，使用了一百五十九个比喻，大大丰富了比喻这种手法。

《齐桓晋文之事章》此篇文章中，前后使用了多达八个比喻，如：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等。

孟子设喻取譬不仅数量多而且生动丰富，设喻不拘一格，有的是眼前景物；有的是书中杜撰；有的是当时的故事；有的夸张有的幽默；有的一语破的有的妙喻成串。

善于论辩的孟子，给散文界留下了一大财富。

他的巧譬连喻，他的妙设机巧，均在不同方面让我们体会论辩的艺术所在，让我们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