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商文化的历史探源_章剑鸣

浙商文化的历史探源

章剑鸣Ξ

(台州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浙江　临海　317000)

[摘要]　浙商文化是人类在商品流通过程中所铸就的一种特殊文化现象,它是由浙商所创造且渗透在其一切行为系统里的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是浙商在工商业行为进行过程中的思想、情感、价值观、行为方式、道德规范的总和。浙商文化是在浙江区位特色中形成、在深厚的文化积淀中产生、在改革开放中发展起来的。

[关键词]　浙商　浙商文化　概念　历史考察

[中图分类号]　G1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6917(2005)11-0186-03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经济的发展态势令人瞩目。究其原因,浙江文化是浙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其中,浙商在追求财富的路途上形成的浙商文化,是浙江文化最有价值、最耐人寻味的部分。本文拟从浙商和浙商文化的定义入手,对浙商文化形成的原因作一探讨。

一、浙商与浙商文化的概念界说

浙商是浙商文化的创造主体。研究浙商文化,不能不谈“浙商”。但目前学术界对“浙商”与“浙商文化”这两个概念并没有确切的论证和阐述。在此,笔者给“浙商”与“浙商文化”的概念予以界说。

浙商是相对于历史上所谓的晋商、徽商、潮商等概念提出来的。浙商,顾名思义就是浙江商人。但这样的解释似乎不太让人满意和清楚。这是因为,第一,浙江商人既可以理解为浙江籍的商人,也可以理解为在浙江经商的所有商人。如果指的是浙江籍的商人,那么,就应包括在浙江省内和省外经商的所有浙江籍商人;如果是指在浙江经商的所有商人,那么,在浙江经商的外省籍(甚至外国籍)的商人也可以称为浙商。显然,后一种理解是有争议的。第二,由于商业经营的范围广,商人的类别比较多,经营层次也有高低之分。因此,笔者认为,浙商指浙江籍在省内和省外创业的所有企业的投资者和经营者。浙商是近代才崛起的,近代浙商以宁波帮和龙游帮为代表。在现代,温州商人在浙商中的地位越来越突出,几乎成为浙商的代名词。

浙商文化是一种商人文化。按《辞海》的说法,广义的文化是指人类在社会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是指意识形态,如思想、道德、风尚、宗教、信仰、科技、学术等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机构。其实,文化应是多层次的,“首先是物质层次,最后是思想与价值层次”[1]。浙商文化中的文化概念属于思想与价值层次的文化。由此,笔者给浙商文化下的定义是:浙商文化是人类在商品流通过程中所铸就的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是由浙商所创造并且渗透在其一切行为系统里的观念体系和价值体系,是浙商在工商业行为进行过程中的思想、情感、价值观、行为方式、道德规范的总和。

二、浙商文化形成的历史考察

浙商文化是一种重商的地域文化。循着浙商的发育进程溯流而上可以发现,浙商文化是在特定的地理环境、人文传统和社会历史背景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1.浙商文化是在浙江区位特色中形成的

据汤恩比“挑战—应战”论,地理环境向人类提供生存空间、生存物质的同时也提出挑战,而文化(文明)是人类应战的结果。自然地理环境作为社会赖以生存发展的基本物质条件,它在文化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和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不同的自然地理环境会使人们日常生产生活方式具有不同的特点,从而形成不同的行为习惯和经验传统,导致人的文化性格上的差异。浙江位于东海之滨,是一个“无资源优势、无国家扶持、无优惠政策”的“三无”小省。浙江的区位有以下特色: (1)东部靠海,大陆海岸线长达2000多公里,是我国海岸线最长的沿海省份之一。(2)自然资源相当匮乏,铁、煤、油等大宗原材料极度缺乏,被称为“资源小省”。(3)人多地少,浙江省人口4000多万,占全国总人口的3.6%;陆地面积10.18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1.06%,是中国陆域面积最小的省份

6812005年第11期

(总第125期)

广西社会科学

GUAN GXI SOCIAL SCIENCES

NO.11,2005

(Cumulatively,NO.125)

Ξ[收稿日期]2005-06-28

[作者简介]章剑鸣(1964-),女,浙江临海人,台州学院人文与社会学院讲师,硕士。

之一,素有“七山一水二分田”之称。浙商文化的形成与浙江的区位特色密切相关、不可分割。

首先,靠海的地理位置和绵长的海岸线,孕育了浙江人扩张的海洋文化性格和善于经商的禀赋。浙江沿海居民傍海而居、出海而航的生活环境和生产实践,形成了更具开放性和依赖商业交易的生产方式与生活传统,培育出浙江人心胸开阔、敢冒风险、开拓进取的海洋文化性格,随机应变的能力以及对风险的心理承受力。同时,为了抵御海洋生产作业过程中的各种风险以及满足远洋航运捕捞的需要,产生了合作生产的传统,使浙江人逐渐形成了一种比较适合团队生产要求的内在潜质,赋予了浙江人遵从共同生产规范的内在禀赋,同时也提高了其对各种非合作行为进行协调与制衡的博奕能力。因此,浙江人善于经商的禀赋不是天生的,而是特定的海洋地理环境造就的。

其次,自然资源的匮乏和人多地少的窘境,形成了浙江人经商务工和商游四海的谋生传统。浙江人多地少,人地矛盾给了浙江人沉重的生存压力,使浙江人产生了一种求生存、求发展的强烈忧患意识,也使浙江人更加关注和探索自身的出路问题,表现出一切从自己生存实际出发的务实精神。人多地少的窘境,意味着要在农业之外寻求生存的门路。自然资源的匮乏,削弱了浙江人对于外界自然的消极依赖心理,使其更容易摆脱对土地的依恋。在商业文化传统的影响下,许多浙江人为了生存而从事工商业,而这同时也逼迫他们在市场竞争中比别人更勤于思考,比别人更花心思去寻觅、捕捉商机,以自己敢为人先的创新实践,去赢得市场竞争的优势。

再次,无国家扶持和优惠政策,造就了浙江人的自强意识和拼搏精神。浙江地处东南沿海,临近台湾。由于海峡两岸关系紧张,使浙江处于海防前线。历年来国家在浙江的投资很少,1953年～1978年,累计人均国有投资只有411元,为全国平均数的一半,居全国倒数第一,国家大型建设投资项目在浙江几乎没有。因此,浙江人“等、靠、要”的依赖思想比较少,自主自立自强意识比较强,对发展经济有强烈的欲望。于是,一大批有商业头脑和意识的探路者在祖国大江南北“落地生根”。

此外,从浙江省内制度创新的版图分布来看,“浙商”精英主要集中在具有商业文化传统而人地矛盾十分紧张的地带,如温州、台州、金华、绍兴、宁波等地。相反,生存压力较小、物产富庶的杭嘉湖地区与地处僻远又缺乏商业传统的丽水、衢州等浙西南山区,优秀企业家集中度非常低。由此可见,区位特色是浙商崛起和浙商文化形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2.浙商文化是在深厚的文化积淀中产生的

任何一种文化都不是突然产生的,文化是历史变迁过程中的积淀,是国家和民族根之所系,脉之所维,是一个民族精神和智慧的长期积累和凝聚,具有很强的历史传承性。浙江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文化历史源远流长。长期的生产实践和社会实践,形成了浙江特有的文化传统,涌现出了一大批学者、大师,他们的价值观念和行为取向,为浙商文化的产生奠定了深层次的文化精神底蕴。

首先,“义利并重”的价值观念和“工商皆本”的文化传统,是构成浙商文化的基本因子。自秦朝以来的近两千多年,“重农抑商”一直是中国商业的基调。但在浙江历史上,许多著名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大多提出了重要的经济思想和发展经济的主张,南宋时期被合称为浙东事功学的以陈亮为代表的永康学派、以叶适为代表的永嘉学派、以吕祖谦为代表的金华学派以及明清时期以王阳明为代表的阳明心学派和以黄宗羲等为代表的清代浙东学派,都曾大胆地提出了具有倡导功利、注重工商的新思想,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独树一帜。特别是南宋时期形成的浙东学派的事功之学传统对浙商的影响可谓至深,在观念形态上直接影响着浙江商人的经营理念与方式,直至商业行为。如南宋思想家、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认为义理存在于功利之中,“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2],指出“农商一事”,“商藉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永嘉学派的领军人物叶适反对义利两分,提倡功利,主张“以利和义”、

“义利并立”。他说:“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耳。”[3]疾呼要“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羲则指出,“世儒不察,以工商为末,妄议抑之。夫工固圣王之所欲来,商又使其愿出于途者,盖皆本也。”[4]浙东事功各学派虽有不同之处,但其学术主张在本质上都有一个共同点,即重视工商,主张学术与事功统一,实事实功,学术的目的在于经世致用。陈亮主张“农商一事”,叶适主张“义利并存”、

“大贾可官”,黄宗羲主张“工商皆本”,这些思想既是对传统抑商理论的否定,又是对传统商业文化的一种全新的整合,集中反映了浙江人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所形成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成为浙商文化的重要思想源流。同时,浙江历史上书院兴盛、私塾众多,“耕读传家”,尊师重教,各种民间文艺繁荣,使这些思想观念在民间得到广泛传播,构成了浙江人的“遗传因子”,形成了“义利并存”和“工商皆本”的精神遗产,并代代相传,潜移默化地影响浙江人的社会心理,形成了浙江重商的区域文化传统。这就为浙商的形成、发展作了充分的理论上铺垫、心理上准备、文化上扶持,从而构成浙江商人崛起的文化背景。

其次,商业发达的文化积淀和西方商业文明的熏陶,是浙商文化形成的源流。浙江具有对外交往的悠久历史,又是近现代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重要前沿,这使浙江人较早和较多地接受了西方文化的熏陶。明朝时,大批西方基督传教士来到中国,带来了西方文化、思想和科学技术。而浙江又有许多具有早期启蒙思想的学人热衷于西学,如李之藻、杨廷筠对西方科学技术及其教育制度的推崇和译介,黄宗羲对西方科学知识的广泛吸收,朱舜水对西学务求实证科学精神的倡导等,加上浙江是沿海省份,是我国商品经济发源地之一。因而,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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