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尴尬人生_浅析_围城_中的不伦不类意象

第２６卷第５期

（２０１２）

内江师范学院学报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ＮＥＩＪＩＡＮＧ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Ｎｏ．５Ｖｏｌ．２７

（２０１２）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尴尬人生

———浅析《围城》中的不伦不类意象

黎保荣，　张莉霞＊

（肇庆学院文学院，　广东　肇庆　５２６０６１）

摘　要：《围城》是一部反映中国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代知识分子的小说。它描绘了众多不伦不类意象①，主要从文化现象，人物及其人生方面进行观察，对处于抗日期间知识分子的生存现状进行幽默、辛辣而深刻的讽刺，从而揭示了尴尬人生的哲思。

关键词：《围城》；不伦不类意象；知识分子；尴尬人生；文化乱象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７．４２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６７１－１７８５（２０１２）０５－００４６－０５

伊塔洛卡尔维诺在《为什么要读经典》中提到：一部经典作品是一本永远不会耗尽它要向读者说的一切东西的书［１］４。钱钟书的《围城》就是这样的经典。面对《围城》这部经典，前人已经做了非常多的研究，从主题意蕴到人物形象，从结构主义，比较文学，接受美学到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等都有深入开掘，但是对小说的不伦不类意象缺乏整体研究。

钱钟书在《围城》序中说到：“在这本书里，我想写现代中国某一部分社会、某一类人物。写这类人，我没忘记他们是人类，只是人类，具有无毛两足动物的基本根性。”［２］１该作品是作家在１９４４年至１９４６年“忧世伤生”中“锱铢积累”完成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末４０年代初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也是当时知识分子尴尬人生的一个映照。“不论是类似现实的、理想的还是虚幻的艺术世界，里面的主人公所遇到的各种情况及其感发的种种心理活动，都是一幅幅关于人生的意象世界，是一个人生的境遇的观照点（或面）”［３］２８０，《围城》包含了一系列看似不伦不类却意蕴无穷的意象，围城即是迷城，令人深思。下面主要从作品的文化，文人及其生存现状三个方面所表现出来的不伦不类意象说明现代知识分子的尴尬人生。

一、磨合中的中西文化

“西学东渐”之风盛行的近代中国，古老而传统的文明掺入了西方的现代文明，腐朽封闭的思想文化散发着“洋气”。中西文化在磨合中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尴尬荒谬的局

面。钱钟书以其睿智的眼光敏锐地捕捉到传统现代转型时中西文化互相碰撞产生的种种可笑的现象并予以辛辣地讽刺。

首先是邮轮上的文化现象。小说开篇点明时间是１９３７年，法国邮船白拉日隆子爵号从印度洋面前行，目的地是中国，这就是不中不西的象征。钱先生不但国学基础深厚，也熟悉西方文化，在中西文化上他能够独具慧眼，客观地评价中西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在这艘法国邮轮上，我们见识了西方文化的“进步的丑陋”。邮轮象征着西方文明的进步，可是船上的人群及环境却表现出格格不入的丑陋面貌。对西方人，例如“法国人的思想是有名的清楚，他们的文章也明白干净，但是他们的做事，无不混乱、肮脏、喧哗，但看这船上的乱糟糟”，思想上与行动上的不一致，把西方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不协调做了理性地批判。在中国人一方，受几年西方文化熏陶的中国留学生归乡心切，希望为祖国排忧解难，在难耐的寂寞中借“国技”麻将来排遣，又追随了世界潮流。这就是“忧国忧民”的留学生，打发无聊光景还要光鲜的粉饰，在作家诙谐的笔调中可见其虚伪，媚外之丑陋。鲍小姐被人戏称为“熟食铺子”，又有人称其为“真理”，由“真理是赤裸裸的”和她的局部赤裸推出其为“局部真理”，“鲍鱼之肆是臭的，所以那位小姐姓鲍”，钱钟书这番别有意味的用典，可见鲍小姐是被否定的人物，是庸俗的肉欲的化身。再加上鲍小姐是混血儿，有中国的成分也有葡萄牙的成分，象征了她身上的多

　收稿日期：２０１２－０１－２０

　作者简介：黎保荣（１９７４—），男，广东肇庆人，广东肇庆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张莉霞（１９８８－），女，广东揭阳人，肇庆学院文学院２００８级本科生。

　总第１５２期黎保荣，张莉霞：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尴尬人生

元文化，不是纯粹的“本土文化”，亦如“不伦不类”文化的象征。

其次是教育领域的文化现象。就拿“留学”现象来说，作者还做了一段精妙的解说：“事实上，惟有学中国文学的人非到外国留学不可。因为一切其他科目像数学、物理、哲学、心理、经济、法律等等都是从外国灌输进来的早已洋气扑鼻；只有国文是国货土产，还需要外国招牌，方可维持地位”［２］７，由此可见，当时的“留学热”不亚于当下，对当时人们那股崇洋的媚俗以及民族的虚无主义做了冷静地讽刺，同时也对西方文化冲击传统文化的现象作了富有时代意义的审判。像方鸿渐一类的知识分子出国留学不仅仅是一种时髦，更可以看出当时国民的价值观———崇洋思想的膨胀。在小说中，方鸿渐曾说过：“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了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可见这一时期的大批知识分子醉心留学犹如《儒林外史》中读书人醉心科举一样。同样在三闾大学要实行西方的导师制，结果在一群高级知识分子的组装下有了富有中国特色的导师制，不伦不类，真的是“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想中国真厉害，天下无敌手，外国的东西来一件，毁一件”。中国战时的高等教育存在一定的不合理，只是盲目地追求外来的东西，而忽略了自身的教育实情。

再者是当时社会生活表现出来的文化现象。西方文明刚刚进入中国这片闭塞传统有着浓浓的封建思想的土地上时，“中西合璧”的现象太多了，小说更是以其饶有趣味的调侃语调嘲讽了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相互掺杂一起产生的不伦不类现象，如“小城市的摩登姑娘，落伍的时髦，乡气的都市化，活像那第一套中国裁缝仿制的西装，把做样子的外国人旧衣服上两方补丁也照式在衣袖和裤子上做了”，而大城市的张太太更是“西学为用，中学为体”的典型代表，“享受了最新的西洋科学设备，而竟抱这种信仰，坐在热水管烘暖的客堂里念佛”，在战事不稳的年代里仍忘不了迷信，“天天念十遍‘白衣观世音咒’”，求菩萨保佑。在这种表象里亦可以发现中国文化中守旧腐朽势力是根深蒂固的。

最后是西方文明下的封建守旧势力的现状。在新旧文化交替的转型时期，不是一蹴而就，而是要经历一个磨合阶段，而且还有可能付出一定的代价。在方鸿渐所在的封建大家庭中则有鲜明的体现。方鸿渐的父亲是一个“标准”的封建家长式的人物，迂腐守旧，处处以封建传统道德和文化思想武装自己，也以其特有的“一家之主”的威严干涉着他的子女。当方鸿渐负气从丈人家里搬出来，并拒绝吃周家的四色路菜，方遯翁特在日记上添了一条“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高兴儿子效仿古人的“德行”，并且“方遯翁的迂腐和他在儿女婚姻问题上的专制态度已对儿女造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和精神的抑郁与变态，而他不但不以为然反而得意非凡”［４］。方遯翁在固有的封建观念上接受不了新思想、新观念，“五四”以来提倡“个性解放，男女平等”依然是他眼里的洪水猛兽，他不同意儿子儿媳妇这对“新新人类”的生活观念及家庭模式。他认为“女人的责任是管家”“对丈夫要服侍得称心”，她还希望作为知识女性的儿媳要遵守传统妇道，不要抛头露面在外工作，更不可能比丈夫赚钱多，否则“丈夫还能振作乾纲么”，这些都加剧了方孙二人与方家的矛盾，同时也影响了方、孙二人刚刚建立的情感。生活在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孙柔嘉相比于“五四”时期的新女性要成熟多，面对方遯翁管治下的迂腐封建家庭里的长幼尊卑的人伦礼教，婆媳间互不理解，妯娌间明争暗斗是无法忍受的，连方鸿渐也感慨“一向和家庭习而相忘，不觉得它藏有多少仇嫉卑鄙，现在为了柔嘉，稍能从局外人的立场来观察，才恍然大悟明白这几年来兄弟妯娌间甚至父子间的真情实相。”封建旧家庭和受现代文化影响较多的方，孙二人的小家庭之间的摩擦是不可避免的，挣扎在不伦不类的中西文化夹缝中的二人是“左右为难，受足了气，只好在彼此身上出气”。作者以小见大，从方遯翁一家来看整个中国传统文化，毫不留情地揭露和鞭挞了没落的中国封建的文化体系，尤其突出了它在现代文明下显得垂垂老矣的腐朽气息，尖锐而深刻。

《围城》针对中西文化相汇撞击产生众多的荒诞的社会现象，作家不做全盘否定或肯定，而是用文学加以表现，直面不伦不类的社会百态，在令人捧腹之余，也向人们道出作家内心的“忧世伤生”，在这样的时代下，知识分子的生活背景被勾勒出来，跃然纸上，令每个时代的读者能切身感受到当时那个无奈而又尴尬复杂的社会风气。钱钟书在《围城》中能理性地站在中西方思想的交汇点上，客观真实地审判二者，至今也没使作品丧失它的现实意义，这就是它的魅力所在。

二、“围城”中的知识分子

钱钟书在《围城》中所描写的知识分子各具其态。小说主要是从大都市上海和三闾大学两地来写知识分子。大都市上海是体现现代文明的摩登城市，同时也是战乱中的孤岛，活跃在其中的知识分子也是有着时代的影子，这些知识分子身上的种种姿态，都逃不过钱钟书先生那敏锐的观察力和对人性本质的透视力。

小说中苏文纨虽然对方鸿渐芳心暗许，却仍玩弄着方鸿渐与赵辛楣为其争风吃醋，以此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和变态的欲望。方鸿渐要追求的是浪漫的爱情，不是苏文纨，惟有被认为“摩登文明社会里那桩罕物———一个真正的女孩子”的唐晓芙才是，一副天然的可人形象令方鸿渐难以自拔，他对唐晓芙是真心的，随着拒绝苏文纨，也对唐的爱无法持续。在“爱情的围城世界”，赵辛楣对苏文纨，苏文纨对方鸿渐以及方鸿渐对唐晓芙的爱都是单向的，一厢情愿，注定是要受伤的。他们各自都追逐不到理想的爱情，“心里仿佛黑牢里禁锢者摸索着一根火柴，刚划亮，火柴就熄了，眼前没看清的一片又滑回黑暗里。譬如黑夜里两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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