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

门阀士族的经济基础

中国小农经济的基础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自给自足，而支持东晋那些执掌国柄的门阀士族的大田庄经济，必然也拥有强大的自给自足能力。

所谓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土地向来是中国封建帝国的立国之本，谁掌握土地，谁就掌握国家经济本源，从而就拥有更多的政治权利。如同今天的美国，货币的发行者向来不在意谁当选了美国总统，因为他们才是这个国家的主人。

然而门阀士族并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地主或地产富户，更不同于今日同样掌握大量土地使用权的地产开发商。若仅仅靠聚敛营田而不参与政治博弈，也难以成为门阀士族。东晋的门阀士族，是土地与政治的结合体。

大田庄因为其超级庞大的规模，具有任何经济模式难以媲美的稳定性与持续性，成为期望家族长盛不衰的门阀士族的不二选择。而要维持大田庄的完整与持续运转，强大的政治力量必不可少，叱咤风云的门阀士族又成为大田庄的可靠支柱。就这样门阀士族与大田庄相辅相成，屹立百年而不倒。家族不再输给时间，纵横的田地不再被分割。

大田庄经济形成于东汉，在北方形成了大量世家大族与巩固的大田庄。然而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风水轮流转，汉魏之际的大动乱，彻底摧毁了尚不成熟的大田庄经济，同

时也更新了士族。大量土地抛荒易主，“田无常主，民无常居”然而战乱总要结束，当大动乱稍稍停息一些，因战乱而失去土地四处流浪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时，原先的破产士族与发国难财的新兴士族立刻展开竞争，大量抢占土地，此时皇权处于真空时期，无力阻止这种疯狂的土地兼并行为，因而导致封建王朝灭亡的最主要原因的土地兼并在建国之初就埋下了祸根，无需长时间的演变，这也是当世王朝短命的主要原因。

新兴的士族与旧士族的矛盾也构成了社会政治矛盾的主要组成部分。永嘉以后，士族南来，北方士族当然要全力抵抗。然而南方士族非常专业，他们借鉴北方士族的经验，山泽兼并，形成了与北方田庄大体相同的经济产业。针对这种情况，掌握东晋实权的北方氏族集团发布了禁止封锢山泽的法令，企图以此对抗南方士族集团的侵略，但终没有挡住大潮流。然而，北方士族在这场因经济而引发的政治博弈中也并非一败涂地。毕竟北方士族在此经营了数百年，是十足的土著，虽然在规模方面没有击败南方士族，但是就其稳定性而言，南方士族的大田庄还远远不是北方士族的对手。就其事例而言，谢氏当之无愧的是其典型，庞大的始宁山居在当时令人惊叹，在现今使人唏嘘。

东晋的门阀士族不会像土地主一样通过资本积累与再投入来扩大产业规模，他们有一种更为有效，更为稳妥的方

法：通过政治势力来获得土地，如谢灵运。然而那些士族名士又不愿抛弃自己的清高的名声与家族名誉，所以就出现了一边凭借手中政治特权聚敛土地，一方面又义正言辞的说：“何用田为、何用食为”这种可乐的现象。

有一种观点认为，士族阶层的壮大与维持是依靠其文化面貌与政治权势。然而，士族表现在最浅显方面的确实如此，但不代表深层原因亦然。自从有了人类社会，财富便随之诞生，而决定人类进程的归根结底只有财富，东晋的门阀士族必然也逃脱不了这一普遍规律。虽然有的士族家庭家境贫困，但不能说明士族阶层与财富多寡无关。有一时贫困之士族，但绝无累世贫困之士族。

总而言之，士族依靠大田庄为其政治势力提供了资本，而强大的政治势力又为其经济提供了保证，在二者的共同作用下，东晋的皇权受到了灭顶之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