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自觉与文人命运的思考

文学自觉与文人命运的思考

——魏晋文学的重新解读

任兴永

（河西学院中文系甘肃张掖734000）

摘要：魏晋是一个动荡和战乱的年代，却也是一个文学自觉的年代。魏晋文学的精巧机制，纷繁驳杂，多元和超凡使它的魅力历久不衰。而在魏晋文学自觉的思潮中，文人命运的斑驳与不幸，又成为文学自觉意识的一种历史反思。

关键词：文学自觉；文人命运；纯文学；文学人格；心路历程；诗情情致

在中国古代文学中，魏晋文学一直处于不显目的位置，在许多人的思维定势中：汉赋、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一直占据文学史的主要地位。而谈到魏晋文学，自宋代以后，它总是受到歧视、贬斥，甚至受到人们的忽视。其实，魏晋文学的魅力之所在，正在于文学由自发到自觉的发展在中国古代文学中产生了突破和超越的伟大意义，更在于魏晋是一个特殊的时代，它的纷繁驳杂、陆离怪诞多少令许多人难以从惯常的思维去得到清晰的解读，它的多元化和复杂性更令诸多的历史学家、文学家敬而远之，也许，这就是魏晋文学一直处于被冷落和疏远地位的原因之一。若换一种眼光来看，一种文化色彩鲜明、魅力非凡、不同凡响又受到人们的冷遇，不能不说是文化的缺憾。众所周知，魏晋是一个动荡和战乱的时代，之所以形成文学的多元和复杂。则是社会各方面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由于本时期社会基本上处于分裂状态，战乱频仍，朝代更替频繁繁，统治者少有精力来顾及思想文化事业。政治对文学的干预较少，思想文化呈现放任自流状态。文人对离乱生死的感叹和士子对出仕入仕的思索，更是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素材，而佛教的传播，玄学的渗透使整个文学思潮脱离了儒家所强调的政治教化的需

要。寻求文学自身独立存在的意义，回归文学自身的特点，使文学变成了个人的行为。抒发个人生活体验和情感，表明魏晋文学已逐渐成为一种非功利的纯文学创作。

魏晋文学精巧机制的魅力自觉的的深层涵义是表现人。表现人的情怀、人的审美爱好；表现人的性格；重视人的任情所为，人的才性、情感、气质、风貌、格调、风度为人们所关注，最终形成了魏晋文人的思辨、自适、贵族士大夫风度、诗性才情等千古不衰的魅力。本文试图从魏晋文学派别的自然生成和文学人格方面入手，重新去解读魏晋文学的超凡，展示文学自觉的思潮，探索文人命运和文学发展的心路历程。

一、从建安风骨到正始之音：文学自觉的个性化表现。

文学的自觉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它贯穿于整个魏晋南北朝，是经过大约三百年才实现的。[1]联系先秦时期，文学作为人们劳动之余的一种娱乐形式，是自发产生的。在那个时代，自觉从事文学专业创作几乎是不可能的，秦汉之即，随着封建体制政权的创立，文学作为政治的附属品，是一种教化的工具被用来为政治服务的，即使是象汉赋这样的文本在很大程度上也是用来取悦统治者而作的，那时的文学只能笼统的说是一种御用文学或宫延文学，基本上仍处于一种自发的状态。建安时代，“三曹”（曹操、曹丕、曹植）“七子”（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刘桢）[2]的出现为中国文学打开了一个新的局面，并确立“建安风骨”这一诗歌美学的典范[3] 。他们的诗文，各逞才藻，个性鲜明，是个人经历和才情志性的抒发。由于建安文人饱尝离乱之苦，他们高扬着建功立业，扬名后世的政治热情，造成了当时诗歌“雅好慷慨”、“志深笔长”、“梗概多气”的特点。“慷慨”几乎成为建安文人诗作中习用的词。如曹操《短行歌》：“慨当以慷，忧思难忘。”曹丕《于僬作诗》：“慷慨时激扬。”陈琳《诗》：“慷慨咏坟经。”吴质《思慕诗》：“慷慨自俛仰，庶几烈丈夫。”曹植《薤露行》：“慷慨独不群”，《野田黄雀行》：“秦筝何慷慨”；《赠徐干诗》：“慷慨有悲心，兴文自成篇”；《弃妇诗》：“慷慨有馀音,要妙悲且清”等[4]。正是建安诗歌的慷慨悲凉,体现了建安文人的鲜明个性。又如建安文人面对社会动乱，生灵涂炭，发出了“人生一世间,忽若暮春草，”(徐干《室思诗》)；“良时忽一过,身体为土灰” (阮瑀《七哀诗》)；“常恐时岁尽,魂魄忽高飞”(阮瑀

《诗》)的感叹[5]。体现了他们的人生态度和对个人价值的思考,无论是曹丕将其父之悲慨淡化为哀惋,还是建安诸子或孤傲(如刘桢)或沉郁(如王粲)或舒缓(如

徐干)……，他们均程度不同的折射出诗作与人格的双重投影。建安诗人多负文才，在进行诗歌创作时，打破了陈规，另辟蹊径，展现了自己独特的风貌。如曹操诗古直悲凉，气韵沉雄；曹丕诗便娟婉约,有文士气；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建雅怨,体被文质”(钟嵘《诗品》)；王粲的和刘桢的诗：“仲宣躁竟,故颖出而才果,公干气褊,故言壮而情骇”(刘勰《文心雕龙·.体性》)。诗歌语言方面，曹操，阮瑀诸人较为朴质,曹丕、王粲等人则较秀美；曹植既有风骨，又富文采：建安文人诗作的个性和表现，从他们的创造新动机而言，完全是一种心灵自愿的客现展示，他们敢于正视自己的主观世界，正视苦难的社会与人生，并抒发各自的情感和愿望，唱诗人自己的歌，倾诉诗人内心深处的郁闷，以及对生命感性的独特感受，才使魏晋（建安）文学具有了鲜活的色彩和个性，具有了文学艺术的魅力。

到了“正始”时期，随着政治理想的落潮，文人多遭杀戳的命运使文人自身产生了生存危机感和幻灭感。“竹林七贤[6]”代替了建安文人，成为魏晋文学中自觉个性的又一体现。这时期的诗歌与建安文风已迥然相异，而“竹林”作为一个无嵇可考的地方，作为“七贤”聚会的处所，印证了他们心路历程的蹒跚步履，展示着他们人格构建的曲折心迹。正始文人无须统治者保持一致，嵇康与阮籍，或公开或隐蔽地不与司马氏合作；向秀刘伶与阮咸，醉心于或庄玄或杜康或丝竹；即便是山涛与王戎于时世与俗情之外，也不乏方外之思与玄远之想，建安文人的忧患和功名心已在竹林文身上淡化，在他们的诗作中，对民生疾苦的感叹和个人豪情壮志抒发的成分减少了，而抒写对时政的不满，个人怨愤的作品增多了。阮籍诗“颇多感慨词”（锤嵘《诗品》）和“忧生之嗟”（李善《文选》注），嵇康诗亦“多抒感愤”（陈祚明《采叔堂古诗选》卷八），透过他们的诗，我们才能理解那个“真正的时代”文人命运的遭遇和文学创作“真正的自觉”。“竹林七贤”作为又一个文学集团他们以清淡分析论辨老庄的哲学为主，并用老庄哲学的放荡精神来反抗为当时统治阶级所尊重，所利用的儒家礼法。而受到正始风的影响，他们的诗歌逐渐与玄理结合，诗风由慷慨激昂变为词旨渊永，寄托遥远[7]。个人情感的表现更为圆润尽致，从他们诗文中可以感受到对时政的不满，对权贵的蔑视，以及自我人格的清高。如果说汉朝的司马相如作赋是为文而用，是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